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钱塘江边的寒门学子，到巡按江西的青年御史；从治理河南、山西的能臣，到北京城头的护国柱石，于谦的一生，是大明王朝由衰转危再兴的缩影。他自幼饱读诗书，将“精忠报国”的信念深植于心；为官后清正廉明，体恤民情，在地方政绩卓著；土木堡之变后，大明精锐尽失，皇帝被俘，朝野震动，他以“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担当，驳斥南迁之议，调集兵马，整饬防务，最终击退瓦剌铁骑，保全了大明的半壁江山。他不恋权位，不结党羽，始终以国家安危为己任，却因功高震主而遭人构陷，落得身首异处的结局。于谦的一生，完美诠释了何为“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更以生命践行了儒家士大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崇高追求。
寒门立志：钱塘学子的家国情怀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于谦出生于浙江钱塘（今杭州）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父于文明曾官至工部主事，父亲于彦昭虽未入仕，却以品行高洁闻名乡里。钱塘江水的灵秀与吴越文化的底蕴，滋养了于谦的心智，而家中世代传承的儒家思想，更在他心中播下了忠君报国的种子。
于谦自幼天资聪颖，四岁时便展现出过人的记忆力。一次，祖父带他参观祠堂，看到墙上悬挂的文天祥画像，画像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深深吸引了他。祖父告诉他，文天祥是南宋末年的忠臣，为抵御元军以身殉国。于谦听后，久久伫立在画像前，稚嫩的脸庞上露出坚定的神色，对祖父说：“我将来也要做像文先生这样的人。”祖父见状，既惊讶又欣慰，从此更加用心地教导他。
为了让于谦接受更好的教育，父亲将他送入当地著名的万松书院就读。于谦学习异常刻苦，常常深夜仍在烛火下研读典籍，寒冬腊月里，手指冻得发紫也不肯停歇。书院的先生们对他赞不绝口，认为他“才思敏捷，志存高远，日后必成大器”。在研读儒家经典的同时，于谦还广泛涉猎兵法、历史，尤其对《孙子兵法》和《资治通鉴》爱不释手，他深知，乱世之中，仅有文才不足以救国，必须文武兼备。
永乐十九年（1421年），二十三岁的于谦参加科举考试，一举考中进士，从此踏上仕途。在殿试中，他针对当时朝廷的边防弊端，提出“练兵固边，恤民安邦”的对策，言辞恳切，见解独到，得到了永乐帝朱棣的赏识。虽然最终未能进入一甲，但朱棣特意嘱咐吏部官员：“于谦之才，堪当重任，当重点培养。”
初入仕途的于谦被授予御史之职，负责监察百官言行。他深知此职责任重大，上任后便以身作则，严格遵守官场纪律，对贪污腐败、徇私枉法的行为绝不姑息。一次，他发现一位资深官员利用职权克扣军饷，立即上疏弹劾。有人劝他：“此人根基深厚，后台强硬，你刚入官场，不必如此较真。”于谦却回答：“御史乃朝廷耳目，若畏惧权贵，纵容贪腐，何以面对天下百姓？”最终，在他的坚持下，那位官员被依法惩处，朝野上下无不震动，于谦也因此以“铁面御史”闻名。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病逝，朱高炽继位，是为明仁宗。仁宗深知于谦的才干，将他提拔为巡按江西。赴任前，仁宗召见于谦，嘱咐他：“江西民风淳朴，但吏治积弊已久，你此去务必查清冤狱，整顿吏治，安抚百姓。”于谦牢记圣谕，抵达江西后，立即深入各地巡查。他拒绝地方官员的宴请和贿赂，亲自查阅案卷，短短半年时间，就平反了数十起冤假错案，释放了数百名无辜囚犯。当地百姓感激涕零，纷纷为他立生祠，称赞他为“于青天”。
在江西任上，于谦还发现地方官员为了政绩，常常虚报灾情，导致朝廷的赈灾款项无法真正落实到百姓手中。他立即上疏朝廷，提出“核实灾情，专款专用，加强监察”的建议，得到了仁宗的采纳。仁宗下旨规定，今后各地上报灾情，必须由巡按御史核实后才能拨款，有效遏制了虚报冒领的现象。于谦在江西的三年任期内，江西的吏治焕然一新，百姓安居乐业，他的执政能力也得到了朝廷的充分认可。
抚民安边：两州巡抚的治世之能
洪熙元年（1425年），仁宗病逝，宣宗朱瞻基继位。宣宗对于谦的才干早有耳闻，继位不久便下旨任命于谦为河南、山西巡抚，让他同时管辖两省事务。当时的河南、山西地处中原腹地，既是农业大省，又是边防要地，但由于连年战乱和自然灾害，两地百姓生活困苦，边防也十分薄弱。于谦接到任命后，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前往河南的路途。
抵达河南后，于谦首先深入民间了解民情。他发现，河南境内的黄河时常泛滥，淹没大片农田，导致百姓流离失所。而地方官员对此束手无策，只是一味地向百姓摊派徭役，加剧了百姓的负担。于谦当即决定，首要任务是治理黄河水患。他亲自勘察黄河河道，走访当地的老河工，制定了“疏堵结合，加固堤防”的治理方案。为了筹集治河资金，他一方面上疏朝廷请求拨款，另一方面带头缩减巡抚衙门的开支，将节省下来的钱财用于治河。
在治河过程中，于谦身先士卒，与民工们一起扛沙袋、筑堤坝。盛夏时节，他顶着烈日指挥施工，皮肤被晒得黝黑；寒冬腊月，他冒着严寒巡查堤防，确保工程质量。百姓们看到巡抚大人如此辛劳，纷纷主动参与治河，原本预计三年完成的工程，仅用了一年半就竣工了。黄河大堤加固后，再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泛滥，河南的农业生产逐渐恢复。于谦还在黄河沿岸修建了大量的灌溉渠道，将黄河水引入农田，使数百万亩旱地变成了水田。
解决了水患问题后，于谦开始着手整顿吏治。他制定了严格的官员考核制度，将百姓的满意度作为考核的重要标准。对于廉洁奉公、政绩突出的官员，他及时向朝廷推荐提拔；对于贪污腐败、玩忽职守的官员，他坚决予以弹劾罢免。在他的整顿下，河南、山西的官场风气明显好转，官员们不敢再肆意欺压百姓。
山西地处北方边防前线，时常受到蒙古部落的侵扰。于谦到任后，立即前往山西边境巡查。他发现，山西的边防军士气低落，武器装备陈旧，许多堡垒年久失修。针对这些问题，于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整顿军队纪律，严惩贪生怕死、克扣军饷的将领；二是请求朝廷调拨资金，更新武器装备，修缮堡垒；三是招募当地青壮年参军，充实边防力量。同时，他还积极推行“军屯制度”，让士兵们在闲暇时开垦荒地，种植粮食，实现了军队的自给自足，减轻了朝廷的财政负担。
为了安抚百姓，于谦还推行了一系列惠民政策。他下令减免两地的赋税，尤其是对受灾地区的百姓，不仅免征赋税，还开仓放粮，救济灾民。他还设立了“养济院”，收养孤寡老人和孤儿；设立“义仓”，储存粮食以备荒年。在他的治理下，河南、山西的经济逐渐复苏，百姓生活日益改善，边防也得到了极大的加强。蒙古部落看到山西边防严密，再也不敢轻易入侵。
于谦在河南、山西担任巡抚长达十九年，期间他始终清正廉明，一心为民。他的官署简陋，生活节俭，常常以粗粮充饥。有一次，他的门生来看望他，带来了一些家乡的特产，于谦坚决拒绝，并对门生说：“我身为巡抚，若接受你的礼物，如何面对百姓？你若真心敬重我，就当多为百姓办实事。”门生听后，深受感动，从此更加敬佩于谦。宣宗和后来的英宗都对于谦的政绩十分满意，多次下旨嘉奖他，称他为“天下巡抚之楷模”。
临危受命：土木堡之变后的砥柱
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率领大军入侵明朝边境，接连攻占了多个城池。当时的明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不顾于谦等大臣的反对，决定御驾亲征。于谦得知后，心急如焚，多次上疏劝阻：“瓦剌军势浩大，我军准备不足，陛下亲征风险极大，恳请陛下以国家为重，取消亲征之议。”但英宗听信王振的谗言，根本不听于谦的劝阻，率领五十万大军贸然出征。
由于王振不懂军事，却胡乱指挥，明军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遭到瓦剌军的伏击。明军猝不及防，全线溃败，五十万大军损失殆尽，英宗被俘，王振也被愤怒的士兵杀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消息传到北京后，朝野震动，人心惶惶。许多大臣认为明朝大势已去，纷纷主张南迁南京，以避瓦剌军的锋芒。
在这危急存亡的时刻，于谦挺身而出。他在朝堂上严厉驳斥了南迁之议，愤怒地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乃天下之根本，根本动摇，则天下大乱。当年南宋南迁，最终导致亡国，难道我们要重蹈覆辙吗？”于谦的话掷地有声，让原本动摇的大臣们清醒了过来。皇太后和监国朱祁钰（英宗之弟）也被于谦的坚定所打动，决定采纳他的建议，坚守北京。
为了稳定政局，于谦首先提出“立帝以安人心”的建议。他认为，英宗被俘，国无君主，容易引发内乱，必须尽快拥立一位新皇帝。在他的坚持下，皇太后下诏立朱祁钰为帝，是为景泰帝。景泰帝即位后，立即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让他全权负责北京的防务。于谦临危受命，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命，他对景泰帝说：“臣粉身碎骨，亦难报陛下知遇之恩，必当竭尽全力，守护京师，迎回上皇。”
当时的北京，兵力空虚，只剩下不到十万的老弱残兵，且武器装备匮乏。于谦上任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首先，他调集各地的驻军火速驰援北京，同时招募北京周边的青壮年参军，短短几天内就集结了二十万兵力。其次，他下令打开国库，将里面的武器装备全部发放给军队，并组织工匠日夜赶造武器，补充军备。再次，他整顿军队纪律，提拔了一批有勇有谋的将领，如石亨、范广等，让他们分别指挥各路军队。
在部署防务方面，于谦更是精心策划。他将二十万大军分别部署在北京的九个城门之外，形成了一道坚固的防线。他亲自坐镇德胜门，负责指挥全局。同时，他还下令关闭北京的所有城门，断绝士兵们的退路，激励他们奋勇杀敌。他对将士们说：“今日之战，关乎国家存亡，若有退缩者，立斩不赦！”将士们深受鼓舞，纷纷表示愿意与京师共存亡。
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也先率领瓦剌大军兵临北京城下，将北京团团包围。也先以为明军不堪一击，派人送信给景泰帝，要求明朝投降，并索要大量的金银财宝。景泰帝召集大臣商议对策，于谦坚定地说：“瓦剌贼心不死，若与之议和，只会助长其嚣张气焰，我们唯有死战到底，才能击退敌军。”
十月十一日，瓦剌军对北京发起了猛烈进攻。也先首先集中兵力攻打德胜门，企图一举攻破北京的北大门。于谦早已料到瓦剌军会主攻德胜门，提前在这里设下了埋伏。当瓦剌军进入埋伏圈后，于谦一声令下，明军伏兵四起，火炮、弓箭齐发，瓦剌军死伤惨重。也先的弟弟孛罗也在战斗中被明军击毙，瓦剌军被迫撤退。
随后，也先又率领大军攻打西直门和彰义门，均被明军击退。在战斗中，于谦始终坚守在城头，亲自指挥作战，他的盔甲上沾满了鲜血，却丝毫没有退缩。将士们看到兵部尚书如此英勇，士气更加高涨，奋勇杀敌。瓦剌军围攻北京数日，不仅没有攻破城门，反而损失了大量的兵力和粮草。也先见明军防守严密，士气高昂，知道攻克北京无望，又担心明朝的援军赶到，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于是在十月十五日率领瓦剌军撤退。
于谦得知瓦剌军撤退后，立即下令明军出城追击。明军士气大振，一路追击，斩杀瓦剌军数千人，缴获了大量的马匹和武器。至此，北京保卫战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大明王朝的危局得以化解。消息传出后，举国欢腾，百姓们纷纷走上街头，庆祝胜利。景泰帝亲自召见于谦，对他说：“此次大捷，全赖于爱卿之功，爱卿乃大明的护国柱石啊！”
社稷重臣：景泰朝的改革与坚守
北京保卫战胜利后，于谦的威望达到了顶峰，景泰帝对他更加信任，将朝政大权逐渐交给了他。于谦深知，虽然击退了瓦剌军，但大明王朝积弊已久，若不进行改革，国家仍将面临危机。因此，他在稳定政局的同时，开始着手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
在军事方面，于谦对明朝的军制进行了全面改革。他发现，明朝的“卫所制度”已经名存实亡，许多卫所的士兵逃亡殆尽，剩下的士兵也大多缺乏训练，战斗力低下。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于谦推行了“团营制度”。他将北京的二十万驻军重新整编为十营，每营由一名总兵官统领，同时挑选有能力的将领担任副将和参将，加强对军队的管理和训练。他还规定，团营的士兵必须定期进行考核，考核不合格的士兵将被淘汰，合格的士兵将获得奖励。通过推行团营制度，明军的战斗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于谦还十分重视边防建设。他下令修缮北方的长城，加固边境的堡垒，并在边境地区设立了多个烽火台，加强对瓦剌军的监视。同时，他还积极与蒙古的其他部落建立联系，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孤立瓦剌部。也先见明朝边防日益严密，又失去了其他蒙古部落的支持，不得不考虑与明朝议和，释放英宗。
在政治方面，于谦致力于整顿吏治，打击贪污腐败。他制定了严格的官员选拔制度，规定官员必须通过考核才能提拔任用，杜绝了任人唯亲的现象。他还设立了“巡按御史”制度，派遣御史分赴各地，监督地方官员的言行，一旦发现贪污腐败、欺压百姓的行为，立即严惩不贷。在他的整顿下，景泰朝的官场风气明显好转，官员们的工作积极性也得到了提高。
在经济方面，于谦推行了“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他下令减免百姓的赋税，尤其是对受灾地区的百姓，不仅免征赋税，还开仓放粮，救济灾民。他还鼓励百姓开垦荒地，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提高粮食产量。同时，他还整顿了财政制度，严惩贪污国库钱财的官员，规范了财政收支，使明朝的经济逐渐复苏。
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在于谦的努力下，也先终于同意与明朝议和，释放英宗。英宗返回北京后，被景泰帝尊为“太上皇”，软禁在南宫。此时，朝廷内部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有人认为于谦权力过大，劝景泰帝削弱他的权力。但景泰帝深知于谦的忠诚和才干，不仅没有削弱他的权力，反而更加信任他，将朝廷的军政大权都交给了他。
于谦虽然身居高位，却始终保持着清正廉明的作风。他的官署简陋，生活节俭，家中没有多余的财产。有一次，景泰帝赏赐给他大量的金银财宝，他坚决拒绝，并对景泰帝说：“臣蒙陛下厚爱，已深感不安，这些金银财宝臣实在不敢接受。国家正值用人之际，不如将这些钱财用于边防和民生。”景泰帝听后，更加敬佩于谦的品德。
于谦还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他主张“不拘一格降人才”，无论出身贵贱，只要有才能，就应该得到提拔任用。他推荐了许多有才能的官员，如商辂、彭时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明朝的重臣。他还设立了“武学”，培养军事人才，为明朝的边防输送了大量的优秀将领。
然而，于谦的改革也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石亨原本是一名普通的将领，在北京保卫战中因作战勇猛被于谦提拔为总兵官，但他却贪得无厌，多次利用职权谋取私利，遭到了于谦的严厉批评。徐有贞是一名文人，曾因主张南迁而受到于谦的驳斥，一直怀恨在心。这些人逐渐结成了反对于谦的小集团，暗中策划着陷害于谦的阴谋。
夺门之变：忠臣的悲惨结局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景泰帝突然病重，卧床不起。由于景泰帝没有子嗣，朝廷内部围绕着皇位继承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石亨、徐有贞等人认为，这是一个夺取权力的绝佳机会，他们决定发动政变，拥立被软禁在南宫的英宗复辟。
正月十六日夜，石亨、徐有贞率领一批亲信士兵，偷偷潜入南宫，将英宗从软禁中解救出来，然后率领士兵直奔紫禁城。当时，紫禁城的守卫士兵看到英宗，都不敢阻拦，石亨、徐有贞等人顺利进入奉天殿，拥立英宗重新登上皇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夺门之变”。
英宗复辟后，石亨、徐有贞等人立即诬陷于谦谋反。他们对英宗说：“于谦当年拥立景泰帝，架空陛下，如今又企图拥立襄王之子为帝，谋反之心昭然若揭。若不处死于谦，陛下的皇位将难以稳固。”英宗起初有些犹豫，他知道于谦是大明的功臣，北京保卫战若不是于谦，大明早已亡国。但在石亨、徐有贞等人的反复劝说下，英宗最终还是下令将于谦逮捕入狱。
于谦被捕后，朝野上下一片哗然。许多大臣纷纷上疏为于谦鸣冤，称他“忠心耿耿，为国操劳，绝无谋反之心”。甚至连一些曾经反对过于谦的大臣，也站出来为他辩护。但英宗在石亨、徐有贞等人的操控下，根本不听大臣们的劝谏。徐有贞对英宗说：“不杀于谦，夺门之变就师出无名。”英宗听后，最终下定决心，判处于谦死刑。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二十二日，于谦被押赴崇文门外斩首。临刑前，于谦神色平静，他望着天空，想起了自己年轻时的志向，想起了北京保卫战的烽火，想起了百姓的疾苦。他从容地闭上双眼，结束了自己五十岁的生命。百姓们得知于谦被处死的消息后，无不悲痛欲绝，纷纷来到刑场为他送行，有的人甚至放声大哭。行刑的刽子手也十分敬佩于谦，不忍心下手，最终在石亨等人的逼迫下，才不得不执行死刑。
于谦死后，石亨、徐有贞等人还派人抄了他的家。但抄家的人到了于谦家中后，却惊讶地发现，这位身居高位的兵部尚书，家中竟然一贫如洗，除了一些破旧的家具和书籍外，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抄家的人在他的书房里发现了一幅文天祥的画像，画像旁还放着他亲手书写的《石灰吟》。抄家的人看后，无不感动落泪。
于谦的妻子董氏得知他被处死的消息后，悲痛欲绝，不久便病逝了。他们的儿子于冕被流放到云南，直到多年后才被赦免回京。于谦的门生和故友冒着风险，将他的遗体收殓起来，偷偷埋葬在杭州西湖边的三台山下。百姓们为了纪念他，纷纷在他的墓前祭拜，久而久之，于谦的墓前便形成了一片香火旺盛的景象。
千古流芳：忠肃丹心的历史回响
于谦死后不久，石亨、徐有贞等人的阴谋就逐渐败露。石亨因谋反被处死，徐有贞被流放边疆。英宗也逐渐意识到自己错杀了于谦，心中十分后悔。他常常在深夜想起于谦在北京保卫战中的功绩，想起他的清正廉明，不禁黯然神伤。
成化元年（1465年），明宪宗朱见深即位后，立即为于谦平反昭雪。宪宗下旨恢复于谦的官职和爵位，追赠他为“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号“忠肃”。同时，宪宗还下令将于谦的儿子于冕召回京城，授予他官职。百姓们得知于谦平反的消息后，无不欢欣鼓舞，纷纷前往他的墓前祭拜。
弘治二年（1489年），明孝宗朱祐樘下旨在杭州西湖边为于谦建立祠堂，命名为“于忠肃公祠”。祠堂建成后，前来祭拜的人络绎不绝，文人墨客们也纷纷为于谦题诗作画，歌颂他的忠勇事迹。明代诗人李东阳在《谒于忠肃公祠》中写道：“赤手挽银河，公自大名垂宇宙；青山埋忠骨，我来何处吊英贤。”这首诗生动地表达了人们对于谦的敬仰之情。
后世史学家对于谦的评价极高。清代史学家张廷玉在《明史·于谦传》中评价道：“于谦为巡抚时，声绩表著，卓然负经世之才。及国难之际，主少国疑，社稷危于累卵，于谦独排众议，力挽狂澜，天下之民，莫不服其忠勇。卒以奸邪构陷，致身首异处，天下冤之。”张廷玉认为，于谦不仅有经世之才，更有忠勇之气，他的死是天下的冤案。
于谦的忠勇丹心不仅赢得了后人的敬仰，更成为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石灰吟》至今仍被广泛传颂，成为了人们修身立德的座右铭。他“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担当精神，“清正廉明，一心为民”的执政理念，“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崇高气节，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如今，杭州西湖边的于忠肃公祠依然香火旺盛，前来祭拜的人们络绎不绝。于谦的墓前，松柏常青，象征着他的忠勇精神永远不朽。站在西湖边，望着于谦的祠堂和坟墓，人们仿佛还能看到那位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护国柱石，还能听到他“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呐喊。于谦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千古流芳，永不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