斯大林逝世前，苏联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一件大事：有人指控高层中潜伏着一个“恐怖组织”，他们伪装成医疗专家，实则用慢性手段谋杀苏联高级领导。

1953年1月20日，当一辆军车停在自家门前时，女医生利季娅·季马舒克相信，这回自己死定了。

她甚至准备好了换洗衣物，做好了“长住”卢比扬卡的准备。但令季马舒克意外的是，她最终被带到了克里姆林宫，而非内务部，接见她的也不是贝利亚，而是马林科夫。

马林科夫满脸笑容，亲切地称赞道：多亏了您，我们才揭发了那个恐怖集团。

季马舒克还被告知，斯大林已经批准授予她列宁勋章，就这样，一个在半年前还险些被打成“反革命”的嫌疑人，如今稀里糊涂地就成了国家英雄。

然而季马舒克对此始终惴惴不安，她甚至都不敢确定，自己当年所做的选择是否是正确的。

一切要从当年的苏联二号人物安德烈·日丹诺夫蹊跷的死说起。

日丹诺夫的工作能力很强，长期掌管意识形态领域的他在苏联高层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与斯大林还有一层亲家关系，因此，笔者一直认为二人始终是紧密的政治盟友。

然而在最近读到的一些资料文献中，这种观点被彻底颠覆了。

一些学者提出，纵观斯大林的政治生涯，他有更换干部、提拔新人的习惯。虽然其中有为决策层补充新鲜血液的目的，但更多的是防止“权阀”的出现，从而更好地巩固自己的权力。

从逻辑上讲，这种观点是说得通的。

况且，斯大林在政治生涯末期的操作，也确实印证了上述猜想——故意疏远莫洛托夫、米高扬、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等“老禁卫军”，甚至一度打算网罗罪证，打算除掉莫洛托夫。

能力更强、更加“碍眼”的日丹诺夫首当其冲，但斯大林却很难下手，因为前者参加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每一场战役，甚至连人民群众对领袖的最高崇拜，都是他一手塑造的。

通俗地讲，把日丹诺夫关进大牢，给他定罪，否定他过去的工作，就相当于否定斯大林本人——哪有往自己脸上扇巴掌的道理？

好在“机会”很快就出现了。

日丹诺夫一早就重病缠身，二战后，其健康状况更是急速恶化。1947年，他曾在一次高层会议上当众晕厥。

1948年7月，在专家的建议下，日丹诺夫不得不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前往诺夫哥罗德州瓦尔代湖的疗养院休养两个月。

哪知此举非但没让他的病情得到缓解，反而进一步恶化。

1948年8月28日，苏联高层组建专家医疗小组，乘坐专机奔赴疗养院为日丹诺夫治病。

该小组阵容相当豪华，成员包括苏联科学院院士维诺格拉夫教授、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长叶戈罗夫教授、瓦西连科教授等，几乎每一位都是所在领域的领军人物。

我们前文提到的利季娅·季马舒克医生，时任功能诊断科主任，能力出色，资历比上述几位要差一些。

按说这么一群大佬给人瞧病，问题应当不大，怎料意外却发生了：大伙儿原本认为日丹诺夫远不到病入膏肓的地步，怎料三两下给人治死了。

1948年8月31日，日丹诺夫心脏病突发，死于瓦尔代湖疗养院。

长期以来，学界认为日丹诺夫之死，是以他为首的“列宁格勒派”与以马林科夫、贝利亚为首的“机关派”权斗的结果，但在一些资料里，研究者将矛头指向了斯大林。

要命的是，在给日丹诺夫诊断过程中，专家小组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季马舒克在看过心电图后坚称“病人两心室间隔处有心肌梗塞”，病人需静卧在床接受持续治疗。

其他专家则认为，日丹诺夫的病因是动脉硬化和高血压造成的功能失调，在经过治疗后允许他看电影、外出散步，最终死于突发心脏病。

眼见说服不了其他人，她于8月29日写了一封信，委托日丹诺夫的卫队长别洛夫少将转交给上级。殊不知，这封信埋下了可怕的伏笔。

日丹诺夫死后，列宁格勒派群龙无首，机关派则趁机展开残酷清算，连斯大林相当青睐的经济专家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都没能保住。

马林科夫、贝利亚如愿获得胜利，斯大林也如愿除掉了日丹诺夫，皆大欢喜。

事实上，此事大可在对方病逝后便点到为止了。高层也没必要特意解释此事，毕竟日丹诺夫身体状况长期欠佳、积劳成疾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怎料就在1952年夏季，变故发生了。

据季马舒克回忆：不久后，她的顶头上司，时任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长的叶戈罗夫教授得知了她偷偷写信给高层的事情，作为处罚，将其下放到分院工作。

随后几年里，一切风平浪静，她也渐渐接受了新职位，然而在1952年夏的某天，几名内务部人员突然出现在医院，将她带到卢比扬卡广场并秘密进行审问。

这场审问非常诡异，秘密警察显然想从她口中获得一些什么，有意暗示甚至诱导，但季马舒克始终坚持自己的说法：写下那封信，只是因为工作中的分歧罢了。

被释放半年后，文章开头的那一幕便发生了：季马舒克被一辆轿车接到了克里姆林宫，被告知授予“列宁勋章”。随后，苏联各大官媒都刊登文章，将她称作“爱国医生”、“国家英雄”。

她不知道的是，这封信可害惨了同僚。这半年内，同僚们都陆续被逮捕，在审讯中惨遭各种严刑拷打。

享誉世界的内科学术大佬埃廷格尔教授被活活打死，其妻子后来也被逮捕，当局要求她供述丈夫的“罪行”；就连他们年幼的儿子，都被判了10年劳改。

1953年1月30日，塔斯社正式向全苏联宣布，高层内部存在一个规模庞大、组织紧密的恐怖集团，他们背靠的是国际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焦因特”，该组织是由CIA一手扶持起来的。

内务部还查明，其中一部分成员是效力于英国情报部门的间谍。

这些人伪装成医学专家，采用隐瞒真实病因、做出错误诊断的手段，甚至故意采用错误疗法，缩短苏联重要领导人的寿命。

除日丹诺夫外，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戈沃罗夫元帅、科涅夫元帅、列夫琴科海军上将都是这伙人谋害的。

上述便是“日丹诺夫案件”，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克里姆林医生案”。

总而言之，一切都是美英的阴谋。

该消息在苏联国内掀起轩然大波，一时间人心惶惶，就连基层百姓得了病都不敢去医院就医服药，许多医院冷清到门可罗雀。

许多不明真相的人痛骂医生是“白衣杀手”，纷纷写信给《真理报》，要求国家把这些败类赶尽杀绝。

有了“民心”，苏联高层开始放手操作。不久，苏联高层就展开行动，大量装载犯人的货车被调往首都莫斯科。

值得一提的是，几乎在同一时间，早已淡出权力核心的朱可夫元帅，也被斯大林秘密调回莫斯科——或许这不是巧合，斯大林需要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统帅，在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混乱中稳住军队。

他想要趁此机会对苏联高层进行新一轮清洗，就像30年代所做的一样，打掉那些功勋卓著、政治根基稳固的老人，启用足够忠诚的新人，进一步稳固他的权位。

这并非单纯的猜测。70年代初，布尔加宁在一次谈话中就透露：当年斯大林显露出了很强烈的意图，在克里姆林医生案发生后动手除掉莫洛托夫和米高扬。

在当时，斯大林已经毫不掩饰他对莫洛托夫的痛恨，甚至当众指控对方被美国人买通，成了“叛徒”。

另一方面，由于苏联社会对犹太人的仇视情绪日益高涨，加上斯大林本人对犹太人的憎恨，他也想借此机会清洗掉国内的犹太人群体。

斯大林曾说：“犹太人是美帝国主义的第五纵队”，“苏联的每一个犹太人都是美国间谍机关的特工。”

值得一提的是，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的安排：为日丹诺夫看病的那个专家小组里，大部分都是犹太人——这无疑给了斯大林达该成目的绝佳的借口。

自塔斯社报道刊出后，当局已经开始了逮捕，牵扯到的范围越来越大。然而戏剧性的是，就在这一轮清洗即将达到高潮之际，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去世了。

所谓“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或许斯大林走出的这一步，连老天爷都不愿意看到。

事后，最先跳出来质疑“克里姆林医生案”是冤假错案的，恰是我们熟悉的“刽子手”贝利亚；他甚至顶着来自同僚们的巨大压力，立即释放了其他医生并为他们平反。

讽刺的是，同僚们后来又把黑锅甩回到了贝利亚头上——《真理报》宣布：这起假案，恰是“原内务部领导人”一手捏造的。

而“英雄医生”季马舒克后来也被收回了荣誉称号和勋章，作为补偿，她在一年后获得了劳动红旗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