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217年的动荡岁月中，孙权的决策展现出一种摇摆不定的复杂态度。那一年，曹操率军南下，意图一举攻占东吴。面对强敌的逼近，孙权选择了短暂的投降，派遣使者向曹操示好，试图以此缓解压力。这一举动，标志着孙权与曹操之间形成了一段短暂的联盟，也让东吴的军事目标发生了微妙的转变——他们开始将矛头指向昔日的盟友——刘备集团。

孙权之所以作出如此抉择，主要有两个深层次的原因。其一，赤壁之战后，孙刘联盟因荆州归属问题逐渐裂痕累累。其二，早在之前，孙权曾率军攻打合肥，试图击退曹操守军，但以失败告终。由此可见，孙权深知以东吴之力对抗曹操，短时间内难以取得实质性优势。

让我们先从第一个原因说起。赤壁之战结束后，刘备占领了荆州南部的桂阳、零陵、武陵和长沙四郡，东吴则控制了南郡和江夏两郡。刘备觉得自己的地盘太过贫瘠，不利于向西面益州扩展，于是请求东吴将南郡的核心——江陵借给自己，承诺未来获得其他地盘后立即归还。刘备攻占益州后，东吴催促他归还江陵，但刘备因江陵位置极其重要，舍不得轻易放弃，于是推说等打下凉州再归还。孙权因此大怒，决定亲自出兵荆州，攻占长沙、零陵和桂阳三郡。而刘备也从益州调兵前来，准备与关羽的军队合作迎战孙权，一场激烈的争夺战一触即发。

此时，曹操已开始攻打汉中，距离益州甚近，令刘备担心益州的安全受到威胁。为此，他与孙权达成和解，将长沙和桂阳正式划归东吴，作为交换，江陵也归刘备所有。孙权对这个交易心存不满，毕竟长沙和桂阳的重要性远超江陵，但他答应了，因为他明白曹操在攻打汉中的同时，主力不会布置在江淮地区——即孙、曹交界处。孙权的战略意图，是希望借荆州的兵力，从而腾出手来进攻江淮的曹军。

这也引出了孙权第二个原因：对抗曹操的失败让他不得不调整策略。孙权此次出兵攻打合肥，投入了十万大军，亲自挂帅，表现出极大的决心。然而，曹操早已料到孙权会趁虚而入，提前布置了应对之策。合肥守将张辽采取了老成持重的乐进镇守城池，勇猛善战的张辽和李典则出城迎战。曹操只设定了人员分工，没有具体战术安排。张辽认为，应该趁吴军刚到之际，利用其疲惫不堪、未成形的合围之势，等待时机一举攻破。

然而，孙军人数众多，乐进担心难以抵挡，犹豫不决。李典与张辽素有嫌隙，不愿配合，导致内部不和。张辽怒斥众将：“成败在此一战，何必犹豫？”李典被其决断所感动，慨然应诺：“国家大事，岂能因私人恩怨而忽略？”三人合力，共同应对外敌。

当夜，张辽挑选了800名敢死队，特意用牛肉激励士气，鼓舞他们拼死作战。次日清晨，张辽率领敢死队奋勇冲锋，直逼孙权的旗帜。战斗异常激烈，张辽斩杀了多名护卫将领，孙权不得不亲自提枪应战。尽管如此，张辽兵力有限，被吴军逐渐包围，但他带领部队奋力突围，最终成功脱险。

这场战役，孙权差点被俘，士气大受打击。在随后的合肥攻坚战中，吴军的斗志一直难以恢复。孙权见形势不妙，果断下令撤退。撤退过程中，孙权只带领少数将士留在合肥东部的逍遥津。张辽得知消息，立即率兵追击，企图擒拿孙权。甘宁、吕蒙等将领奋勇抵抗，孙权乘坐的战马竟一跃而过断桥，终于得以逃脱。

这两次差点被擒的事件，使得张辽在江东声名大振，震慑了孙吴军队的胆气。吴军也因此变得畏惧，不敢轻易再对曹魏发起进攻。随着曹操攻占汉中，兵力得以集中，孙权逐渐意识到短期内难以与曹操抗衡，于是选择了再次归降曹操，将矛头转向未归还荆州的刘备集团。关羽失荆州、刘备在夷陵败退的战役接连上演，孙权的策略也逐渐明朗。

总结来看，孙权之所以选择归降曹操，主要源于荆州问题与刘备集团的裂痕。然而，从长远利益出发，孙权依然希望与刘备集团结盟，以巩固东吴的地位。毕竟，短暂的联盟不能解决根本的战略矛盾，孙曹联盟终究只是权衡利弊的暂时选择。随着刘备去世，诸葛亮主持蜀中政务，孙刘两家关系又逐渐修复，昔日的裂痕逐渐愈合，东吴的战略格局也随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历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