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籍华裔作家瑛子女士记录的某位德国女士对《给阿嬷的情书》的质疑,并作为对“讲好中国故事”的提醒。我看了下评论区,都说的很明白了。在国际共运进入低潮期后的几十年里,文艺批评界准入门槛并不高,且特别适合占据一个价值观长篇大论,已经是书斋里小布尔乔亚最为聚集的地方,他们已经丧失了从泥土上考虑问题的能力。其中的问题甚至远早于低潮期之前,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其实这件事情反过头来倒是给我们这么几点启示:文艺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首先我们如何夯实自己的泥土,既要确保泥土上这些一说就明白的良家子们别断代,也要确保泥土中的经济基础、社会发展能与时俱进。二是开发更多深入浅出的表现手法和渠道,让唯物史观通俗化,能够让咱这种“既基于历史去回溯,又基于当代去前瞻”的思维,代代相传与迭代,从中演化出更多更优秀的文艺作品。三是“讲好中国故事”,是对谁讲?我们革命年代再怎么发展统一战线,再怎么发展左翼文学,肯定也没想过去把国民党《中央日报》、南京上海的贵族太太及其沙龙内的文艺人,作为我们“讲故事”的对象。那么如何找到真正要讲的人,减少“中间商”去和他们讲?评论区里不少同志都讲到了“文化冲突”,泛化了国外对立者的范围。咱不否认咱哪怕和国外中产与劳工讲中国故事,仍会面临“文化冲突”。但也要看到,这种“文化冲突”还得回到经济基础上来,本质上是先发国家发展较早,在世界市场占据优势地位后,剥削广大南方国家以“赎买”本国劳动者,从而形成了不同国家劳动阶层之间的认知差异。但我们这代人甚至下一代、下下代,可能将见到500年来最大的一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重组,届时这种差异也将面临深刻的重组,“对谁讲、怎么讲、如何直接讲”这个问题会更加凸显。绝不会再像是列宁在瑞士划船时候感慨的“这里太安逸,不适合革命”。由对方对阿嬷的质疑,思考到这一层,估计又得有人说阿嬷是“战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