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2月22号晚上，台北荣民总医院117号病房里面，蒋孝勇快要撑不住了，他才48岁，食道癌拖了将近一年，家人全都围在床边，老婆方智怡和三个儿子都在场，连80岁的老母亲蒋方良也让人推着轮椅赶过来。那天晚上八点十五分，他走了，母子见面只有五分钟，老太太没有哭，脸上显得很平静，就像来串个门一样。

那段时间，蒋友柏和蒋友常从纽约赶回来陪伴父亲，一个睡在床边，耳朵贴着床沿，一有动静就醒来，生怕错过最后时刻，另一个整夜不睡觉，一直看书，他说爸爸离开的时候，总得有人明白他在想什么，父子俩半夜经常聊天，蒋孝勇总是提到他母亲，说你奶奶是个苦命的人，还说她一辈子守着老房子，哪里都不去，连出门都很少。

这间病房已经送走过蒋家的人，1989年蒋孝文在这里去世，1991年蒋孝武也在这儿走了，三个男人都在中年时离开，没人谈论政治，也没人提起功名，只有疾病和痛苦，家人一直守在旁边，这间病房成了他们家族男人的终点站，和外头的风浪没有关系，只是因为身体撑不住了，亲人还在身边。

蒋友柏小时候十一岁就去了加拿大，英文都说不好，文化也跟不上，原本家里安排他大学毕业后进公司，学做生意，走一条该走的路，结果父亲病倒，所有计划全打乱，他爸临走前告诉他，人生不是直线，是一堆点，你把点连起来，才是你自己，这话听着简单，但对他来说，像敲开了脑袋里的锁。

蒋方良这个人，外面的人很少知道她的事，她本来是东北那边的姑娘，嫁到蒋家以后就不怎么出门露面，也不去管别的事情，只是守着那个老宅子过日子，徐乃锦曾经说过一句话，你得活到四十岁这个年纪，才能明白她心里有多苦。蒋孝勇在去世之前，惦记的不是权力、财产或者名声这些，他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个母亲，一九九六年那时候，她自己身体也不太好，还坚持去了三趟医院，她去不是为了哭一场，也不是为了告别，就是想亲眼看看儿子最后一眼。

二十点十五分之后，蒋友柏没有回纽约，也没有继续上学，他没有接手父亲的生意，也没有按照原计划走下去，离开病房的时候，他带的不是钱，不是名片，也不是家族的期待，他只带着一个念头：我不再相信“应该怎样”，他决定自己规划路线，从零开始慢慢连接每一步。

现在回头看，那间病房不只是送走一个人的地方，它像个开关，把蒋家三代男人的命运都改变了一遍，蒋孝勇离开了人世，蒋友柏没有按照预定方式生活，蒋方良安静地守到最后时刻，没有人喊出口号，也没有人树立牌坊，大家只是真实面对死亡、亲情和选择。

我觉得，很多人一辈子都在等别人给出正确答案，可真正重要的是自己有没有勇气丢掉那些应该做的事，蒋友柏那时刚过二十岁，还没想清楚未来要干什么，但他明白父亲最后说的话比任何计划都管用，把点连成线不是靠别人指方向，而是靠自己动手去画。

有些事情没法提前安排，只能去面对，你越是想要按照“应该”的方式生活，就越容易被困住，不如放松一些，让这些点滴连成一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