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15日,中南海一间会议室里,聚集着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彭德怀等我党最高领导人。
这一天,毛主席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议题关乎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
会议开场,毛主席便道出了那段载入史册的开场白:"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请你们来上一课。"
这番话的对象,正是应邀而来的地质学家李四光与核物理学家钱三强。
毛主席在科学家面前自谦为"小学生",这足以证明他对科学事业的重视。

就在这样的氛围中,钱三强系统汇报了何泽慧、赵忠尧、王淦昌、彭桓武、邓稼先等中国核物理研究者们五年来的工作成果,从原子核乳胶制备到静电加速器研制,从铀化学研究到高山宇宙线实验,毛主席听得专注而入神。
这次会议的真正意义,不仅在于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重大决策,更在于它确立了一种党与科学家关系的基调。
毛主席深知,建设新中国这艘巨轮,需要科学技术这支关键桨橹。
他并非空泛地谈论重视,而是身体力行,将中央领导层置于学生的位置。
当钱三强讲解核原理时,毛主席插话询问原子是否由质子与中子构成,钱三强作出肯定回答后,毛主席紧接着追问:"那质子和中子又是由什么组成的?"这个问题让钱三强一时语塞。
在当时的科学认知边界,质子与中子被视为基本粒子,是不可再分的最小单元,钱三强只能如实回答:"根据现在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只知道质子和中子是组成原子的最基本粒子,基本粒子是最小的,也是不可分的。"
然而,毛主席却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我认为,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和中子也应该是可分的,可以一分为二。"
他甚至以笃定的语气补充道:"你们不信,反正我信。虽然现在实验室还没有相应的试验证实这一点,但将来一定会证明,他们是可分的。"
这番对话展现了毛主席作为思想家的独特科学思维,后来的科学研究成果也验证了毛主席这一哲学预判的超前性。
毛主席对李四光的倚重,同样体现了这种将科学家视为国家建设不可或缺之智囊的清醒认知。

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贫油论"的阴霾笼罩着工业发展蓝图。正是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指出中国东部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蕴含着丰富的石油资源。
毛主席采纳了这一科学论断,作出了石油勘探战略东移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直接促成了后来的大庆、胜利等大油田的发现。
1969年5月19日,毛主席在接见学习班代表时,在主席台上看到李四光,马上拉着他的手亲热地叫"李四老"。
因会场口号声太大,李四光听不清毛主席说话,毛主席便伏在他耳边,详细询问身体和工作情况,之后又一同步入休息室交谈一个多小时,最后对他说:"我很想看看你的书,希望找几本书给我,帮我收集些国内外科学资料。"
第二天,李四光就送上了《地质力学概论》等专著和自己整理的资料摘要。
如果说对李四光的倚重体现了毛主席对地质资源与能源战略的远见,那么对钱学森的重视则反映出他对尖端国防科技的深刻认知。
在新中国建立之后,钱学森就决意归国效力。然而美国政府岂肯轻易放走这位"火箭专家",他们编造罪名将钱学森软禁,威逼利诱企图使其永久效忠美国。
周恩来总理通过外交渠道与国际舆论的多方斡旋,终使美国政府在1955年释放钱学森。
当钱学森历经磨难踏上祖国土地时,等待他的不仅是科学院的接风晚宴,更有毛主席、周恩来等最高领导人的殷切期盼。
1956年,中南海怀仁堂,毛主席亲自接见了钱学森。站在周恩来身旁的钱学森略显拘谨,毛主席却主动迎上前去,紧握他的双手,开口便道:"盼了你好久啰!我们的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和火箭专家!"
钱学森激动回应:"我也早想来拜会主席了,怕你太忙,不敢来打扰。"
毛主席立即纠正道:"你说反啰!是我考虑到你才回国,要处理的事太多,不敢过早相约。"
随即,毛主席伸出五个手指,提起那段著名的对话:"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5个师呢!我看呀,对我们说来,你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我现在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导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呢!"
毛主席并非随意溢美,他确实研读了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并试图将系统控制思想运用于国家管理。
1959年,当"三年困难时期"的粮荒波及全国,中央领导人也要忍饥挨饿时,毛主席特别指示后勤部门,优先保障钱学森等从事"两弹工程"的科学家吃饱肚子。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毛主席对此非常高兴,他特地在12月26日自己71岁生日那天宴请科学家们。
当钱学森赴宴时,毛主席不仅主动相迎,还弯下腰来与钱学森握手,接着更是让钱学森坐在自己身边,多次为他夹菜、斟酒,这一细节让钱学森深受感动,几欲泪下。

毛主席对科学家的敬重,根植于他对中国现代化路径的深层思考。他自身或许并非某一学科的专业研究者,但拥有超越常人的战略思维与哲学高度。
更重要的是,他明白专业分工的精深化趋势,知道自己和党内干部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局限。因此,"当小学生"不仅是姿态,更是对自身角色的理性定位。他希望党内各级干部都能放下架子,在科学面前保持谦逊,否则"什么物理、化学、原子能、医学,都搞不起来"。
这种态度也体现在具体政策上。毛主席时代确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虽然历经曲折,但其初衷是为知识分子创造宽松的学术环境。
他批评那些不尊重知识分子、粗暴对待科学家的干部,强调知识分子需要改造以适应新制度,但更需要发挥其专业特长。
在"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中,毛主席赋予科学家们相对自主的科研空间,政治上信任,物资上保障,决策上倾听。这种"外层政治领导、内层学术自主"的模式,是当时条件下对科学家最大程度的尊重与保护。
从1955年那次著名的"小学生"会议,到1964年原子弹爆炸后的宴请;从研读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到与李四光探讨地质构造;从质问钱三强"质子中子由什么组成",到在困难时期确保科学家口粮,毛主席用行动诠释了他对科学的敬畏与对科学家的倚重。
历史记住了那些重大科技突破的辉煌时刻,也不应忘记,在通往这些辉煌的道路上,有一位革命领袖曾真诚地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