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陈毅和粟裕联名签署一张死刑令：这个死囚，是杀害王孝和的幕后真凶......

01 英烈蒙冤

1948年的上海，在这十里洋场的繁华之下，两种力量的对决已然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一边是行将就木的国民党政权，用最后的疯狂维持着其摇摇欲坠的统治；

另一边，则是于无声处听惊雷的中共地下组织，在工厂、在学校、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积蓄着迎接黎明的力量。

故事的主角，王孝和，便是这股新生力量中一位杰出的青年代表。

1924年，王孝和出生在虹口区一个普通的海员家庭，父亲常年漂泊海上，母亲含辛茹苦地拉扯着家。

底层生活的艰辛，则在他心中早早埋下了寻求公平与正义的种子。

1937年，“八一三事变”的炮火撕碎了上海的宁静，王孝和的求学之路也被迫中断。

他随母亲暂避浙江乡下，待风声稍缓，又只身一人返回孤岛时期的上海，寄居在舅舅家。

生活的磨砺让他比同龄人更显早熟与坚韧。

16岁那年，他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入了上海励志英文专科学校，这在当时对于一个海员家庭的孩子而言，已是了不起的成就。

励志英文专科学校，是那个时代进步思想的汇集地。

在这里，王孝和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新的知识与思想，并很快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

王孝和身上那股与生俱来的正义感和为劳苦大众奔走的赤诚，让党组织看到了一个可堪大用的人才。

1941年5月4日，王孝和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然而，命运的考验接踵而至。

父亲因常年积劳成疾，被无情的太古轮船公司一脚踢开，家庭的顶梁柱轰然倒塌。

为了养家糊口，老父亲不得不拖着病体，做起了批贩煤炭到浦东零售的小生意，所得微薄。

王孝和是个孝子，眼见父亲日渐憔悴，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终止学业，扛起家庭的重担。

1943年1月，他考入上海电力公司，也就是后来的杨树浦发电厂，成为了一名发电管理室的抄表员。

从学生到工人，从公开的校园到隐秘的工厂战线，王孝和的角色变了，但他的信仰与使命未变。

他的组织关系转入上电地下党组织，从此，他白天是勤恳工作的抄表员，夜晚和工歇时间，则化身为一名机智勇敢的地下工作者，在工人弟兄中发展组织、宣传革命道理，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时间快进到1948年。

此刻的国民党政府，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已是兵败如山倒，从“全面进攻”转为“重点防御”，颓势尽显。

上海，作为其最重要的经济和工业基地，成了蒋介石严令必须“稳住”的最后堡垒。

而上海电力公司，这个为全上海提供动力的心脏，自然成了国共双方争夺的焦点。

为了牢牢控制住上电公司，国民党方面使出了惯用的伎俩。

1947年9月，他们悍然查封了原先由中共地下党掌握的工会，并准备扶植一个由特务和工贼组成的御用工会。

敌人的算盘打得噼啪响，可他们低估了王孝和以及他身后的工人阶级的力量。

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王孝和秘密发动群众，据理力争，几经波折，最终迫使当局同意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公开选举工会领导。

1948年1月，那场决定上电公司命运的员工大会召开了。

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王孝和等一批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高票当选为工会核心领导。

这标志着，中共地下党实际上掌握了杨树浦发电厂的控制权。

这一胜利，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了国民党上海当局的脸上。

王孝和这个名字，也因此上了敌人的黑名单。

不久之后，上海申新九厂工人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举行了震惊全国的大罢工。

国民党反动派恼羞成怒，进行血腥镇压。

消息传来，群情激愤。

王孝和根据上级指示，以上电工会的名义，迅速组织工人佩戴黑纱、发动募捐，以实际行动声援受难的申九兄弟，并强烈抗议当局的暴行。

王孝和的这一系列举动，让他彻底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肉中刺。

一个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密令，从南京下达到了上海的特务机关。

负责执行这个肮脏任务的，是国民党特务分子万一和警备大队长洛鹏。

这两人费尽心机，对王孝和进行了长时间的秘密侦查，却始终抓不到他任何是共产党的证据。

王孝和从事地下工作多年，行事一向谨慎，纪律性极强，让敌人无懈可击。

眼看无法从“政治”上给王孝和定罪，直接逮捕又怕激起更大的工潮，万一和洛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就在他们一筹莫展之际，一个阴险的毒计，从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口中吐了出来。

这个人，便是本案的真正元凶——季秉权。

季秉权时任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杨树浦分局的司法股长，此人出身江苏盐城的大地主家庭，曾在上海政法大学读过书，算是个有墨水的人。

但他心思不正，投机失利后混入了警察队伍。

此人为人圆滑，善于钻营，与三教九流都有勾结，和特务万一更是称兄道弟的酒肉朋友。

一日，万一在酒桌上唉声叹气，将铲除王孝和却苦无良策的烦恼向季秉权和盘托出。

季秉权听罢，凑到万一耳边，低声说道：“老万，对付这种泥腿子，何必跟他讲什么证据？王孝和不是在发电管理室吗？你们可以在发电机里头塞一些铁屑、碎纱之类的东西，然后就说他搞破坏，蓄意摧毁发电设备。这可是动摇国本的大罪，人赃并获，他浑身是嘴也说不清。到时候，还不是任你们拿捏？”

这番话，让万一顿时茅塞顿开，连连称赞季秉权“高明”。

1948年4月21日清晨。王孝和像往常一样，骑着那辆半旧的自行车，从虹口的家中出发，沿着杨树浦路去工厂上班。

当他途经腾越路中纺12厂时，路边突然窜出几名彪形大汉，不由分说地将他连人带车扑倒在地。这些人，正是早已埋伏在此的特务。

王孝和被捕了。

罪名，正是季秉权一手炮制的“破坏发电设备”。

从被捕的那一刻起，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年仅24岁的王孝和展现了一名共产党员钢铁般的意志。在阴森的牢房里，他遭受了惨无人道的酷刑，但他咬紧牙关，始终没有吐露任何关于党组织的秘密，没有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

在国民党上海高等特种刑事法庭上，他更是将被告席变成了揭露敌人阴谋的讲坛，义正词严，慷慨陈词。

然而，在一个早已内定好结果的法庭上，正义是苍白无力的。

1948年9月30日，在提篮桥监狱的刑场上，王孝和迎来了自己生命的终点。

临刑前，面对前来采访的记者，他毫无惧色，发表了最后的演说，揭露敌人栽赃陷害的真相。

当刽子手的枪口对准他时，他振臂高呼：“特刑庭乱杀人，不讲理！”“国民党政府不讲理！不讲理的政府要垮台！”

枪声响了，王孝和壮烈牺牲，年仅24岁。

纪录片《红色档案》中曾提到：“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组照片，全是微笑。”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顺应民意，迅速将杀害王孝和烈士的刽子手万一、洛鹏逮捕归案，并予以严惩。

消息传出，上海市民无不拍手称快，以为烈士的大仇已报。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那条真正吐出致命毒液的毒蛇，那个献上毒计的幕后黑手季秉权，此刻正蜷缩在上海滩的某个阴暗角落里，凭借着其警察出身的反侦察经验，悄无声息地隐匿了起来，仿佛人间蒸发。

他自以为天衣无缝，能够逃脱人民的审判。

但他错了。

02 尘封卷宗

1951年2月，在位于外滩的上海市公安局大楼里，侦查处的档案室终日灯火通明。

这里堆放着从旧警察局、特务机关接收过来的海量敌伪档案，这些发黄的故纸堆里，记录着无数的罪恶，也隐藏着无数追寻正义的线索。

这天上午，两名年轻的侦查员小李和小王，正奉命清理一批来自原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奖惩考核记载》。

这项工作枯燥而繁重，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细心。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几乎是最高效的甄别敌特罪行的途径之一，因为敌人内部的奖惩记录，往往为了邀功，会把罪行写得一清二楚，其真实性远高于那些经过伪装的个人履历。

小李是个刚从警校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充满了革命热情。

他一页一页地翻阅着那些散发着霉味的卷宗，忽然，一份名为《1947年度上海市警察局警员成绩考核表》的文件，让他停住了手。

在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中，他看到了一条记录：“杨树浦警察分局警官、司法股长季秉权，在该年度‘努力开展对于上海电力公司共党地下活动的秘密情报工作，查得若干关于共党活动的线索’。”

“季秉权”这个名字，似乎并无特殊之处。

但在这份考核表后面，竟然还附着一份附件——一封由季秉权亲笔书写，呈报给市警察局的密信。信的内容，正是关于他如何“侦知”上海电力公司工会领导人王孝和是共产党的所谓“情报”。

“王孝和”！

“小王，你来看！”他压低声音，招呼着同事。

两人凑在一起，反复研读了这份档案，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这个名叫季秉权的旧警察，具有谋害王孝和烈士的重大嫌疑！他很可能就是那条一直未被发现的“漏网之鱼”。

事不宜迟，这份尘封了近四年的罪证，被他们迅速从故纸堆中抽取出来，第一时间上报。

档案很快被送到了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光池的案头。

杨光池仔细阅读了档案和侦查处附上的初步意见后，在文件上重重地批下了八个字：“案情重大，拟即查处。”

随即，这份带着副局长批示的档案，又被呈送到了市公安局局长杨帆的办公桌上。

杨帆局长是中共隐蔽战线的老资格专家，以眼光毒辣、心思缜密著称。他看过材料后，当即作出批示：“请杨树浦分局迅速查处该案！”

两位局长的批示，如同一道出鞘的命令，为缉拿真凶的战斗拉开了序幕。

分局局长娄家庭接到公函，看完案情通报，深感责任重大。

他立刻叫来了分局的政保股长刘震东。“震东同志，你来看看这个。”

娄局长将公函递了过去，“这个姓季的家伙，是何等人物？”

娄家庭之所以第一时间找刘震东，是因为刘震东的身份有些特殊。

他不仅仅是新中国的公安干部，在解放前，他还有一个身份——打入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中共地下党员。

1946年，正是受党组织指派，他进入了杨树浦分局。

因此，对于曾经的“同事”季秉权，没有人比他更熟悉了。

刘震东接过公函，沉吟片刻，向娄局长详细汇报了他所掌握的情况：

季秉权，字仲衡，现年36岁，江苏盐城人，家庭成分是大地主。

上海政法大学肄业。此人脑子活，心眼多，但为人投机，是个典型的旧社会官僚油子。

1942年到1946年间，他下海做过生意，赔了个精光，于是在1946年底，考入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

他在警局训练所受训一个月后，就被分配到了我们杨树浦分局，一开始是在司法股当誊抄员。

不久，辖区里的怡和啤酒厂发生了一起洋人命案，案子很棘手。

季秉权靠着他那套察言观色、投机取巧的本事，居然在侦查中立了功，因此被提拔为司法股长。

解放后，这家伙就从分局消失了。

我听说，他因为在解放初期搞过一些投机倒把、欺压百姓的勾当，曾经被解放军26军的散兵游勇管理处收容审查过，但后来不知道怎么又被放了出来。之后的情况，就不清楚了。

娄家庭听完汇报后，目光坚定地看着刘震东：“不管这个季秉权现在藏匿在哪个角落，我们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他挖出来，为王孝和烈士报仇！震东同志，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政保股了！”

“是！保证完成任务！”刘震东挺身立正，斩钉截铁地回答。

刘震东，如今的新中国公安股长，亲自带队追捕曾经在眼皮子底下作恶的“同事”。

一场跨越两个时代的宿命对决，就此展开。

03 迷雾寻踪

当天，刘震东就在政保股挑选了四名精干的侦查员，加上他自己，组成了一个五人专案小组。

专案小组成立的当天下午，刘震东就召集了全体成员开了一个简短的案情分析会。

摆在他们面前最直接的困难，就是季秉权的下落。

上海，这座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巨大城市，要找一个刻意躲藏起来的人，其难度不亚于大海捞针。

“同志们，季秉权是老警察出身，懂侦查，也懂反侦察，这给我们追捕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刘震东摊开一张上海地图，神情严肃，“但他再狡猾，也是狐狸，总会露出尾巴。我们必须从他最熟悉的社会关系入手。”

专案组的第一个突破口，选在了分局内部。

当时，杨树浦分局里还有一些留用下来的旧警察，他们中的不少人曾与季秉权共事，算得上是熟人。刘震东的想法很简单，也许有人在解放后的某个场合，与季秉权不期而遇过，哪怕只是一面之缘，也可能提供宝贵的线索。

侦查员们分头行动，对这些留用人员进行了一次细致的走访排查。

然而，结果却令人失望。

从分局的老门卫到当年的文职人员，一个一个问下来，所有人都表示，自打解放后，就再也没见过季秉权这个人，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第一条路，走不通。

刘震东没有气馁，立刻启动了第二套方案：查户籍。

只要季秉权还生活在上海，他就必须有户口，有户口就有地址。

按图索骥，岂不是瓮中捉鳖？

经过一番艰苦的翻查，侦查员们终于从浩如烟海的户籍卡片中，找到了属于“季秉权”的那一张。卡片上清晰地写着他的住址：复兴东路某弄某号。

刘震东亲自带队，揣着拘捕令和搜查证，一行人乘坐一辆美制小吉普，直扑复兴东路。

目标地址是一幢典型的老式石库门房子，黑漆大门上还留着“紫气东来”的旧门额，显得颇有年头。

侦查员们叩开大门，里面是个天井，楼上楼下住了七八户人家，是个标准的大杂院。

他们亮明身份，逐户排查，然而，找遍了所有房间，都没有发现季秉权的踪影。

“同志，你们找季秉权？”

一位热心的大妈探出头来，“是住在这里，没错。不过，他们一家人已经好长时间没露面了。”

“是搬家了吗？”一名侦查员急切地问道。

“搬家倒没听说，”大妈摇摇头，“可能是住到别处去了吧，家里东西都还在呢。也许过些日子就回来了。”

可是，专案组没有时间在这里耗着守株待兔，他们随即找到了该地段的居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