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以“估价待询”（市场传言达 8800 万元）现身中国嘉德 2025 春季拍卖预展时，这幅被标注 “虚斋至精之品” 的画作瞬间将南京博物院推向舆论风暴中心。

随着捐赠者庞莱臣曾孙女庞叔令的诉讼与强制执行申请曝光，一段横跨六十余年的文物流转秘辛浮出水面：1959 年庞莱臣之孙庞增和携家人无偿捐赠的 137 件 “虚斋旧藏” 中，此画作 1961 年经张珩、韩慎先、谢稚柳专家组鉴定为 “伪做得很好”，1964 年王敦化等专家再次确认为 “假”，最终于上世纪 90 年代被南博处置。

从公益捐赠到商业拍卖，从“伪作” 到 “天价珍品” 的价值反转，叠加程序疑点，让公众对国有博物馆的文物管理能力产生根本质疑。更令人揪心的是，同批被鉴定为 “伪作” 的还有赵光辅《双马图轴》等四件藏品，目前公开信息中未明确其流转记录。值得注意的是，涉事《江南春》已在国家文物部门干预下撤拍，但拍卖页面显示的鉴藏印明确标注 “庞莱臣” 收藏印记，与捐赠清册形成呼应。

二、合规外衣下的程序正义缺失

南京博物院的回应始终紧扣“合规性”：两次鉴定均由权威专家完成，90 年代处置依据当时《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但合规性不等于正当性，更无法掩盖程序正义的缺失。

根据 2018 年《国有馆藏文物退出管理暂行办法》，文物退藏无约定时应事先征得捐赠人同意。即便按 90 年代规定无需告知，南博将捐赠品直接流入市场的操作，也违背了公益机构的伦理底线。正如业内人士所言，即便鉴定为伪作，也应妥善保管或退回捐赠方，而非 “纵假归山”，给后续争议留下空间。

法律层面的争议更显尖锐。南博主张藏品所有权已转移国家，处置无需告知；但律师指出，《公益事业捐赠法》要求受赠方对捐赠财产尽到审慎管理义务，擅自出售显然违背“无偿捐赠供公众研究观赏” 的初衷。这种法条与情理的冲突，恰恰暴露了文物管理法规的时代滞后性。

三、文物管理不能只有“内部流程”

此次事件暴露出的深层问题，远超单一藏品的处置争议。当庞叔令 2025 年 12 月要求查看藏品时，南博才承认 5 件作品 “已处置”，这种 “事后告知” 的态度，折射出文博系统长期存在的 “管理傲慢”。

文物鉴定的主观性本就为争议埋下伏笔。张珩等专家 1961 年的鉴定结论与庞家 “均为珍品” 的主张形成对立，而现代科技已能通过拉曼光谱实现颜料成分的无损检测、通过红外光谱分析纸张有机物老化程度进行复核，但南博未启动重新鉴定程序。更值得警惕的是，关键知情人 —— 据称购得此画的艺兰斋董事长陆挺已于 2025 年 5 月去世，而陆挺之妻丁蔚文曾在 2009 年论文中称《江南春》“得于庞氏后人”，与南博 “处置流出” 的说法形成矛盾，中间流转环节成谜。

目前江苏省文旅厅已牵头成立工作专班调查，此次调查需厘清三个核心问题：拍卖品是否为 1959 年捐赠原件、四件藏品流转记录是否完整、当年鉴定与处置是否存在利益输送。

四、重建信任需打通“透明最后一公里”

博物馆的核心价值不在于藏品数量，而在于公众信任。南博事件给全国文博系统敲响警钟：文物管理不能止于“内部流程闭环”，而应建立全链条透明机制。

对于捐赠文物，需建立“终身溯源” 制度，从接收、鉴定到展出、处置，每一步均向捐赠人及公众公开；对拟退藏藏品，应引入第三方复核与公示程序，赋予捐赠人异议权；对已处置文物，需留存完整流转记录，避免 “人走账清” 的管理黑洞。

当市场传言的 8800 万估价与南博 “伪作处置” 的定性并置，刺痛的不仅是庞家后人，更是所有珍视文化遗产的公众。期待此次调查能成为文物管理改革的契机，让博物馆真正成为文化守护的堡垒，而非信任裂痕的制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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