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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一名身患重症的孕妇正要进行手术，林巧稚拦下做手术的医生，说：“让她出院吧。”那一年，一位名叫董莉的孕妇被推到了手术的边缘。咱们先看看董莉当时是个啥情况，眼瞅着怀满3个月，本来以为坐稳了胎，结果晴天霹雳下来了：产检发现，在她子宫静脉口的位置，长了一个吓人的肿块。当时协和的一众专家会诊，意见出奇的一致：必须手术，拿掉孩子，甚至可能要切除子宫。董莉觉得天都塌了。切了子宫，意味着她这辈子彻底失去了做母亲的资格。她不甘心啊，跑遍了北京城的各大医院，得到的答复全是冷冰冰的摇头。最后，她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了林巧稚身上。那时候的林巧稚，已经是业内的泰斗了。她接诊后，没有急着下结论，而是对着董莉的病历和检查单子，翻来覆去地看。她发现了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细节：这个所谓的“肿瘤”，它的生长节奏似乎和妊娠反应有着某种诡异的同步。林巧稚做出了一个惊人的推断：这可能不是恶性肿瘤，而是一种罕见的“蜕膜瘤”。这玩意儿说白了，就是因为怀孕，身体激素变化搞出来的一个假性包块。只要孩子生下来，激素水平一降，这东西自己就消了。但是，推断归推断，医学上讲究的是证据。在那个没有核磁共振、没有高精尖造影技术的年代，做出这个判断，全凭医生的经验和担当。她看着董莉那双绝望又渴望的眼睛，心软了，也硬了。心软是对病人的同情，硬是对自己医术的自信。她对董莉说：“你回家吧，不用做手术。”看着董莉夫妇惊愕的表情，林巧稚又补了几条铁律：每周五必须来找我复查，一次都不能落。如果肿块有变大的趋势，那就没二话，立马手术；如果没变，咱们就赌一把。这一赌，就是好几个月。日子一天天过去，那个肿块居然真的老实了，没有继续恶化。怀孕6个多月的时候，林巧稚亲自操刀，为董莉做了剖腹产手术。随着一声清脆的啼哭，一个健康的女儿降生了。更神奇的是，就在孩子出生后不久，那个让无数专家束手无策的“肿瘤”，真的像林巧稚预言的那样，自行消失了。董莉夫妇抱着孩子哭成了泪人，给孩子取名叫“念林”，就是为了还要让孩子一辈子记住林巧稚的恩情。林巧稚常说一句话：“医生不仅要治病，更要救人。”治病是修机器，救人则是要考虑病人的未来、病人的家庭，甚至是病人作为一个母亲的尊严。这种“底气”是从哪来的？这就得说起林巧稚那个“开挂”一样的人生了。林巧稚这辈子，好像就是为了妇产科而生的。她5岁那年，母亲因为宫颈癌去世。那个年代，女人生孩子就像过鬼门关，得了妇科病更是难以启齿，只能等死。母亲临终前痛苦的模样，像烙铁一样烫在小林巧稚的心上，她发誓长大要当医生，救天下的苦命女人。1921年，她考进了大名鼎鼎的协和医学院。那可是当时中国医学界的“天花板”，录取分数高得吓人。她在协和创造了太多记录：她是第一个毕业就被医院直接聘用的女医生，也是第一个在这个“男人的领地”里站稳脚跟的中国女性。大家可能不知道，当年的协和，规矩大得很。助理医生要想升到住院医生，也就是能独立做手术的级别，通常得熬个三五年。可林巧稚只用了半年。这中间还有个插曲。那是一年圣诞节的前夜，洋医生们都去开派对、过节去了，医院里稍微资深点的大夫都不在。就在这时候，急诊送来一个子宫破裂的女病人，眼看人就不行了。当时还是助理医生的林巧稚，按规矩是不能主刀的。她给上级打电话请示，结果没人接，或者不愿意来。看着病人呼吸越来越弱，林巧稚把心一横：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她毅然走上手术台。那是她人生中第一次独立主刀。她没有慌乱，每一个动作都像是演练了千百遍一样精准，那一夜，她从死神手里抢回了一条命。第二天，主任回来看到手术记录和病人的恢复情况，惊得下巴都快掉了。他当即拍板：这个林巧稚，提前晋升！你要觉得她只是天赋异禀，那就错了。她那是拿命在拼。上学那会儿，为了克服对尸体的恐惧，她晚自习后一个人溜进解剖室，对着白天学过的器官一遍遍地看、一遍遍地摸。她说，只有把人体结构刻在脑子里，上了手术台才不会手抖。战争年代，协和医院一度被迫关闭。很多医生为了生计改行，或者远走高飞。林巧稚呢？她哪儿也没去，就在北京的胡同里弄了个小诊所。这诊所开了6年，林巧稚不但没挣着钱，反而把老本都贴进去了。那时候老百姓都传，东城有个“活菩萨”，医术神了，心肠更神。林巧稚这一辈子，接生了5万多个孩子。这里面有袁隆平这样的国之栋梁，也有无数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她晚年的时候，身体其实很不好，但只要听诊器挂在脖子上，她就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林大夫。她常告诫年轻医生：“看病不是修机器，离床医生不是好医生。”1983年，林巧稚病危。昏迷中，她嘴里喊的还是：“产钳，快拿产钳来……”她临终前立下遗嘱，把自己毕生的积蓄，只有3万块钱，全部捐给了托儿所和幼儿园。

1992年7月，邓颖超因病离世，谁知，邓颖超留下的最后一句话竟是“李鹏”二字，这背后的故事让人动容。1931年，李鹏的父亲李硕勋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杀害，年仅28岁，周恩来为此深感内疚，因为李硕勋正是去执行他所布置的任务。这份沉重的责任感具体化为邓颖超的行动，她受丈夫所托不顾危险亲自寻访烈士遗孤，1939年，她在成都找到了11岁的李鹏。那个孩子因日军轰炸而受伤，头上还缠着纱布，邓颖超看到他心疼得瞬间落泪，她自己曾经历两次失子之痛，此刻她紧紧拥抱李鹏，既是母性本能的流露，更是对革命事业传承者的珍视。这份关爱从一开始就带着革命精神，她将李鹏母子接到重庆后，即便在繁忙的统战工作之余，也亲自照料李鹏的饮食起居，自称“邓妈妈”。周恩来与邓颖超对李鹏的培养远不止于嘘寒问暖，周恩来初见李鹏时，便严厉要求他“像你父亲那样挺直腰杆走路”，还时常拍打他的后背提醒他，这象征着革命风骨的传承。邓颖超则以柔克刚，在教李鹏写毛笔字时，借墨汁洒出之事教诲他：“写字如做人，心要稳”。1940年李鹏前往延安前，邓颖超连夜为他赶制了一双千层底布鞋御寒，传递着朴素坚韧的革命精神。这种“爱”最终内化为李鹏的自觉，成年后的他在回忆录中，特意将自己与周总理的关系定义为“老同志与烈士后代”，这恰恰证明了他继承了老一辈不愿沾光、依靠自己的骨气。邓颖超的关爱并未止于李鹏一人，而是延伸至他的下一代，体现了一种对革命事业薪火相传的深切期盼。1959年，李鹏的妻子朱琳难产，情况危急，邓颖超得知后焦急万分，竟亲自登门拜访刚做完手术在家休养的著名妇产科医生林巧稚，她恳切地请求：“这是烈士的后代，您务必得帮这个忙。”这句话点明了这份关爱的核心，是为了革命血脉的延续，最终，在林巧稚的帮助下，李鹏的儿子李小鹏平安降生，母子平安。事后，邓颖超特地送去一碗红枣鸡蛋羹，这份温情让朱琳感念至深，随着李鹏成长为国家领导人，他频繁探望病中的“邓妈妈”，形成了爱的回馈与循环。最终，我们回到1992年的那个场景，邓颖超临终前那声“李鹏”，在此刻便有了深刻的含义，它不仅仅是对过去岁月的牵挂，更是对这份已开枝散叶、得以延续的革命事业和情感的最终确认与嘱托。主要信源：（人民网——纪念邓颖超逝世21年临终前最后说的两个字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