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起涉农合同诈骗案中，农户多次报案一度被按“民事纠纷”处理；检察机关介入后，案件被重新穿透审查，最终牵出9家空壳公司、30人被追诉，受害范围覆盖16省180余名农户。

16个省

受害农户分布范围

180余名

被害农户人数

230余万元

被骗保证金总额

30人

被检方提起公诉人数

多次报案为何没立案

2022年4月至2024年5月

空壳公司持续签约

杨某、王某航等人在临海先后设立9家公司，以虚构销售渠道和返费承诺收取保证金。

2024年1月23日

农户申请立案监督

蒋某国等人以被骗为由，向浙江省临海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立案监督申请。

2024年1月29日

公安机关决定立案

检察机关审查后推动案件进入刑事侦查，原先“民事纠纷”判断被扭转。

2026年11月

典型案例公布

最高检发布立案监督典型案例，披露该案追诉与纠偏过程。

从“像民事”到“定合同诈骗”的关键证据

行为模式

统一话术，不是正常招商

检察机关调取聊天记录、合同文本和转账凭证后，归纳出“主动邀约—夸大宣传—收取保证金—零履约—失联”的重复套路，9家公司在股权、地址和管理人员上高度重合。

主观故意

收款即分赃，缺乏履约能力

保证金到账后短时间内被股东和业务员分走，未投入运营与销售；公司存续时间短，关门或注销后再“换壳经营”，这成为判断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依据。

刑民交叉

有调解外观，不等于只有民事关系

部分被告曾通过“小额返还、大额拖延”接受调解，制造纠纷可民事化处理的外观；最高检在典型意义中明确，存在民事纠纷并不排斥独立的刑事判断。

内蒙古科尔沁发布情况通报: 主要涉案人员已于4月上旬被刑拘

扬眼

影响边界：受害面、量级与处置结果

受害省份

16个省

受害农户

180余名

被追诉人数

30人

口径：三项均为“数量”类数据，可作同量纲横向展示；来源为最高检典型案例及公开报道。其中被骗金额为230余万元，因单位不同未与人数同图比较。

除保证金损失外，检察机关走访发现，不少农户还因相信“包销”承诺错过易腐农产品销售旺季，收成与现金流同时受压。

次生影响说明

办案结果与制度信号

判决结果

30人被公诉，法院认定合同诈骗罪

临海市检察院对杨某、王某航等30人先后提起公诉，法院审理后认定各被告人均犯合同诈骗罪，刑期从十年四个月至九个月不等。

追赃挽损

被害农户损失已全部赔偿

检察院会同公安、法院及街镇开展追赃挽损，公开信息显示，被害农户损失已全部得到赔偿。

治理背景

涉农骗局正借“助农”“乡村振兴”包装

公安部经侦局近期公布多起涉农类案件，涉及“云养经济”、农业项目投资、认养代种等包装方式；这起案件的共性，是先放大助农叙事，再以返费、包销、短期出单等承诺收钱。

该案罪名为合同诈骗，与非法集资案件不同，但“先包装概念、再收款、后失联或无法履约”的风险信号具有可比性。

案件中的多方角色

申请人

蒋某国等农户

多次报案未被立案后，转向检察机关提出立案监督申请，推动案件从“调解处理”转入刑事审查程序。

来源：最高检典型案例公开信息

公安机关

前期按民事纠纷处理

公开案例显示，农户报案后曾被引导调解或不予立案；在检察监督后，公安机关于2024年1月29日决定立案侦查。

来源：公开报道与检察案例

检察机关

穿透审查刑民交叉争议

临海市检察院组成联合办案组，从行为模式、主观故意和社会危害三个维度核实，重建案件的刑事定性路径。

来源：临海市检察院办案信息

人民法院

最终确认犯罪性质

法院经审理认定30名被告均犯合同诈骗罪，意味着案件最终未被吸收为单纯民事履约争议。

来源：公开裁判结果

给农户和合作方的识别清单

签约前

先核验“卖货能力”而不是只看宣传

重点查企业登记、经营地址、历史存续时间、是否频繁变更法人或注销重开；对“社区团购渠道”“优质商家资源”等宣传，要求提供可核验的合作证明。

付款时

警惕保证金进个人账户

若合同主体是公司，收款却频繁使用个人账户，或到账即被转走、无法对应实际推广与销售支出，风险明显升高；转账凭证和聊天记录应同步留存。

履约中

“小额返还”不能自动证明没诈骗

个别退款、少量履约、接受调解，都可能只是制造民事外观；一旦出现零实质履约、反复拖延、集体失联，应及时固定证据并同步寻求刑事报案与立案监督路径。

救济路径

刑民交叉争议下，可申请立案监督

当报案长期被按民事纠纷处理、但已掌握虚假承诺、无履约能力、资金异常流转等线索时，可向有管辖权的检察机关申请立案监督，补充提交合同、聊天、转账和同类受害人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