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里是《东方茶馆》，今天聊聊宋词的事儿。
北宋汴京的夜市瓦舍里，歌儿舞女抱着琵琶唱赚、唱慢曲，酒楼里的客人拍着栏杆相和。
唱赚是当时最时兴的缠令缠达，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记下瓦舍勾栏嘌唱、诸宫调日夜不歇，光是勾栏就有50余座，最大的可容上千人。孟元老另记京瓦伎艺，李师师一班歌妓的小唱最受热捧，词就在这些人口唇间活过一遍又一遍。
柳永写下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歌伎争相传唱，落魄时靠妓女接济；苏轼在密州出猎填江城子，满座击节，这阕词后来刻进了风景里。苏轼在杭州任上常携妓泛西湖，酒酣填词相和，词本就是这类宴游的产物。
那一声声软侬的词，不靠印在书页上让人默读，是挂在嘴边、配着燕乐当场唱出来的。宋词在宋朝人眼里，跟今天的流行歌差不多，能火全靠有人写、有人唱、有人听、有场面托着。
宋词火遍两宋，靠的是一整套宋代独有的表演与消费生态，几个天才文人的笔撑不起这一片天。教坊里的乐工按燕乐谱填腔，官宦宴集有官妓侑酒唱词，市井瓦舍勾栏里嘌唱、诸宫调轮番上演，文人聚在酒席上填一阕彼此唱和。
宋代官妓制度把歌舞绑进了公私宴饮，枢密副使在酒席上也能呼教坊乐人佐欢，词就在这声色场里被一遍遍唱熟。
到了南宋，姜夔、吴文英把词写成了讲究格律的雅词，离勾栏歌儿越来越远，词开始往文人书斋挪。南宋临安的书坊把名家词集刊行流向市井，周密《草窗词》、吴文英《梦窗稿》便是这时刻印的。
这套生态把词养在了宴乐之中，词在宋朝是活着的流行，而被供上案头当死文字读，是后世的事。

这套生态靠的是教坊这个官方音乐机构撑着。唐代就设了教坊，到北宋极盛，徽宗崇宁年间还立大晟府专管雅乐燕乐，教坊乐工的定额在嘉祐年间就写明乐工每色额止二人，有缺才填。北宋教坊最盛时，遇同天节、宝慈庆寿宫生辰，乃至皇子公主降生，都要进歌乐词，机构撑着一整条产业链。
可靖康之变一开，金兵入汴，教坊的人与乐器大半被掳走，元气大伤。南宋偏安，宫廷对教坊的需求时有时无，高宗建炎初年先省了教坊，绍兴14年又复置，凑了460名乐工，绍兴31年六月干脆下诏把教坊整个蠲罢，乐工各自谋生，机构并归刑部。绍兴31年罢教坊后，临安瓦舍的嘌唱却没停，只是唱词的人换成了路歧散乐，词在民间另寻了活路。

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里记载，绍兴31年罢教坊，人员许自便，名伶达伎多留充德寿宫使臣，其余隶临安府衙前乐。孝宗隆兴2年天申节要用乐，大臣一句临时点集不必置教坊，乾道往后遇北使来，呼市人充数，只令修内司提前两旬教习。
赵升在《朝野类要》里点破，虽有教坊之名，遇大宴每差衙前乐权充，不足则和雇市人。《宋史·乐志》记的结局干脆利落，教坊名存实亡，大宴用乐全靠和雇市井艺人。也就是说，南宋还在唱词，可托着词的那个官方音乐机构，已经散了架。
词的土壤一旦松了口子，更大的麻烦才刚开头。
真正把词从全民流行里拽出来的，是蒙元那一代连根拔起的置换。
蒙古立国，科举一停就是80年，从1234年金亡到延祐元年1314年首次开科，中间断了整整数十年，这是中国科举史上最长的一次停摆。窝阔台时期有过1238年的戊戌选试，只录4030人入儒籍，却未成常制，由吏入仕反倒成了正路，文人这条晋身之道整个被抽走。
皇庆2年1313年十一月，元仁宗下诏复科，延祐2年1315年殿试只录了56人，考试内容不用词赋，专考程朱经学。元代科举录取规模极小，延祐复科到元亡共开科16次，录进士仅1200余名，进士入仕者占文官不过4.3%。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里讲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的正是这层意思，词与曲先后挑大梁，看的从来是谁赶上了自己的那代音乐。

文人失去了以辞章晋身的台阶，大批沉到下层，混迹勾栏瓦舍，不写词了，改写杂剧和散曲。元代停科80年，读书人断了进身之路，才把满腹辞章从词的格律里挣出来，改填了更自由的北曲。关汉卿、马致远，连同白朴、郑光祖，在瓦舍里讨生活，关汉卿写下《窦娥冤》《救风尘》，又在《不伏老》里自道是一粒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的铜豌豆。
更要命的是音乐整个换了腔调，宋代词牌按中古音的《广韵》填，可到了元代，北方口语早变，旧格律唱着拗口。周德清在泰定元年1324年写成《中原音韵》，以大都话为准另立19部北曲韵，把入声派进平上去三声，他在自序里讲得直白，欲作乐府必正言语，必宗中原之音。
词和曲本就是同一种东西，都是先有音乐再按谱填词，换了一代音乐，名字就换了一茬。朝天子原是唐代教坊曲，五代宋初成了词牌，金元又变回曲牌；鹊踏枝在宋朝是词牌蝶恋花，到元曲里归了仙吕宫，王实甫写进《西厢记》；点绛唇、后庭花，连同朝天子、如梦令，这些牌子词曲同名，证明词活了下来，接棒的就是北曲。元曲四大家之外，张可久一个人写小令800余首，唱的仍是词的那口气。
词曲同名这件事本身就在说，词换了一身行头，照样活着。
明朝把科举恢复，洪武元年1368年重开，可文人的力气没回到词上，全灌进了小说和戏文。罗贯中写《三国志演义》、施耐庵写《水浒传》，都在元末明初，高则诚一部《琵琶记》唱遍江南，汤显祖《牡丹亭》到1598年风行。词退成小众雅玩，偶尔有人写，再也回不到两宋那种满城传唱的场面。

把镜头拉到清朝，词这一个文体倒真中兴了一回。陈子龙在明末拉开云间派，把词从纤靡里拽回沉郁，龙榆生说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重振。入清后陈维崧领阳羡派，一个人写词300余首，朱彝尊开浙西派，编《词综》推尊姜夔张炎，纳兰性德小令直追李后主。叶恭绰统计清代词人有4850余人，顺康两朝就有300余位，常州词派张惠言又起而尊词体，陈廷焯干脆把陈维崧、朱彝尊比作词里的李杜。
可这中兴的根基，是文人案头的唱和，瓦舍里的满堂彩早没了。厉鹗、郭麐一辈在杭州结社填词，词社唱和成了清代文人日常的雅聚，只是再热闹也回不到两宋的勾栏。
养大词的是宋朝那张桌子，埋了词的也是那张桌子，时代从头到尾都没动过手。
宋朝给词备好了教坊、燕乐，连同瓦舍、酒席与听客，词活成全民的流行；元明把这套生态拆了，词退回文人书斋，清人再把它供上案头，已是另一回事。
一种文体能不能活成时代之声，全看托着它的那张桌子还在不在。
桌子散了，再好的词也只剩被展览的命。
这是本期《东方茶馆》，咱们下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