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我被厂里通知下岗那天，老婆把离婚协议书摔在我脸上。

她说：「王建国，你个没用的东西，我跟着你算是倒了八辈子霉。」

我求她再给我点时间，她冷笑着说：「时间？你这辈子都翻不了身。」

二十年后的同学会上，她穿着一身地摊货，战战兢兢地走进来。

她不知道，今天这个五星级酒店的宴会厅，是我包的。

她更不知道，这场同学会，是我一手安排的。

01

2018年10月，沈阳。

初秋的风已经带了几分凉意，街边的梧桐叶开始泛黄。

我站在希尔顿酒店三十二楼的落地窗前，俯瞰着这座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

二十年了。

我离开这里整整二十年了。

「王总，同学们陆续到了，您看是不是该下去了？」 助理小林敲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名单。

我点点头，最后看了一眼窗外的夜景。

二十年前，我在这座城市的最底层挣扎求生，连一碗四块钱的面条都舍不得吃。

二十年后，我名下的企业市值过百亿，员工三万多人。

可我心里清楚，今天回来，不是为了炫耀。

是为了见一个人。

是为了说一句话。

一句我憋了二十年的话。

电梯门打开，宴会厅里已经坐满了人。

我一出现，全场瞬间安静下来。

「是王建国！真的是王建国！」

「我的天，真是他啊！」

「当年那个下岗的王建国？不可能吧？」

窃窃私语像潮水一样涌来。

我面带微笑，和老同学们一一握手寒暄。

他们的眼神里，有震惊，有羡慕，有巴结，也有人在偷偷拿出手机搜索我的名字。

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二十年前那个在厂门口摆地摊、被所有人嘲笑的王建国，怎么就成了身家百亿的企业家？

我没有解释，只是笑着招呼大家入座。

我的目光，一直在人群中搜索。

然后，我看到了她。

刘艳红。

我的前妻。

她站在宴会厅门口，穿着一件起球的旧毛衣，头发有些花白，脸上的皱纹比同龄人深得多。

她看起来苍老、憔悴，和二十年前那个趾高气扬的女人判若两人。

我们的目光隔着人群相遇。

她愣住了，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我朝她点了点头，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她的腿似乎在发抖，被旁边的老同学扶着，才勉强走到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下。

我注意到，她始终低着头，不敢看我。

很好。

这出戏，才刚刚开始。

02

时间回到1998年。

那一年，我三十二岁，正是一个男人最好的年华。

我是沈阳第三机床厂的车间主任，每个月工资加奖金能拿到一千二百块，在当时算是高收入了。

老婆刘艳红是厂子弟学校的语文老师，我们是高中同学，毕业后没几年就结了婚。

儿子王浩那年八岁，刚上小学二年级。

一家三口住在厂里分的两居室，日子虽然不算富裕，但也安稳踏实。

那时候，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

在厂里干到退休，看着儿子长大成人，和老婆相守到老。

可命运给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1998年初，厂里开始传言要「减员增效」。

一开始大家都不当回事，觉得咱们厂是老牌国企，不可能动到自己头上。

可到了三月份，第一批下岗名单就贴出来了。

我站在公告栏前，在密密麻麻的名字里，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王建国，男，三十二岁，机加工车间主任，下岗。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旁边有人拍我的肩膀：「建国，想开点，大家都一样。」

我木然地点点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家的。

推开门，刘艳红正在厨房做饭。

「回来啦？饭马上就好。」 她头也没回。

我坐在沙发上，半天说不出话。

她端着菜出来，看到我的表情，愣了一下：「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我下岗了。」

这四个字，像四块石头，重重地砸在地上。

刘艳红手里的盘子「哐当」一声掉在地上，碎了一地。

「你说什么？」 她的声音变了调，「你再说一遍！」

「厂里贴了名单，我在名单上。从下个月起，就没工资了。」

她愣在那里，好像被人抽走了魂。

过了好一会儿，她突然发了疯似的冲过来，抓着我的衣领：「不可能！你是车间主任！你技术最好！他们凭什么让你下岗！」

我苦笑：「厂里效益不好，要裁掉一半的人。主任也没用，照样裁。」

「那你去找领导啊！去求求人啊！你就这么认了？！」

「我找了。没用。名单早就定好了。」

刘艳红瘫坐在地上，看着满地的碎瓷片，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我想去扶她，她一把甩开我的手：「别碰我！」

那天晚上，她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一夜没出来。

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抽了整整两包。

窗外，夜色浓得化不开。

我不知道，这只是噩梦的开始。

03

下岗后的第一个月，我每天出去找工作。

可1998年的沈阳，到处都在裁员，哪有什么工作可找？

我投了几十份简历，全都石沉大海。

去建筑工地想当小工，人家嫌我年纪大，干不了重活。

去饭店想当服务员，人家嫌我一个大老爷们，端盘子不合适。

去商场想当保安，人家说保安都要年轻小伙子，你这岁数不行。

我这才知道，三十二岁的下岗工人，在这个社会上，竟然一文不值。

刘艳红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

她不再和我说话，每天回家就摔摔打打，动不动就发火。

「王建国，你看看你，一个大男人，天天窝在家里，你还有没有点出息？」

「我去找工作了，没找到。」

「找不到？你是不是压根就没用心找？你就是想吃软饭，想靠我养你是不是！」

我无话可说。

那时候，家里全靠她一个人的工资撑着。她每个月六百块钱，要交水电，还要供儿子上学，确实紧巴巴的。

我理解她的焦虑，可她说话越来越难听，越来越伤人。

「我当初怎么就瞎了眼，嫁给你这个窝囊废！」

「你看看隔壁老张，人家也下岗了，人家出去开出租，一个月能挣两千多！你呢？你会干什么！」

「我妈当初就说你没出息，我偏不信，现在可好，全让她说中了！」

每一句话，都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上。

可我没有反驳。

因为我确实没用。

我只会车床，只会机加工，离开了厂子，我什么都不会。

这种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比失去工作更可怕。

我开始变得沉默，变得自卑，走在路上都不敢抬头。

有一次，我在路上碰见以前的同事老周。

他也下岗了，但他找了份送煤气的活儿，每天扛着煤气罐爬楼。

他拍拍我的肩膀：「建国，别灰心，熬过去就好了。实在不行，你也来送煤气，我帮你说说。」

我苦笑：「谢谢你，老周。我再想想办法。」

其实我知道，以我的腰椎，根本扛不了煤气罐。

年轻的时候在车间落下的毛病，稍微一用力就疼得直不起来。

我能干什么呢？

我真的不知道。

04

1998年夏天，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刘艳红的态度越来越冷淡，我们之间的争吵也越来越频繁。

有一天，我发现她开始频繁地打扮自己，出门的时间也越来越晚。

我没有多想。

直到有一天，儿子王浩放学回来，怯生生地问我：「爸，妈妈是不是不要咱们了？」

我愣住了：「瞎说啥呢？你妈怎么会不要你？」

「可是我看到妈妈跟一个叔叔在一起，那个叔叔还给妈妈买了好多东西。」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那天晚上，刘艳红很晚才回来，身上有一股陌生的香水味。

我问她去哪了，她说学校开会。

我没有戳穿她。

不是不想，是不敢。

我怕我一旦戳穿，这个家就真的完了。

可有些事，你不去面对，它也会自己找上门来。

那是一个周六的下午，我出门去找工作，走到半路发现忘带东西，就折返回来。

推开门的那一刻，我看到刘艳红和一个男人坐在沙发上，她靠在那个男人的肩膀上。

那个男人我认识。

是她们学校的教导主任，姓孙，四十多岁，老婆前两年病死了。

我站在门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刘艳红看到我，脸上没有任何愧疚，反而松了一口气似的。

她站起来，整了整衣服，对我说：「正好，省得我找你了。」

她从包里拿出一张纸，摔在我脸上。

是离婚协议书。

「签了吧，王建国。咱们好聚好散。」

我看着那张纸，浑身发抖：「刘艳红，咱们结婚十年了，你就这么对我？」

「十年？」 她冷笑，「这十年，你给过我啥？我跟着你，住的是厂里的破房子，穿的是地摊货，别人出去旅游，我连市区都没出过几回！现在好了，你连工作都没了，你让我跟着你喝西北风去？」

「我会想办法的，你再给我点时间！」

「时间？王建国，你这辈子都翻不了身！」 她指着我的鼻子，「我告诉你，你要是不签，我就让全厂的人都知道，你是个没用的废物，连老婆都留不住！你丢得起这个人吗？」

那个孙主任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一脸得意地看着我。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啪」地扔在茶几上：「王建国是吧？识相点，签了字，皆大欢喜。孩子我帮你养着，比跟着你强。」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嵌进肉里。

那一刻，我真的想冲上去揍他。

可我没有。

因为我知道，打了他又能怎样？

他是教导主任，在这个小地方，也算是个人物。

而我，只是一个下岗工人，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

我的尊严，在他们眼里，一文不值。

我看着刘艳红，看着这个我曾经深爱的女人，心里最后一丝希望彻底破灭了。

「儿子呢？儿子怎么办？」 我的声音沙哑。

「儿子跟我。」 她说得理所当然，「你一个下岗的，连自己都养不活，还想带孩子？别耽误孩子的前途了。」

我沉默了很久。

最终，我拿起那支笔，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心，死了一半。

05

签完字的那天晚上，我收拾了自己为数不多的几件衣服，离开了那个家。

刘艳红没有挽留，甚至没有多看我一眼。

儿子王浩站在门口，眼泪汪汪地看着我：「爸，你不要我了吗？」

我蹲下来，抱了抱他，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一些：「爸不是不要你，爸是去赚钱。等爸赚到钱了，就来接你，好不好？」

「爸，你一定要来接我。」 他小小的手紧紧抓着我的衣角。

「爸答应你。」

我转身离开，没有回头。

因为我怕我一回头，就再也迈不开腿了。

走出那个小区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八月的沈阳，夜晚依然有些闷热。

我站在路边，不知道该去哪里。

身上只有三百块钱，那是刘艳红「大发慈悲」给我的「分手费」。

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最后走到了火车站。

火车站广场上，到处都是流浪汉和等车的旅客。

我在一个角落里坐下，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突然觉得自己也成了这座城市的流浪汉。

那天晚上，我就睡在火车站的长椅上。

半夜被巡逻的警察叫醒，问我有没有身份证，是不是盲流。

我掏出身份证，告诉他我是下岗工人，暂时没地方住。

警察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这年头，下岗的太多了。你自己注意点吧。」

我苦笑着点点头。

接下来的几天，我白天出去找工作，晚上就睡在火车站。

三百块钱，省着花，也只够吃一个多星期的。

找工作依然没有任何进展。

有一天，我路过一个早市，看到有人在卖袜子。

一个简易的地摊，几块塑料布，上面摆着花花绿绿的袜子，五块钱三双。

我站在旁边看了很久。

卖袜子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皮肤黝黑，一看就是常年出摊的。

一个上午，她卖了几十块钱。

我心里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我去批发市场转了一圈，发现袜子的批发价很便宜，一双只要几毛钱。

如果我也摆地摊，是不是也能赚点钱？

反正我已经一无所有了，还能更差到哪儿去？

第二天，我用剩下的一百多块钱，进了两百双袜子，买了一块塑料布。

凌晨四点，天还没亮，我就背着编织袋出发了。

走了四十分钟，来到那个早市，找了一个角落，铺开塑料布，把袜子一双一双摆好。

太阳还没出来，天边刚刚泛起鱼肚白。

我站在自己的小摊前，看着面前这堆花花绿绿的袜子，心里五味杂陈。

一个堂堂的车间主任，曾经管着几十号人，现在却要蹲在街边吆喝卖袜子。

我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喊不出来。

那种羞耻感，让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可我没有退路了。

我想起了儿子那双含着泪的眼睛，想起了他拽着我衣角说的那句话：「爸，你一定要来接我。」

我深吸一口气，攥紧了拳头。

王建国，你连老婆都没了，连家都没了，还要什么脸？

脸能当饭吃吗？

我闭上眼睛，用尽全身的力气，喊出了人生中最艰难的一嗓子——

「袜子！便宜卖了！五块钱三双！」

声音在清晨的空气中回荡。

我不知道的是，从这一天起，我的命运，将被彻底改写。

二十年后，当我站在那个五星级酒店的宴会厅里，对着所有人说出那番话的时候，我依然记得这个清晨。

记得这一声吆喝。

记得那个蹲在地摊前、浑身发抖、却咬着牙不肯认输的自己。

那是我这辈子，喊出的最值钱的一嗓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