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中期正值大清盛世，不管是国力还是吏治都达到了封建专制时代的顶峰。国力自不必说，当时大清的财政收入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人口也是三分之一。至于吏治方面，乾隆帝在这一时期下手也非常狠，一大批贪官纷纷落马。

乾隆帝继位之初，在谕旨中就强调：“人臣之所最尚者惟廉。”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一批高官成为其倡廉肃贪的刀下鬼。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勒索部属的云贵总督恒文被赐死，山西巡抚蒋洲侵吞帑银被斩首；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侵吞盐引的两淮盐政高恒处死；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以开矿营私的贵州前巡抚方世隽、现任巡抚良卿正法；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云南布政使钱度勒索部属被处死。以上仅是所列之一端，从中可以看出，乾隆四十年（1775年）以前，乾隆帝对贪官向来不手软，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心腹重臣丝毫不讲情面。

乾隆六年（1741年）三月，在乾隆朝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个值得记述的重要月份。这一月，发生了四起重大的贪污案件，当事者皆受到乾隆帝的重重惩罚，两员大臣被勒令自尽，另外两位官员被判处绞刑和发配边疆。

四个贪污案，即山西学政喀尔钦贿卖生员案，山西布政使萨哈谅贪污案，兵部尚书鄂善受贿案以及浙江巡抚卢焯受贿案。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喀尔钦、萨哈谅、鄂善三人贪污受贿的银两数字并不多，都维持在一千两白银左右，但三人全都被正法。而浙江巡抚卢焯贪污的银两多达五万余两，最终却被法外开恩，后来还被乾隆帝提拔重用。

那么，卢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乾隆帝为何对他情有独钟？

卢焯其人在清代历史上算不上多有名，他是汉军镶黄旗人，祖上没有传下来爵位世职，也无法通过荫生入仕，属于中下阶层的旗人子弟。年长后，他凑了一笔银子捐了官，实放直隶武邑知县。

别看卢焯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但他本人颇有才干，在武邑知县任上就做出了一番成绩，深得雍正帝赏识。雍正六年（1728年），卢焯解饷入京被皇上召见，当即提拔为亳州知州。此后卢焯仕途一帆风顺，雍正八年（1730年）升东昌知府，雍正九年（1731年）迁督粮道，雍正十年（1732年）授河南按察使，雍正十一年（1733年）升布政使，雍正十二年（1734年）晋福建巡抚。

卢焯从知县干起，一级不落升到巡抚，具有丰富的基层行政经验，其办事能力和政绩都得到了雍正帝的极大认可，是当时旗人封疆大吏中的难得的干才。

正史中对卢焯的评价还是较高的，他久在地方为官，政绩卓著，爱民如子。乾隆三年（1738年），卢焯调任浙江巡抚并兼理盐务。在浙抚任上，卢焯做了不少造福地方的事情：奏请停仁和、海宁二县草塘岁修银，减嘉兴属七县银米十之二。又奏陈盐政诸事：请禁商人短秤；饬州县捕私盐毋扰民；毋捕肩挑小贩；盐场征课不得刑比，等等。

爱新觉罗・弘历

乾隆帝继位后，继续重用卢焯，乾隆三年（1738年）将其调任为浙江巡抚并兼理两浙盐政。在浙江任内，是卢焯仕途生涯达到顶峰。他革除弊端，减盐价、免米税、广学额，让浙江百姓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在浙江民间口碑极好。

卢焯在浙江巡抚任内，最让乾隆帝满意的一件事是修筑石塘。浙江因为是沿海地区，常年受台风水患之害，境内的尖山坝是最重要的水利工程，也是浙江全省的屏障，然而尖山坝年久失修，随时都有倾覆的可能。

乾隆四年（1739年），卢焯上奏重筑尖山大坝，而如此浩大的工程在卢焯的主持下，竟然很快就完工了，既让浙江百姓免遭水患，也让乾隆帝看到了卢焯的办事能力。为此，乾隆帝亲书尖山坝碑文，盛赞其功说：“尖山坝工，上仰先帝宵旰焦劳，封疆大吏不数月告成，用慰朕心。”

像卢焯这样的对朝廷忠诚，能力又突出的旗人大员，乾隆帝没有理由不重用。然而时过不久，卢焯就摊上了大麻烦。

乾隆六年（1741年）三月十四，左都御史刘吴龙上疏弹劾浙江巡抚卢焯，刘吴龙证据确凿，指出卢焯在嘉兴府桐乡县汪姓分家一案中，受贿白银五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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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都御史亲自出马，事情绝对不是空穴来风。然而乾隆帝对卢焯是发自内心的喜爱，有意偏袒。他看到刘吴龙的弹劾奏疏后，一直没有表态，直到三个月后才下谕令闽浙总督德沛、副都统旺扎暗中查访具奏。

卢焯受贿原本就是事实，具体情节并不难查，德沛的奏折很快就到了乾隆帝手里，证据确凿、铁证如山，这让乾隆帝很纠结，到底是办还是不办呢？办吧，无疑就是自断臂膀，少了一个得力的干臣；不办吧，前面几个大员仅贪污了一千两左右的白银，就被正法，似乎难以向满朝文武交代。

乾隆帝令闽浙总督德沛就地查办。此案牵连不少浙江官员，其中就有杭嘉湖道吕守曾（此时已升任山西布政使）、嘉兴知府杨景震。他们被逮至浙江巡抚衙门不久后，畏罪自杀。

卢焯一案事实清楚，铁证如山，按律当斩。德沛正要上奏乾隆帝定罪的时候，却发现杭州有数千民众来到了巡抚衙门前为卢焯诉冤，请求朝廷网开一面。

客观地说，卢焯在此案中的表现也不好，认为自己功劳大，仍存有侥幸心理，想方设法推脱罪责。当他奉旨被查期间，乾隆帝没有将他革职，仍让他官居巡抚之职。这个时候，如果卢焯主动认罪，那么结局可能还不会太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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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卢焯幻想蒙混过关，对钦差大员的调查不予配合，使得审理过程一度陷入僵局。乾隆帝得知这一情况后，立马转变态度，将卢焯革职，并用刑拷问，这就表明乾隆帝已经将卢焯认定为贪官了。卢焯幻想破灭，最终只能认赃服罪。

卢焯一案来来回回折腾了很长的时间，直到乾隆七年（1742年）四月二十八才上报到刑部。刑部、都察院等衙门会议卢焯受贿一案，最终以不玩法赃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

刑部肯定是瞧准了乾隆帝的心思进行定罪的，若按赃银数量而言，卢焯超过此前三位大员数十倍，可卢焯的罪名却最轻，只定了一个绞监侯。

看来乾隆帝是因卢焯有才和筑尖山坝有功，才对其从轻发落的。第二年，卢焯在狱中完赃获得减刑，发遣巴里坤军前效力。

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帝南巡至浙江，他视察了海塘工程，在此期间他听闻了浙江百姓对卢焯的高度评价，乾隆帝念其实心办差，下旨将卢焯召回。乾隆二十年（1755年），卢焯授鸿胪寺卿，不久署理陕西巡抚。当然，卢焯的后半生也不是很顺利，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卢焯又因过失被革职，遣戍巴里坤。至乾隆二十六年（1765年）卢焯再次被召回。

毫无疑问，卢焯是乾隆朝有名的能臣，他兴除利弊，政绩卓著，在百姓中颇有声望。所以不少人就认为，乾隆帝之所以放卢焯一马，就是因为他是个好官。此论站不住脚。乾隆中叶不少大官因贪腐落马，这其中就有不少人是能臣。比如两淮盐政高恒就是一个典型的能臣，他整顿盐务，缉拿私盐方面很有一套，在任期间朝廷的盐税不断提高。况且高恒的背景比卢焯要硬很多，他是慧贤皇贵妃的亲弟弟。可即便是贵为国戚，乾隆帝也没有饶他一命。还有兵部尚书鄂善、山西巡抚蒋洲，他们也是干臣，且受贿银两也没有卢焯多，但同样也是难逃一死。

这就证明，乾隆帝赦免卢焯，政绩、能干绝不是主要原因。实际上，能做到尚书、总督、巡抚这个位置上，很少是庸才。那么到底是什么救了卢焯一命呢？原因也不难找，无非就是两个字——精明。

乾隆皇帝有一个不良的嗜好，就是喜欢收罗天下的奇珍异宝，并且多次明发谕旨让地方督抚进贡。名为进贡，其实说白了就是乾隆帝在勒索敲诈地方督抚。

皇上勒索督抚自然就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督抚不可能自己掏腰包去购买各种珍奇异宝，路无非两条，要不就是效仿乾隆皇帝勒索下属，要不就是勒索百姓。可问题是，督抚勒索下属或百姓是个高风险的行为，一旦控制不好尺度就很容易出事。前面提到的几个大官落马，几乎都是勒索下属事发而被治罪的。

督抚的日子过得也挺难，一旦事发为了脱罪，往往就会牵扯到乾隆皇帝头上。比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云贵总督恒文案发就供称，说弄来的钱是用来进贡的，将屎盆子扣在了皇帝头上。而卢焯却能咬紧牙关，抱着横竖是个死的态度，不扯任何与皇帝有关的事。

乾隆皇帝对于进贡的弊端心里就没点数吗？当然不是，只要督抚懂事，不要扯上他，那么是死是活就有商量的余地。

与卢焯一样，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云贵总督李侍尧同样也是因勒索下属被举报，结果被和珅查了一个底朝天。李侍尧也是一个精明的人，同样也不牵扯到皇上头上。和珅更聪明，他看到李侍尧这么懂事，坚决不给李侍尧拟斩立决，而是拟了一个斩监候。结果这两个人都得到了乾隆皇帝的器重。说到这里，大致也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