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我去退婚，姑娘家忙收麦子，她低头割麦子：哪有西瓜吃了再走
一九八二年六月，我去退婚那天，太阳晒得人睁不开眼。
我把一封信揣在上衣口袋里，纸边被汗浸软了。信是我自己写的，写了三遍，最后留下的只有一句话：婚事就算了，咱们两家好说好散。
来之前，我以为自己会在她家门口说。
没想到她家没人守门，院子也空着。她母亲和弟媳在地头捆麦子，她父亲跟着生产队的人去运麦垛，院里只有一把靠墙的镰刀。
有人告诉我，秋萍在村西头的麦地里。
我顺着田埂过去，远远看见她弯着腰，左手攥着一把麦秆，右手的镰刀贴着地面往里一带。麦子倒下去，擦着她的裤腿，她再把它们拢到一处。
她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挽到胳膊肘，额头上都是汗。她没有抬头，像是早就听见我踩过田埂。
我站在地头，叫她：“秋萍。”
她嗯了一声，没停手。
我把手伸进口袋，摸到那封信。
“我有话跟你说。”
“你说。”她又割下一把麦子。
“咱们的婚事，算了吧。”
镰刀停了一下。
只停了一下。她把割下来的麦子放到一边，重新攥住另一把麦秆，低头问我：“你说什么？”
我把那句话又说了一遍。
她没看我，手里的镰刀也没放下，只把腰弯得更低，贴着土茬割麦子。过了片刻，她才说：
“哪有西瓜吃了再走。”
我愣在那里。
她抬手擦了一下脸上的汗，朝地头那只竹筐努了努嘴。里面有两只圆滚滚的西瓜，瓜皮上还带着泥。
“你先把西瓜吃了。”她说，“吃完再走。”
我原以为她会哭，会问我为什么，或者至少把镰刀扔到地上。她没有。她说得平静，像是我只是来地里找她借一把农具，歇口气再回家。
那句话让我把早已准备好的理由全咽了回去。
我认识秋萍，是在一九八〇年冬天。
那年我二十二岁，在镇上的修配组当学徒，跟着师傅修农具、补车轮，也帮人磨镰刀。一个月挣不了多少，但总算不再靠家里养。
秋萍比我小一岁，没念过多少书，平时跟父母下地，农忙时最忙。她家和我家隔着一条河沟，走路半个钟头。两家老人认识，早年就常说，等孩子大了，凑一对正好。
这话起初只是饭桌上的玩笑。后来两家老人觉得我们年纪合适，问过我们的意思，才把婚事定下来。
没有摆酒，没有写什么正式的婚书。双方父母坐在我家堂屋里，吃了顿饭，定下第二年秋天办事。两家都觉得，孩子们知根知底，日子也过得下去。
我那时没反对。
秋萍也没反对。
可我说不上自己对她有多喜欢。我只是觉得她做事利索，话不多，跟她过日子应该不会吵得太凶。她在我眼里，是一个合适的人，不是我非要牵着手走进婚房的人。
说出来难听，可那会儿我连自己要什么都没想清楚。
我父亲早年摔伤过腰，干不了重活。母亲身体也不好，家里几亩地和日常开销大多指望我。修配组离家不远，师傅答应我再干两年，技术过关后可以独立干活。那时候我觉得，等我能挣钱了，按部就班结婚、生孩子，就是一条稳当的路。
后来，修配组要抽人去外地跟着一个维修队做半年。不是正式调动，也不是一辈子留在外头，只是去帮忙修农机，工钱比现在多一点。
师傅问我愿不愿意去。
我没有立刻答应。那天回家，我跟母亲提了提。
母亲说：“你要去就去，年轻人出去看看也好。”
我父亲却皱起眉头：“去半年，家里这些活谁管？你跟秋萍不是说好明年办事吗？她家也等着呢。”
“半年就回来。”我说。
“半年后还有半年呢。”父亲看了我一眼，“你要是心不定，别耽误人家姑娘。”
我没接话。
父亲的话不重，却把我心里那个没说出来的念头逼到了眼前：我不想这么快就结婚。
这不是秋萍做错了什么。她没催我，也没逼我。她甚至从来没问过我家里准备什么时候办酒。可我每次想到婚事，想到跟一个人共同过几十年，心里就像被什么东西堵住，喘不上气。
我也试着说服自己，那是因为我不成熟。别人都这么过，我为什么不能？
但越是这样劝，越觉得委屈。
刚开始，我只跟一个同组的师傅提过。师傅骂我：“你先前答应了，现在想反悔？你要是真不愿意，赶紧说清楚，别拖着人家。”
我听了这话，整整两天没睡踏实。
我想过等半年后再说。也想过先把婚事办了，去了维修队再回来。可每一个主意都像在拿秋萍的日子给我垫脚。
最后，我决定去退婚。
出门那天，我母亲给我蒸了两个玉米面饼，问我是不是去找秋萍。
我说是。
她把饼包好放进我兜里，手停在我肩膀上：“你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那就把话说干净。别怪她家，也别说什么你去了外地是为了她好。你不愿意就是不愿意。”
我点头。
母亲又说：“你说完，听人家把话说完。别说完就转身走。”
我当时只觉得她多虑了。
如今我站在麦地里，才知道那句话不容易做到。
秋萍收了一小片麦子，直起腰，把镰刀握在手里，朝我看了一眼。
“你怎么不说了？”
我这才发现，刚才自己说的那句“算了”，像是把她面前的一道门推开了，却又把所有解释都留在了门外。
我说：“不是你哪里不好。”
“这话我听过。”她低头把麦子往一处拢，“人家说退婚，十个有九个都先说这句。”
“我不是为了哄你。”
“那你是为了什么？”
我沉默了。
她转过身，继续割麦子。那天正赶上收割，麦子不能在地里放太久。天气预报说夜里可能有雨，谁也不敢耽误。她家的麦地在村西，地头离路不远，但一片片麦子铺开，光靠两个人根本来不及。
她母亲在旁边捆麦，听见我们说话，抬头瞧了一眼，又把脸转回去。
我问秋萍：“你不想知道我为什么退婚吗？”
“想知道。”她说，“但我现在得干活。”
这句话不响，却比哭出来更让我难受。
“那我等你干完。”
她看了看手里的镰刀：“你要等就等。别站麦子上，踩坏了。”
我退到田埂边。
她接着干活。
我站在那里，看她一把一把割下麦子。每割十来把，她就把镰刀在鞋底蹭一下，清掉黏在刀口上的泥。她弯腰时，后背的衣服被汗浸出深色，直起腰时，太阳光照在她脸上，眼睛被晒得微微眯起。
她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把我赶走。
可她也没有给我一个可以轻轻松松走掉的台阶。
半个多钟头后，她母亲把一捆麦子扎紧，扛到地头。看见我还站着，她擦了擦手，没问我来做什么，只说：“你既然来了，就搭把手，把那边的麦子往一处拢，别让它散了。”
我走过去帮忙。
我不会捆麦，力气也不够，扎出来的麦捆歪歪扭扭。秋萍看了两眼，把我的绳子松开，重新绑了一遍。
她没有骂我，也没有说我没用，只把绳头递回来：“绳子要勒紧，松了扛不住。”
我按她的办法重新扎。
她母亲看我一眼，低声说：“今天先把地里的活干了。别让秋萍还得一边割一边听你说那些话。”
我脸上一热。
“婶，我不是来添乱的。”
“你想说清楚，就说清楚。可她今天不可能把地扔了，坐在屋里等你讲道理。”
我没再辩解。
那片麦子一直收到下午。秋萍从头到尾没问我退婚的原因，只在我把一捆麦子放错方向时提醒我：“麦穗朝里，别让风吹散。”
我跟着她们干活，手心磨出两个泡。后来泡破了，麦芒扎进去，疼得我把手缩了一下。
秋萍看见了，把她兜里的针拿出来，用火柴燎了燎针尖，递给我。
“挑出来，不然越磨越疼。”
她把针递给我，眼睛仍没看我。
“谢谢。”
“用完给我。”
我低头把麦芒挑出来，没再说话。
收完最后一小片，太阳落到屋脊后面。她母亲去路边招呼人来运麦捆，秋萍把镰刀放在田埂上，拿起那只装西瓜的竹筐。
她把筐放到树荫下，用手拍了拍瓜皮。
“你说要走，这会儿还走不走？”
我没回答。
她挑了一只西瓜，把它滚到土坎边，用刀背敲了敲，听了一会儿，换了另一只。她挑瓜的样子很认真，像是在做一件跟刚才那句退婚完全无关的事。
“这只熟。”她说。
她用刀把瓜剖开，红瓤露出来，汁水顺着刀口流到泥地上。她掰下一块递给我。
我没接。
“你不是说，哪有西瓜吃了再走吗？”我问。
“是啊。”她说，“吃完你再走。”
我接过瓜，咬了一口。甜得很，带着一点凉。可我嘴里发涩，连咽都咽得慢。
秋萍坐在一旁的石头上，拿着另一块瓜，低头吃了两口。她吃得很快，像是累了一天，需要先把肚子填上。
我终于说：“我不想结婚。”
她把瓜放下来，手指在瓜皮上擦了一下。
“你是不想和我结婚，还是不想现在结婚？”
“我现在说不清。”
“那你刚才为什么说算了？”
“因为我不能让你等我。”
她看着我：“我让你等了吗？”
我没说话。
她问：“我哪天去你家催你了？我什么时候让你一定要现在办酒了？”
“没有。”
“那你是替我做决定？”
这话不重，甚至没有生气，可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答。
我说：“我家里情况你也知道。父亲腰不好，母亲身体也不行。我去了外地半年，家里没人照应。我不想一边结婚一边走，也不想把你放在这边等。”
秋萍看了看地里的麦子：“你说的这些，我知道。”
“我不是不想负责。”
“可你没问过我想不想等。”
“那你愿意等吗？”
“我现在不知道。”她说，“你今天是来退婚的，不是来让我给你挑一个轻松的办法。”
我听出她话里有一道界线。
她没有替我解释，也没有替我找借口。她要我自己承认：我不是为了她的好才退婚。我是怕结婚，是怕承诺，是怕走错路。
我低头看着手里剩下的半块西瓜。瓜汁沿着手指往下滴，我用袖口擦了擦。
“我是不想现在结婚。”我说，“我想去维修队。可能过半年回来，也可能在外面待得久一点。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定下来。”
“那你就该这么说。”
“我说了。”
“你刚才说的是算了。”她看着我，“算了是什么意思？是你以后都不回头了，还是你自己也没想好，只想先把我推开？”
我被问住了。
我不是故意吊着她，可那时我确实没有想清楚退婚以后怎么办。我只知道不愿意走进婚姻，想先把婚事撤掉。至于以后会不会后悔，会不会还想找她，我不敢说。
我不敢说的东西，却可能让她背着等。
“我不能给你以后。”我说。
“那就别给。”她把西瓜籽吐到一边，“你想退婚，我听见了。你要解释，我也听着。可我不替你把这件事说得好听。”
她这句话说完，低头又吃了一口西瓜。
我这才明白，她让我吃西瓜，不是要留我，也不是想把退婚的事混过去。她只是觉得人来了，总不能连口东西都不吃；而我以为她拿西瓜留我，是因为我舍不得把那段关系放下。
她把一块西瓜递给我时，我竟觉得自己像个值得挽留的人。
那个念头让我羞愧。
我说：“你是不是很生气？”
“生气。”
“那你为什么还让我吃西瓜？”
“我让你吃西瓜，跟我生不生气是两回事。”
我看着她。
“秋萍，我不是觉得你不好。”
“你这句已经说过了。”
“我知道。”
“你走了以后，我也不会在村里替你说好话。你自己回去告诉你父母，婚事是你不愿意。别说成我家要得多，或者我不肯等。”
“我不会那么说。”
“你今天答应，回去也得做到。”
“我答应。”
她把最后一点瓜吃完，站起来拍了拍衣服上的碎草。
“那你回去吧。”
她拿起镰刀，转身去收拾地边的麦秆。
我没有立刻走。
“我等你把这些收完。”
“不用。”
“我帮你。”
“你是来退婚，不是来补偿我的。”
我说：“我知道。我想把活干完再回去。”
她望了我一眼，没拦我。
我留下来，把最后几捆麦子扛到路边。她也没因此对我软下来。我们干活时说的都是麦子、麻绳、车什么时候来。那些简单的话，比一场吵架更难熬。
天黑前，我沿着河沟回家。
母亲在院里等我，灶上的饭已经凉了。她问：“说了？”
“说了。”
“她怎么说？”
“她说让我吃了西瓜再走。”
母亲愣了一下。
我把那天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讲到秋萍问我是不是替她做决定，我停了停。
母亲听完，没骂我，只问：“你回去告诉秋萍父母了吗？”
“还没。”
“明天去。”
“我今天已经说了。”
“你跟秋萍说了不算。定婚是两家坐在一处定的，退婚也要把责任讲明白。不是让她家给你背个不明不白的名声。”
我点头。
第二天一早，我跟父亲去了秋萍家。
她父亲正坐在门槛上磨一把钝锄头，听见我们来，站起来把锄头放到墙边。
我父亲先开了口，说婚事是我们家孩子不愿意，跟秋萍无关，也不是她家做得不好。
秋萍的父亲抽了一口旱烟，脸色不太好看：“孩子们没成，也不能说谁欠谁。可你们家先前答应得好好的，现在突然来一句算了，换了谁心里都不好受。”
我说：“是我考虑得晚了，对不起。”
“你要出去干活？”
“是，可能去半年。”
“那半年后呢？”
“我不知道。”
秋萍的父亲望着我，过了一会儿才说：“你不知道，就别让她等。她不是你家预备着的人。”
“我知道。”
“知道就好。”
秋萍没有在屋里。她去了地里，继续收剩下的麦子。我没有问她去了哪块地，也没有追过去。
我答应过她，不让她家替我背话。
那天中午，双方父母把事情说清楚。没有吵，也没有谁摔东西。秋萍的父亲只说，既然我不愿意，这门婚事就到此为止，不要再把话留在半路上。
我父亲当着他的面说，是我们家的责任，不怪秋萍。
我坐在旁边，觉得那句话应该由我自己说，却让父亲替我说了。等他们谈完，我追到院外，主动对秋萍的父亲说：“叔，我昨天在地里跟秋萍讲的那些话，我也当着您再说一遍。婚事是我退，不是她不愿意。往后谁问起来，都算我的决定。”
他点点头：“你记住就行。”
秋萍那天傍晚才回来，肩膀上搭着一条汗湿的毛巾。她看见我从家里出来，脚步没有停。
我走上前，说：“你父亲知道了。”
“嗯。”
“我没有说你不肯等。”
“我听到了。”她说，“我妈告诉我，你在院里说得挺清楚。”
“那就好。”
她把毛巾换了个肩：“你明天就走？”
“后天。师傅说车一早出发。”
“那你把家里的事安排好。”
“嗯。”
她没有问我以后会不会回来，也没有说祝我顺利。我们站在路边，一时都不知道再说什么。
我忽然很想把婚事收回来。
不是因为我突然觉得自己想结婚，而是因为她这样平静地接受了，我才意识到，我要失去的不是一个等我解释的人，而是一个有自己的日子、有自己的脾气、有权决定等不等的人。
我说：“秋萍，如果我不退呢？”
她看着我，眉头轻轻皱了一下。
“你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婚事能不能先放一放？等我去外头做半年回来，再说。”
她没回答，等着我把话说完。
我接着说：“我不是让你一定等。我只是不想把话说死。”
秋萍的脸色慢慢冷了下来。
“你昨天说算了，今天又说先放一放。你到底是想退，还是想让我留在原地，等你哪天想明白？”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张了张嘴，没答出来。
她往后退了一步：“你回去想清楚。我不愿意做你没有定论时的那个安排。”
“我明白。”
“你不明白。你要真明白，就不会拿昨天说过的话再改回来。”
她说完转身进了院子。
那是我第二次被她拒绝。
第一次，我说退婚，她没当场争；第二次，我想给自己留下回头的余地，她当场把那条路堵住了。
我没有追上去。
回家后，我把那封退婚信从口袋里拿出来，放在桌上。纸上那句话写得干巴巴，像是我去修配组交一张请假条。
我拿来一张新纸，想再写一封信，把自己那句“先放一放”解释得好听些。写了几行，我把纸揉成一团扔进灶膛。
母亲从门口进来，看到桌上的信，问：“你是不是后悔了？”
我说：“我不知道。”
她坐到凳子上：“你不想结婚，就别因为她没哭而后悔。你想留住她，也别拿舍不得当成想结婚。想清楚再做决定。”
“我怕我以后再也遇不到她这样的人。”
“这话不是她该替你负责的。你怕失去，不等于你准备好了。”
母亲说得直接，我听着不舒服，却找不到反驳的话。
我把退婚信折起来，放进抽屉里。
第二天清早，我跟维修队出发了。
那半年里，我和秋萍没有写信。
我不是没想过写。每次走过镇上的邮局，我都会停一会儿，想起她站在麦地里递给我针的样子，想起她说“用完给我”。
可我知道，信里无非是几句想念和道歉。她已经说过，她不愿意做我没有定论时的安排。我不能因为自己在外地寂寞，就把她拉回来继续等。
维修队的活比我想象的累。白天修农机，晚上住在临时安排的宿舍里。跟我一块去的人说起家里的婚事，有人已经领了证，有人孩子都能走路了。我听着，心里偶尔发酸，但没有因此觉得自己当初退婚是错的。
我只是慢慢明白，退婚不是一句说完就能把人放下的话。
有时我会想起那只西瓜。它被剖开的那一刻，红瓤上的汁顺着刀口往下流。秋萍叫我吃了再走，既不是原谅，也不是挽留。她只是不肯把一天的收麦子耽误在我的犹豫上。
一九八二年年底，我回到家里。
我没有去找秋萍。
不是不想见她，而是怕自己又把“想见一面”说成别的什么。她在收麦子那天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我也知道她不欠我一次回头的机会。
后来，我从母亲那里听说，秋萍还在家里帮忙，农闲时跟着亲戚学缝衣裳。村里有人给她介绍对象，她没着急，先见了两回，都没谈拢。
母亲讲这些时，我没有追问是谁，也没有托人去打听。
那年冬天，修配组正式问我愿不愿意继续留在外头做维修。我没有立刻答应。我先回家跟父母商量，告诉他们我能去，但每个月会回来一次，家里的活要提前安排，不会再把所有事都说成“等我以后再说”。
这件事跟秋萍没关系。只是我第一次学着把自己的决定说完整，也承担决定带来的麻烦。
一九八三年夏天，我又见到了她。
那天我从镇上回来，路过村口的小河沟，看见她提着一只竹篮。她穿着一件浅灰色褂子，手臂比前一年晒得更黑，篮子里装着几把刚摘的豆角。
我停下来，先叫了她的名字。
“秋萍。”
她转过头，认出我，点了点头：“回来了？”
“嗯。”
她没有问我在外面过得怎么样，只说：“我家那边的麦子收完了。”
我知道她是在提醒我，去年那场麦收已经过去了，婚事也过去了。
我说：“我听说了。”
她提起篮子要走。
我忍不住问：“你现在还生我气吗？”
她停了一下：“生气早过去了。”
“那你……”
我没把后半句话问出口。
秋萍看着我：“你想问我还愿不愿意跟你说话？”
我点头。
“我愿意说话。”她说，“可这不代表什么都能回到从前。”
我说：“我知道。”
“你真的知道吗？”
“我知道你不欠我等候，也不欠我原谅。”
她看了我一眼，像是在判断这是不是我临时想出来的好听话。
我接着说：“去年我去退婚，是因为我不想结婚。我那时候把你的想法放在后面，觉得只要我把理由讲成替你考虑，自己就没有那么难看。这件事是我错了。”
她没有说没关系。
我也没再说“你哪里都好”之类的话。
“我不是来求你马上答应什么。”我说，“我只是想把这件事讲清楚。”
“那你讲清楚了。”
“我想重新认识你。”我说，“不是从昨天接着算，也不是让你等我。我问一次，你可以说不。”
她提着篮子的手微微紧了紧。
“我现在没有准备好跟你谈婚事。”她说。
“我明白。”
“你要是觉得不能等，就别等。”
“我不把等待当要求。”
“那你想怎么做？”
“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走到镇上？我把我这半年做的事讲给你听。讲完你回家，我们各自想清楚。”
秋萍没有立刻回答。
她低头看了一眼篮子里的豆角：“我得把这个送回家。”
“好。”
“你先走吧。”
“好。”
她提着篮子走了几步，又回头问：“你去镇上做什么？”
“给家里买盐，还要找师傅拿一本修理手册。”
“那路上遇见再说。”
她没有答应跟我一起走，也没有像去年那样把话推回我手里。我没有追问，只把路让开。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偶尔会在河边、镇上的供销点碰见。遇见了就说几句家常，不遇见也不托人打听。她还是会拒绝我一些邀请。有一次我问她能不能去我家吃饭，她说不方便；我便没再问第二遍。
我没有因为她拒绝，就把她的拒绝解释成欲擒故纵。
也没有拿去年那只西瓜当成她早已原谅我的证据。
一九八四年春天，秋萍主动来找我。
那天我刚从修配组回来，母亲说有人在院外等我。我出去时，她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小袋刚做的豆腐干。
“我娘做多了，让我送些过来。”她说。
我看着她，没敢立刻把这件事当成什么信号，只说：“谢谢。进来坐会儿吗？”
“坐一会儿。”
我给她倒了杯水。她捧着杯子坐在院里的凳子上，问我修配组的活忙不忙，问我父亲的腰好些没有。我一一回答，没有把话题往婚事上引。
喝完水，她站起来要走。
我问：“我能不能明天去你家，跟你和你父母说说我的打算？”
她看了我一会儿：“你打算是什么？”
“我不再说‘先放一放’。我想跟你正式处对象。如果你愿意，我们再谈以后要不要结婚。如果你不愿意，我接受。”
她没有马上点头。
“你不是以前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定下来吗？”
“那时我确实不知道，也没准备好。现在我想试着过自己的日子，不是为了留住谁才回来的。”
“你能保证自己以后不变吗？”
“不能。”我说，“谁也不能保证一辈子不变。但我能保证，真有改变，我会当面跟你说，不让你在别人嘴里听见，也不把责任推给你。”
秋萍低头捏着杯沿。
“我不想再让家里替我答应。”她说，“明天你来可以。可你先问我，别先问我父母。”
“好。”
“我愿意先跟你处处看。”她说，“婚事不定。”
“好。”
“你别把这个当成我答应嫁给你。”
“我不会。”
她把空杯放在桌上，转身出了院门。
母亲从屋里走出来，问：“她怎么说？”
“她愿意先处处看，不定婚事。”
母亲点头：“那就照她说的做。”
我没有觉得这次重新开始是对去年退婚的补偿。那道伤口不会因为她答应处对象就自动消失。她只是给了我一个新的选择，而我要用往后的日子证明，我能尊重这个选择。
我们处了一年多。
这一年里，我依旧会去外地做活，但每次离家前都提前告诉她。她也有自己的安排，农忙时回家收麦，农闲时做些针线。我们不因为订过婚，就把彼此的时间当成自己的。
有一次，我临时接到维修队的通知，要多留两个月。我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她。
秋萍听我说完，沉默了片刻：“你是来通知我，还是来问我能不能接受？”
“我想知道你的想法，但不是让你替我决定。”
“我不喜欢你说走就走。”她说，“可这是你的工作，我不会拦。你得把时间说准，别又让我猜。”
“我会每月回来一次，除非路上真有变动。变了就托人带信。”
“好。”
她没说支持，也没说舍不得。我知道她不是一个只要我开口，就会把自己的不安藏起来的人。
那一年冬天，我们两家又坐到一处吃饭。
没有人提去年定下的日子，也没有人说“早该如此”。秋萍坐在她母亲旁边，跟我父亲谈了几句农机的事。吃完饭，我把她送到门口，问她明年春天愿不愿意跟我去镇上买布。
她说：“先看那天有没有活。”
我笑了笑：“好。”
我没有把这句“好”当作一个等待被推开的门。
一九八五年夏天，我和秋萍结了婚。
婚事是我们两个人都愿意以后，重新跟双方父母说定的。她没有忘记一九八二年那天，我在麦地里说过的退婚；我也没有忘记她当时没有停下手里的镰刀。
办酒前几天，她问我：“你还记不记得那年你来退婚，我说什么？”
“哪有西瓜吃了再走。”
“你当时是不是以为，我是不想让你走？”
我想了想：“是。”
“我不是。”
“我现在知道。”
她把一块切好的西瓜递给我：“我那会儿是觉得你跑这么远来，至少先吃点东西。你要走，谁也拦不住。”
我接过西瓜，没急着吃。
“那你后来为什么还愿意跟我处？”
“因为你后来不再拿‘替我考虑’当借口。”她说，“我愿意重新认识你，不是因为你退过婚，也不是因为我等了你。”
“我知道。”
“还有一件事，你也记住。”
“你说。”
“那年我让你吃西瓜再走，不是说你可以反悔。”
“我记住了。”
“你要是再反悔，我不会再给你送到麦地里吃。”
我看着她，认真点了头。
婚后第一年，我们也有争执。多半是日常小事：我出门干活忘了说什么时候回来，她忙着家里的活不愿意陪我去镇上。我们没有谁因为一句争吵就拿出当年的婚事做筹码。
有一次，我主动说：“我今天来就是想听你说不同意什么，不是想把事情定下来。”
秋萍抬头看了我一眼：“那你先把话说完。”
我把自己的想法讲完，也听她讲她的。最后没有马上达成一致，但至少没有一个人替另一个人宣布结果。
我常常想起一九八二年的那片麦地。
当时我以为，去退婚只要走到她跟前，说出那句话，就算把责任尽到了。她却让我看见，真正的责任不是把人从自己的选择里推开，再说一句“我是为你好”；也不是吃完一块西瓜，就当事情没有发生。
她低头割麦子的时候，没哭，也没拦我。
她问我：“哪有西瓜吃了再走。”
我吃了西瓜，还是走了。
后来我们重新走到一处，并不是因为那只西瓜替我留住了她，而是因为我终于学会把自己的选择说清楚，把她的选择还给她。
一九八二年的麦子早就收完了。
那天的西瓜也早就吃完了。
可我一直记得，秋萍递给我那块西瓜时，手上还沾着麦芒。她没有用它求我留下，只让我别饿着肚子走。
我那时候不知道，体面地结束一段关系，不是匆匆离开；真正想和一个人重新开始，也不能靠对方曾经没有挽留。
后来每到麦收，我都会去地里帮她。她还是做得比我快，我绑的麦捆还是常常松。
她把镰刀递给我，提醒我：“手别伸到刀口前头。”
我照她说的做。
麦子一把把倒下去，落在脚边。她弯着腰继续干活，不用回头看我，也知道我还在。
那年我去退婚，姑娘家忙着收麦子。她低头割麦子，问我哪有西瓜吃了再走。
我吃了西瓜，走了。
后来，是我重新把话说清楚，她重新作出选择，我们才一起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