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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专家罗健夫，从发现癌症到去世仅仅只有4个月的时间，去世后，医生根据他的遗愿解剖他的遗体时才发现，他的体内竟布满了肿瘤！1982年2月，罗健夫正在实验室调试他倾注了全部心血的Ⅲ型图形发生器，突然一阵剧痛袭来，他当场就倒在了设备旁。同事们赶紧将他送往医院，检查结果如同晴天霹雳：晚期淋巴癌。医生看着片子，沉重地告诉他的家人，这种低分化恶性淋巴瘤，癌细胞在他体内，至少已经潜伏了两年多。两年多，难道他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吗？当然不是。早在1981年，他就在攻关Ⅲ型机的最紧张阶段，时常感到胸部针扎似的疼痛。但他总以为是劳累所致，随便吃几片止痛药就扛过去了。他根本顾不上，因为一项能决定中国航天工业未来的核心设备，正到了最后冲刺的时刻。说到这你可能不明白，一个设备真有那么重要？在那个年代，这东西叫“图形发生器”，是制造大规模集成电路，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芯片的核心母版制作设备。没有它，中国的计算机、导弹和卫星就造不出自己的“大脑”，等于命脉被别人死死卡住。1969年，罗健夫所在的单位接到任务，要研制出中国自己的图形发生器。这个任务，就落在了他的肩上。可问题来了，当时国内在这个领域完全是一片空白，别说技术，连一张可供参考的图纸都没有。这台机器涉及电子线路、自动控制、精密机械、应用数学等多个学科，简直就是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罗健夫没有退缩，他把自己关在资料室里，从零开始，一本一本地啃那些天书般的理论。为了看懂国外最新的资料，他又自学了第二外语。那段时间，他几乎是以一种燃烧生命的方式在工作，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饿了就啃几口冷馒头，困了就在冰冷的水泥地板上躺一会儿。功夫不负有心人。1972年，中国第一台图形发生器在他和团队手里诞生，成功填补了国内电子工业的空白。紧接着，他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Ⅱ型机的研制中。1978年，性能更先进的“Ⅱ型图形发生器”荣获了全国科学大会奖，这是当时科技界的最高荣誉。但在申报奖项时，他却干了一件让所有人都不理解的事：他坚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整个研发团队的最后一位，发下来的奖金，他也一分没要。这还不是全部。早在1978年，组织上就准备提拔他担任第六研究室的主任，他婉言谢绝了。1980年和1981年，单位两次为他申报高级工程师职称，也都被他拒绝。他的理由很简单，也很实在：“我的精力有限，让我少管点杂事，集中精力搞科研，比当官、评职称对国家的贡献更大。”他心里装的，从来都不是自己的名利，而是国家的科研事业。说回到1982年，住进医院后，所有人都以为他终于可以歇歇了。可罗健夫却做出了一个更惊人的决定：拒绝使用吗啡等强效镇痛剂。癌痛的折磨有多残酷，不言而喻，但他却说：“用了药，脑子就不清醒了，Ⅲ型机的图纸还有几个地方要修改，我不能耽误事。”他就这样忍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剧痛，在病床上摊开图纸，一遍遍地演算、修改。有一次，一位同事去医院探望他，本想简单安慰几句就走，免得打扰他休息。结果，罗健夫拉着同事的手，在病床前滔滔不绝地讲了整整两个小时的技术方案和后续研发思路。仿佛他不是一个生命进入倒计时的病人，而是在主持一场重要的技术研讨会。在场的医护人员看着他因疼痛而扭曲的脸和额头上豆大的汗珠，无不为之动容。1982年6月16日，这位被誉为“中国式的保尔”的科学家，终究还是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留下的最后遗嘱只有一句话：将遗体捐献给国家，做医学研究。这才有了文章开头那震撼人心的一幕。当手术刀划开他胸膛时，医生们才真正明白他最后几个月承受了何等的痛苦。肿瘤已经挤压得他胸骨变形，五脏六腑移位，可他却凭着钢铁般的意志，完成了最后的设计图。罗健夫的一生很短，短暂到只有47年。他用血肉之躯，为中国航天事业铺就了一条自主研发的芯片之路。他的身体里装满了致命的肿瘤，但他的心里，却装着整个国家的星辰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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