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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北大学霸，也是ofo小黄车创始人，在国内狂赚30亿后，跑到美国潇洒。至今欠中国1500万用户押金无法兑现，他就是戴威成。主要信源：（澎湃新闻——你还在排队，ofo却连5万罚款都交不起了...）2016年的中国街头，一种明黄色的共享单车突然铺天盖地出现。在北京中关村、上海陆家嘴、广州天河，这种车几乎成了城市的标配。人们只需用手机扫码，就能骑走一辆车，解决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问题。这股风潮的起点，是北大毕业生戴威和他的ofo小黄车。戴威1988年出生，父亲戴和根是央企高管，家境优渥。他本人也很优秀，考入北京大学，担任过校学生会主席，毕业后去青海支教一年。在青海山区，他靠一辆山地车代步，这段经历让他萌生了做共享单车的想法。回到北大后，他和几个同学凑了几十万，在校园里投放了第一批改装自行车。这个模式很快在校园里火了，随后走出校园，席卷全国。资本疯狂涌入。从2015年到2017年，ofo完成了十多轮融资，投资方包括滴滴、阿里、经纬中国等顶级机构，总融资额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公司估值一度高达30亿美元，戴威以35亿元身家登上胡润百富榜，成为90后创业偶像。央视等媒体把共享单车称为中国“新四大发明”之一。那时的戴威，风光无限，在各种论坛演讲，和国内外政商名流合影。为了抢占市场，ofo疯狂烧钱补贴用户，单车造价低廉，损坏率极高。公司内部管理混乱，年轻的管理层缺乏经验，挥霍无度。有报道称，年会奖员工牧马人汽车，发一万块现金奖励背古文，还花1400万发射了一颗商业卫星。这种烧钱速度，让资金链始终紧绷。2017年底，共享单车行业进入寒冬。摩拜被美团收购，ofo拒绝合并，也拒绝了滴滴的收购。原本谈好的软银10亿美元投资，因股东矛盾告吹。资金链彻底断裂。为了维持运营，ofo挪用了用户押金。据统计，当时有超过1500万用户排队退押金，总额超过15亿元。2018年冬天，北京中关村ofo总部楼下，每天都有用户排队退押金。客服电话打不通，APP退款页面显示“系统维护”。公司尝试了各种办法：押金换金币购物、拉好友退押金、充值返现，但这些套路反而激怒了用户。人民日报等官媒批评其“退押金别玩虚的”。法律诉讼接踵而至。ofo运营主体东峡大通公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戴威收到超过40条限制消费令，不能坐飞机头等舱、高铁一等座，不能住星级酒店。但限制消费令不等于限制出境。戴威利用这个法律漏洞，前往美国。在美国纽约，戴威开始了第二次创业。他开了一家名为AboutTimeCoffee的珍珠咖啡店，选址在曼哈顿第五大道等核心地段。这家店沿用ofo的打法：首单免费、低价补贴、社交裂变。据报道，该项目获得了IDG资本、真格基金等老投资方超过1000万美元融资，估值达4000万美元。这个咖啡项目也没能复制成功。高昂的租金和运营成本让资金迅速消耗，五家门店中四家陆续关闭，仅剩一家苦苦支撑。戴威在美国的创业故事，像极了ofo的翻版：快速崛起，快速衰落。国内这边，ofo彻底停摆。APP下架，客服失联，办公场地人去楼空。法院强制执行发现，公司名下已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按照《公司法》，公司作为独立法人，以全部财产对债务承担责任，股东戴威个人无需替公司还债。除非能证明他个人侵占公司资产，否则法律上很难追究他的个人责任。截至2023年，那1500万用户的押金依然没有着落。99元、199元，对每个人来说可能不是大钱，但聚在一起就是15亿的巨款。这笔钱在法律上成了坏账，在现实中成了无数人心中的一根刺。戴威的故事，是一个典型的创业失败案例，但又不只是失败。它暴露了资本狂欢下的盲目，创业者责任意识的缺失，以及法律监管的空白。当创业者拿着用户的押金去冒险，失败后却能用“有限责任公司”的盾牌保护自己，这其中的公平何在？无论如何那1500万个中国用户，可能永远也等不到他们的99元退款了。这个结局，或许比故事本身更让人唏嘘。

八年输光2000亿，丢了万达控股权，王健林输了帝国却赢了体面。2025年胡润百富榜，王健林的名字滑到了第718位，身家缩水至100亿。而在八年前，王健林以2150亿元的家族财富稳坐中国首富，旗下万达广场遍布全国每一座稍具规模的城市。这场落差，放在中国商业史里，大概很难找出第二个案例。王健林在下海之前，是一个在军营里待了整整17年的职业军人。1970年，16岁的王健林从四川老家出发，远赴内蒙古扎鲁特旗参军。17年间，王健林升至正团级干部，28岁就拿到这个级别，速度在同期同龄军官里几乎绝无仅有。1986年，全国"百万大裁军"，王健林转业，落脚大连西岗区政府做办公室主任，但这显然不是王健林想要的轨道。1988年，西岗区有一家住宅开发公司，账面负债149万元，连像样的项目都拿不出来。旁边的人都不碰，王健林偏要接。不是冲动，王健林认定了一个判断：棚改项目门槛低、竞争少，只要品质做到别人想不到的程度，价格就能上去。王健林给拆迁户承诺高出市价30%的补偿，把安置楼做成了大连第一个配有铝合金窗和防盗门的住宅小区，开盘价比周边贵出五成。楼盘一售，抢购一空，净赚近1000万元。但王健林没有急着扩张，先处理了一件别人都不当回事的事——公司的产权。1991年，大连推行股份制改革试点，仅选三家企业，绝大多数单位负责人视之为麻烦，王健林却主动争名额。1992年，公司完成改制，更名为大连万达房地产总公司，注册资本1.2亿元。此后国有股陆续退出，王健林完成对万达的完全私有化。没有这一步，日后万达在全球自由收购，从法律层面根本无从谈起。产权问题稳住了，王健林把目光投向了大洋彼岸。2012年5月，王健林在北京签下一份让整个商界侧目的协议：以26亿美元收购美国AMC院线100%股权，成为当时中国民营企业在北美规模最大的并购案。AMC彼时连年亏损、负债缠身，是行业里公认的烫手山芋。万达入主后，支持AMC相继并购美国第四大院线Carmike，以及欧洲Odeon&UCI等院线集团，AMC由此成为全球最大连锁电影院运营商。2013年12月，AMC在纽交所成功上市，融资4亿美元，王健林账面浮盈已经翻了不止一倍。然而风险也在那几年一点点累积。海外投资越摊越大，国内融资环境越来越紧。2016年底，监管层明确提出要防范企业非理性海外投资。2017年6月，相关部门要求各大银行对万达境内外融资全面排查，消息落地，万达市值单日蒸发数百亿元。资金链撑不住了，王健林被迫出售资产：13个文旅项目以438亿元卖给融创孙宏斌，77家酒店以199亿元转让富力地产，两笔合计637亿，而这距离万达鼎盛时期的资产体量，几乎只是一个零头。此后，王健林没有转移资产，没有把亏空转嫁给普通人，而是一边卖资产一边还债。从2023年开始，万达累计出售超过80座万达广场，单是2025年一年就打包出售了48座。债，一笔一笔地清。同一时期，恒大许家印身陷囹圄，融创孙宏斌在破产边缘挣扎，而王健林虽失去万达控股权，却没有一个债权人或购房者因此血本无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