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毛主席把邓小平和王洪文叫到身边，问他们：“我死后，中国的前途如何？”
1975年，毛主席把邓小平和王洪文叫到身边，问他们：“我死后，中国的前途如何？”邓小平8个字，令毛主席先是惊愕，后来笑了。中南海那间不大的会客室里，桌上放着三只茶杯。毛主席看着对面的邓小平和王洪文，忽然问了一句不好应付的话：等他不在了，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屋里静了一会儿。王洪文抢先开口，说的是那套熟悉说法，大意就是路线对了，前途光明。邓小平想了想，只丢出八个字，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毛主席先是一怔，又追问一句，真闹到那一步怎么办。邓小平没再多说，把自己面前那杯茶推到毛主席那边。毛主席盯着杯子看了几秒，笑出来，说了句英雄所见略同。那杯茶换了位置，把话说死了：军队这把刀，只能握在党中央手里。有人把这一幕往一九七五年上扣，细看公开资料，其实是中共十大之后那段时间的事。一头连着六十年代开始的中苏翻脸，一头连着不久后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六十年代，中苏关系走冷。一九六九年珍宝岛打响，边境火药味陡然加重，毛主席把备战摆在前头，全军拉起紧急戒备，中苏边界成了最敏感的一条线。一九七一年前后，毛主席到华中、华南看部队，不光看阵地，也看机关。很多大军区司令员在一个地方一坐就是五六年，有的十几年，身边老搭档一圈一圈。军区政委名义上分管党务，手里的分量却轻，很多事只要司令点头就能办。战友情分深，本是好事，一旦围着一块地盘打转，久了就容易变成各有一摊。老部队成了老窝，老窝后面拖出“山头”两个字。毛主席一路看下来，心里明白，人得动，只是那会儿他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这笔账一时翻不开，只能先压着。一九七三年，中共十大开过，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十二月十二日到二十二日，政治局在北京接连开会，毛主席坐在台上，话说得很直，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他提议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到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时，人停了一下，丢下句只差一个人不一致就不行。会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绝密通知，叫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进京，由北京派飞机接人，不往下传。十八日军委会议一开，二十二日中央军委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下发，规定离开原岗位到赴任新职不超过十天，随行人员不超过十人。那段时间，中南海丰泽园的灯总亮到深夜。毛主席把政治局委员、各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叫到书房，见面第一句话，说自己一夜没睡，一心就想见同志们。聊到兴头上，他点名问许世友红楼梦读得怎么样，又补一句看一遍不算，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当场背出一大段。气氛暖起来，正事落下来。毛主席说，人要换，地方要挪，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不容易接受新东西，容易“油”。他叮嘱，对调不能冷冷清清，要热热闹闹，到了新地方，人不熟，地也不熟，慢慢就熟了。说到这儿，他念起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把自己比作把大家“钓”到中南海来的老渔夫。命令一出，将军们很快上路。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把工作交给从东北来的陈锡联。几天后，他只带一名秘书、一名警卫飞往沈阳。飞机钻出云层，他透过舷窗看着白雪盖住的东北大地，这里北接苏联和蒙古，东南隔江就是朝鲜半岛。到了沈阳军区，他冒着数九寒冬跑营区、看阵地，熟悉地形和兵力，把上甘岭战役里练出的那股劲用在东北防线上。陈锡联回到北京，背上首都防务，抓军训抓得很紧，又亲自跑北线看防区，调整原有部署。杨得志从济南动身，到武汉任职，给中央写信，说这次对调有利于加强备战和交流经验。到任后，他从军纪、思想、训练几头并下，把武汉军区磨成一把锋利的刀。曾思玉去了济南，面对三千多公里黄渤海岸线和一串串岛屿，盯着沿海方向研究岛屿防御。南京和广州换了一对主官。许世友离开干了十七年的南京军区，飞往广州，脾气照样火，抓建设一样不松，闲下来拉着干部下地垦荒。丁盛接过南京军区，很快推出战备值班制度，把战备管理往前推了一截。西北的风沙最硬。韩先楚去了兰州军区，这位旋风司令不爱坐办公室，跑遍边防连和观察哨，把那条八百公里边境线用脚走了一遍，随即调整防御重点。皮定均从熟悉的方向回到兰州，对道路和部队情况门儿清，坚持从严治军，把抗美援朝带回来的作风再压下去。几番对调下来，八大军区司令员在规定时间内全部到位。表面看是一纸人事命令，里子里是把老战友从各自的老窝里请出来，让军队这把刀重新回到同一只刀鞘里。毛主席担心的军阀混战，邓小平那八个字，其实在那几年已经被悄悄压住火头。多年之后再想起那杯被轻轻推走的茶，味道早凉，当时那点苦和那点涩，记在心里的，却一直没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