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札记：民国26年9月，保定失陷后半月，冀中平原出现首支由旧军人、小学教员、农民混编的地方武装，用红布缠臂作标记，百姓称其“红胳膊箍”。此称谓不见于官方战报，散见于各县伪政权治安月报附件。
第一章 故人来
赵明远放下搪瓷茶缸，缸底磕在方桌面上，发出一声闷响。桌上油灯的火苗缩了一缩，又挺直了。这是1946年3月17日，傍晚，冀中腹地饶阳县大尹村。村东头一间土坯房里，区公所临时征用当接待站。窗外院子里有风，不大，卷着几片去年冬天没烂透的玉米叶，沙沙地蹭着墙根。
来人站在门口，挡住半扇门框。天光已经暗下去，屋里还没点第二盏灯。赵明远眯起眼，看不清对方的脸。那人穿一件灰布棉袄，肩膀上打着块深色补丁，补丁针脚粗大，像用麻绳纳鞋底的手法勉强固定在衣料上。棉袄下摆短了，露出里面一圈泛黄的粗布内衣。裤子是黑土布的，膝盖处鼓着两个包，两腿微微叉开，脚上一双实纳帮布鞋，鞋帮上沾着湿泥。
“老赵。”来人开口，声音不高，带着些微的沙，像嗓子里有土没清干净，“我找你找了好些天。”
赵明远没动。他听着这声音，脑子里像有一根旧弦被拨了一下，余音在耳道里撞来撞去，一时落不稳。他慢慢站起来，手掌按着桌沿，感到木头上的漆皮已经剥落得差不多了，糙得像老树皮。
“你……”他说了一个字，下面的话噎住了。他往前探了探身，借着油灯的光，终于看清了对方的脸。那张脸上有一道疤，从左眉梢斜着划到颧骨下，愈合后留下一条凸起的肉棱，颜色发紫，在昏黄的光线里显得更深。头发剪得很短，贴着脑门，已经花白了不少。嘴唇干裂，嘴角有白沫，像走了很远的路，没顾上喝水。
“刘成柱。”来人自己报了名字，又补了一句，“大尹村的，咱们在河间县大队二中队待过。你当指导员，我当三班班长。民国30年冬天，扫荡时候打散的。”
赵明远的肩膀猛地一松，整个人像从一根绳子上解下来。他三步并两步走到门口，伸手抓住刘成柱的胳膊。隔着棉袄，他感觉对方胳膊上的肉很硬，骨头也硬，像攥着一根风干多年的木棍。
“成柱。”他叫了一声。嗓子忽然紧了，眼窝里发酸。他用力眨了几下眼，把刘成柱往屋里拉，“进来，坐下。慢慢说。”
刘成柱跨过门槛，脚落地时身子晃了一下，像膝盖突然使不上力。赵明远赶紧架住他，把他扶到靠墙的一张长条凳上。凳子面上有裂纹，人坐上去吱呀响了一声。刘成柱没说话，先解开棉袄最上面的两颗扣子，从怀里摸出一个布包。布包是深蓝色的，原本该是块包袱皮，已经洗得发白，边角磨出了毛。他把它放在桌上，慢慢打开，里面是几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粗纸，纸上有字，用铅笔写的，字迹很淡，有些地方已经模糊。
“这是我在安国县藏身时候记的一些东西。”刘成柱说，“想着有一天能用上。后来听说你在大尹村这边搞地方工作，就带过来了。”
赵明远没急着看那些纸。他转身从墙角拎起一个黑瓷壶，壶嘴缺了一小块，倒水时水线有点歪。他把水倒进一个粗碗里，递给刘成柱。刘成柱接过去，先小口抿了一下，润了润嘴唇，然后仰头灌下半碗。水顺着他的下巴滴下来，掉在胸前的衣襟上，洇出一小片深色。
“这些年你去哪儿了？”赵明远在他对面坐下，声音压得低，怕惊着什么似的，“队里的人都以为你没了。1942年那回，鬼子在滹沱河边拉网，听说三班全……全没跑出来。”
刘成柱放下碗，用手背抹了一下嘴。他的眼神落在桌上的油灯上，火苗跳了一下，他的瞳仁里也有一个小的火点在跳。
“没全没。”他说，“活下来三个。我，张满囤，还有小栓子。小栓子后来打安平县城时候负了伤，没救过来。满囤现在在平山县，跟晋察冀军区后勤部做运输。”
赵明远“哦”了一声，没追问。屋里安静下来。窗外有脚步声经过，是村公所的人在外头搬东西，木板和铁件碰在一起，发出零碎的脆响。过了一会儿，赵明远才又开口：“你这道疤……”
“1944年，在保定城西边，被伪治安军的马刀划的。不碍事，没伤着眼。”
“你去了保定那边？”
“东躲西藏，待过好几个地方。蠡县、博野、清苑，后来在安国的一个药铺里当了两年伙计。鬼子投降以后，我才慢慢往回挪。”
赵明远沉默了。他脑子里有很多问题在打转，不知道先问哪一个。他抬眼看刘成柱，发现对方正盯着墙角的粮柜看。粮柜是用柳木打的，面上刷过一层桐油，颜色发亮。柜子上放着一盏没点着的马灯，还有半包纸烟。赵明远站起来，把纸烟拿过来，抽出一根递过去。刘成柱接烟的动作很自然，用拇指和食指夹住，凑到油灯前点燃。他吸了一口，烟头亮起来，照亮了他鼻孔下面一小片皮肤，那里也有细小的疤痕，像被砂砾磨过。
“你当区长了？”刘成柱吐出一口烟，问。
“副的。”赵明远说，“去年年底刚调过来。这地方刚解放，事情杂得很。”
“我听说你在县里写材料，以为你在县衙里办公。”
“写过一阵。后来组织上说要充实基层，我就下来了。”
两人又沉默了一阵。刘成柱的烟抽到一半，忽然停下来，把烟头在板凳腿边按灭，剩下的小半截重新放回桌角。他直了直腰，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头不自觉地搓着棉裤的布面。
“我找你有两件事。”他说。
赵明远坐直了身子，等他继续说。
“头一件，我想回来接着干。不管什么活儿，给组织说说，让我回队伍上也行，在地方上跑腿也行。我身子还行，没大毛病。”
“第二件呢？”
刘成柱犹豫了一下。他伸手从怀里又掏出一件东西，这回是一个小布口袋，袋口用细麻绳扎着。他解开麻绳，从里面倒出一个小纸卷。纸卷只有手指头粗细，用油纸裹着。他把它放在桌上，轻轻推向赵明远。
“这是安国县城里一个教书先生托我带的。姓周，叫周砚池。他说这东西要交给咱们这边管事的。我问他是什么，他不说，只讲是很要紧的东西。他救过我的命，我就应了。”
赵明远拿起纸卷，捏了捏，感觉里面像是一卷照片底片，或者是薄薄的一层纸。他没有急着打开，先问：“他人呢？”
“还在安国。说还有些事情没办完，办完了就过来。”
“你信他？”
刘成柱抬头看了赵明远一眼，那道疤在油灯的光线下显得格外深。他嘴角动了一下，没马上回答。过了片刻，他说：“我这条命是他从鬼子的眼皮底下背出来的。你说我信不信。”
赵明远点了点头，把纸卷收进自己随身带的那个旧布挎包里。他没有再追问关于周砚池的事，换了个话题：“你今晚住哪儿？”
“没定。刚进村，先打听的你。”
“就住这儿。隔壁有间空房，有炕，我让人给你拿床被子。”
刘成柱没客气。他站起来，腿似乎已经缓过劲了，站得比刚才直了一些。他把那个蓝布包袱重新系好，塞回怀里。然后他对赵明远说：“我出去解个手。”
他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赵指导员，你老了不少。”
赵明远笑了一下。那笑容很浅，像水面上被风吹出的一道纹，很快散了。
“你也没年轻。”他说。
刘成柱“嗯”了一声，转身出去了。他的脚步声在院子里响了几下，渐渐听不见。赵明远站在桌旁，低头看着那半截按灭的烟，烟纸上的火星已经彻底暗了。他伸手摸了摸胸口，隔着衣服，能感觉到那个油纸小卷正贴着布挎包的内袋，硬硬的，带着一点不属于自己的温度。
他重新坐下，拉开桌子的抽屉，取出一本薄薄的簿子。簿子封面上写着“来访登记”四个字，是区里统一印的，纸张粗糙，装订线歪斜。他翻到空白的一页，用钢笔写下一行字：“刘成柱，河间县大队二中队三班班长，1941年冬失联，今日到区。”写完后，他把簿子合上，放进抽屉。
然后他安静地坐着，听着窗外玉米叶摩擦墙根的声音。那声音很轻，很细，像有人在用一把旧扫帚扫地。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刘成柱从前烟瘾很大，抽起烟来一支接一支，手指头熏得焦黄。可刚才他只抽了半支就按灭了，剩下的半截还留着。这个习惯，是躲藏日子里练出来的。省着抽。每一口烟都有数。
他叹了口气，没说话。只是站起身，把油灯往桌角推了推。灯影在墙上摇晃，投下一片忽明忽暗的光。
第二章 旧队伍
1941年11月，冀中军区河间县大队接到命令，配合主力部队在留各庄桥附近打一场破袭战。任务是拆毁敌人刚修好的公路，同时拔掉两个伪军哨卡。赵明远记得那天早上有雾，灰白色的雾气贴着地面滚动，像一条没有边界的河。队伍从大史村东边出发，走了不到十里地，尖兵就发现了敌人的巡逻队。
枪声是从南边先响起来的。先是“啪”的一声，很脆，像谁家在掰干柴。接着就乱了。机枪“突突突”地扫过来，子弹擦着树枝飞，树叶还没落净，被打得满天下。赵明远趴在一道土埂后头，脸贴着地面，嘴里全是土腥味。他偏过头，看见刘成柱就趴在离他不到五步远的地方，一只胳膊压着步枪，另一只手往怀里摸。摸了半天，摸出一颗手榴弹，用嘴叼住拉环。
“别急着投！”赵明远喊。
刘成柱没说话，只是把身子又往下压了压。他嘴里咬着拉环的样子很怪，像叼着个烟嘴。过了一会儿，他看见几个鬼子和伪军从左边绕过来，就猛地一扯拉环，把手榴弹甩了出去。手榴弹在敌人前头炸开，掀起的土块砸在赵明远的钢盔上，“当”的一声，震得他耳朵嗡嗡响。
后来赵明远回忆这段，总说那天他们能冲出去，靠的是三班的人死死卡住了右侧的一条小路。刘成柱带着三班顶了差不多一顿饭的工夫。他们只有七个人，两条长枪，五颗手榴弹。等大队撤到安全地带清点人数时，三班一个都没回来。
再后来，有人回来报信，说三班被压在河滩上，全完了。河滩上留了好几滩血，还有一只被炸飞了底的布鞋。报信的人说，那鞋像是刘成柱脚上的。
赵明远当时坐在一个碾盘上，听完没说话。他手里握着半截铅笔，正给大队写战斗报告。报信人走了以后，他继续写，笔尖在纸上沙沙响。写完最后一个字，他把铅笔放下，发现自己的手指头在抖，抖得很轻，像风吹过草叶。
他没有把刘成柱的名字写进阵亡名单。他写的是“三班七人下落待查”。大队长看了，也没说什么，只是用红笔在那行字旁边画了个圈。那时节，“下落待查”的人太多了。有的人过一两个月能回来，有的人就再也回不来了。
刘成柱后来对赵明远讲，那天他们并没有都死在河滩上。他和张满囤、小栓子三个人从河滩边的一条水沟里爬了出去。水沟只有半人深，沟底全是烂泥和枯草。他们把脸埋在水里，只露出鼻孔。敌人沿着沟边走了两回，靴子踩在干草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有一次，一个鬼子的刺刀尖几乎扎到刘成柱的后背，只差了半寸。他屏住呼吸，感觉心脏要从嘴里跳出来。
“当时你害怕吗？”赵明远问。
“怕。”刘成柱说，“怕得裤裆里都是凉的。可不敢动。一动，三个人都得死。”
他们一直熬到后半夜。天墨黑，刮起了北风。河滩上的枪声停了，只有远处隐隐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刘成柱先爬出水沟，整个身子都僵了。胳膊和腿像不是自己的，每挪一下，关节都发出轻微的“咔咔”声。张满囤跟在后面，小栓子最后。小栓子那年才十七，腿上有伤，是子弹擦过小腿肚划开的一道口子。他在水沟里泡了半天，伤口被淤泥糊住，血止了，人已经有些发晕。
“满囤背着他。”刘成柱说，“我走在前面探路。河滩上到处都是弹壳，踩上去滑得很。月亮出来了一会儿，又缩回去了。我认不清方向，只能朝北走。北边有片枣树林子，我在那儿藏到天亮。”
赵明远问：“第二天你们往哪儿去了？”
“没敢走大路。沿着地垄沟走，白天躲，夜里走。走了三夜，到了蠡县境内。原本想去找当地组织，接不上头。满囤的姨家在鲍墟村，我们去投奔。到了才知道，他姨家也被鬼子扫荡的时候烧了，人不知道死活。”
三人只好继续往西走。没有吃的，就扒地里剩下的红薯。红薯已经冻烂了，煮了以后苦得咽不下去。小栓子的伤开始发炎，腿肿得老粗，人烧得说胡话。刘成柱心一横，把他背起来。他个子小，身子轻，可再轻也是一个人。刘成柱那阵子瘦得脱了形，两边肩膀的骨头把衣服支起来，像挂着衣服的竹竿。
“走到博野地界的时候，我实在背不动了。”刘成柱说，“就在一个看瓜的窝棚里歇下。那窝棚还漏风，顶上有个大洞。我抬头能看见星星，想，死在路上算不算烈士。后来又想，死了也得把队里的枪带回去。”
他们缴来的枪早在路上扔进了一口枯井。刘成柱不想让武器落到敌人手里。他说：“枪沉，可我不能扔给鬼子。我把枪拆了，零件散着扔的。那口井在博野城北，叫柳林井。”
“你还记得那枪的编号吗？”赵明远问。
“不记得。只记得枪托上我刻了道印子，用刺刀划的，划了三下。代表我们三班。”
赵明远没再问了。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本子，翻到中间一页，上面密密麻麻记着许多名字和日期。他找到“刘成柱”那一行，后面写着“1942年2月，据报已亡”。他用钢笔轻轻划掉那两个字，改成“归队待核”。
“这个本子，”他说，“我等了好几年。”
刘成柱没有看那个本子，目光移开了。他慢慢卷着袖口，把露出来的一截小臂又盖上了。赵明远瞥见，他小臂上有几个圆形的疤，像被烟头烫过留下的。深褐色，中间凹下去。
“在安国被抓过？”赵明远问。
“抓过。”刘成柱说，“1943年秋天，城里戒严，查良民证。我当时身上那份是假的，被一个翻译官看出来了。关在宪兵队后院的小屋里，吊了三天。后来是药铺掌柜使钱保出来的。”
“打你了？”
“打。用鞭子蘸凉水，有时候拿铁棍夯。问我是哪个部队的，我说我就是个跑药的，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不信，就又打。”
他说这些话时语气平平的，像在说别人的事。赵明远听得出，他有些地方省略了。那些被省略的部分，才真正是刻进肉里的。
“周砚池就是那时候认识的？”赵明远问。
“不是。第一次见他是在药铺里。他常来抓药，自己配。后来我被抓了，他去找掌柜，又托了商会的人，说我是他的远房表弟。周先生跟安国县城里几个头面人物都有来往，伪军里也有他认识的人。”
“这人什么来头？”
“念过老书，会写字。在县城西街租了间门面，改私塾。见了谁都很和气，不跟人争。鬼子来了以后，他那私塾关了又开，开了又关。表面上就是个识文断字的先生。”
“可你觉得他另有身份。”
刘成柱停下手上的动作，看了赵明远一眼：“我没问他。有些事不该问。他来找我，也是打听咱们队伍上的消息。我猜他跟我们一样。这种人在敌占区不少。你做了才知道，老百姓就是老百姓，可不都是顺民。”
赵明远点点头。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先生”“掌柜”“账房”。他们身上没有番号，档案里没有花名册，名字经常换来换去。可关键时候，他们能送出情报、藏下伤员、买通岗哨。他们像地底的河，平时看不见，一旦化冻，全从泥土里渗出来。
“周砚池给你什么东西，你心里有数吗？”赵明远问。
“没有。”刘成柱说，“他说这事要交给信得过的人。我信他，他信我。至于里面的东西，我没拆开看过。”
赵明远从布挎包里取出那个油纸卷，在手里翻了个面。油纸外层有些发潮，摸上去软塌塌的，边角处用线缠了好几道。他没有立即拆开。有些东西，拆早了，就失去了意义。要等到对的人、对的时候再打开。
“明天我去区里汇报。”赵明远说，“把你的事一起报上去。这纸卷，我亲手交给县里管敌工的。”
刘成柱“哦”了一声，没再说什么。他站起身，走到门口，探头朝外面看了看。天彻底黑下来了。院子里黑沉沉的，只有远处村头的磨坊里还有一点灯光。风吹过，草垛的影子在墙上晃了一下。
“你早点歇着。”赵明远说，“有什么事明早再细说。”
刘成柱点了点头。他走出门，去隔壁那间空房。赵明远跟过去，把铺盖给他放好。炕上铺着新芦苇席，席面上有一道一道的纹路。刘成柱用手按了按，像在确认这炕是实的。
“比野地的地窝子强多了。”他说。
赵明远没接话。他把油灯放在炕沿边的灯台上，火光映着刘成柱那张带着伤疤的脸。那道伤疤在光线下显得更粗了，从眉骨一路延伸到颧骨，像一条干涸的河床。
“明早我来叫你。”赵明远说。
刘成柱已经在解棉袄扣子了。他“嗯”了一声，背过身去。赵明远站了片刻，觉得该说点什么，又觉得说什么都多余。他吹灭油灯，带上门。门轴没上油，转起来“吱扭”响了一声。
院子里黑得深。天上的星星只露出一半，另一半被薄云遮着。赵明远走回自己屋里，点起灯，又坐回桌前。他把那个油纸卷放回布挎包，又拿出那本登记簿翻看。刘成柱的名字下面，还有一串名单，都是失散多年陆续回来的人。每个人的字迹不一样，有的工整，有的歪扭。赵明远用指头逐个点着数了一遍，数到四十七。大尹村周边，四十七个失联的人回来了。
可还有多少人没回来呢？他心里清楚。那份“下落待查”的名册，还锁在区公所的柜子里。厚厚一摞，按村分册，有些页面已经翻烂了。
他合上簿子，目光落在那只黑瓷壶上。壶嘴缺掉的那块瓷，像一个小缺口，把壶里的岁月也漏掉了许多。他不由想起刘成柱刚才倒水时，水线歪斜着流下。挺像他们这些年走的路，没有一条是直的。
窗外起风了。玉米叶擦着墙根的声音更急了，啪啦啪啦，像有谁在拍打墙皮。赵明远知道，那是风，不是人。可他还是侧耳听了一会儿。
他觉得刘成柱就躺在隔着一面墙的地方。这感觉很怪，像一件丢了很久的东西，忽然又从土里刨了出来。没烂透，还带着原先的样子。
他闭上眼，又想起1941年冬天那个有雾的早晨。那时刘成柱嘴里咬着拉环，脸侧着，阳光从雾里漏下一丝，照在他眉骨上。那时他脸上还没有这道刀疤。那时他笑起来，满嘴白牙，说：“指导员，打完这仗，我请大家吃枣糕。”
枣糕没吃成。那以后好几年，赵明远闻见枣味儿就绕道走。
灯花轻轻爆了一声。屋里恢复了寂静。
第三章 地火
1942年5月，冀中根据地经历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大扫荡。日军调集五万余人，对滹沱河以南、石德路以北的狭长地带实行拉网合围。赵明远后来从内线得到一份敌人的作战总结，上面称此役为“歃血作战”。仅这名字里，就带着一股子杀性。
大扫荡开始前两天，赵明远带着县大队二中队残部三十多人，从武强县转移到饶阳县。一路上，老百姓已经在地里挖坑、藏粮、拆门板堵村口。年轻后生背着铺盖卷，跟在队伍后头跑，喊着要参加。可枪支不够，许多人只能发给一颗手榴弹，有的只给一把红缨枪。
“那时候人比枪多。”赵明远回忆，“一个班能有四条枪就是好的。有枪的人睡觉都把枪带子缠在手腕上，怕丢，也怕夜里被人摸了。”
扫荡开始后，消息一日三变。今天说敌人在东边，明天又说西边也有。通信员骑着自行车在各村之间跑，车子在土路上颠得咣当响。很多信是口传的，不敢落纸。落纸的也大多用暗语，比如“老张去赶集”表示转移，“集上人多”表示敌情吃紧，“雨下大了”表示损失严重。
刘成柱在三班。三班奉命掩护一批群众往河间与任丘交界处转移。那些群众里有老人，有抱孩子的妇人，有刚生了牛犊的牲口。队伍走走停停，一天只走了二十多里。刘成柱走前头，跟着尖兵组。他肩上挎着枪，手里攥着两颗手榴弹。裤腰里塞着两双粗布袜子，脚上的鞋已经破了口子，大脚趾露在外面。
“成柱，你脚上的鞋不行了。”赵明远说。
“没事，绑了草绳了。”刘成柱抬了抬脚。果然鞋底外头用草绳横竖缠了几圈，像个草鞋套。
他们那天晚上宿在一个叫七里铺的村子里。村保长腾了一间柴房，让伤员住。赵明远蹲在柴房门口，就着月光查看地图。那图是油印的，已经皱得不成样子。刘成柱走过来，递给他一块烤红薯。红薯皮焦黑，掰开后里头泛着黄色，冒着热气。
“将就吃。”刘成柱说。
赵明远接过，没吃，先问：“明天能过河吗？”
“不好说。白天有飞机低空转，飞得比树梢还低。听声音，鬼子的大队离着不远了。”
“你怕过不去？”
刘成柱笑了一声。他笑的时候，脸上的伤疤就绷起来，显得有点凶。可那笑是从眼睛里先出来的，很亮。
“我这条命不值钱。可跟着我们跑的老百姓不能出事。”
赵明远听着这话，心里发沉。他咬了一口红薯，甜味混着焦苦味在嘴里散开。他想起队里新来的一个通信员，才十五，叫小槐。那天夜里行军，小槐踩进一条水渠，爬出来后满脸是泥。赵明远让他回队部，他不肯，说能跟上。第二天发现他背着的文件包进水了，急得直哭。刘成柱帮他烤纸，一张一张摊在锅盖上。烤干后用石头压平，重新装好。
“那孩子现在呢？”刘成柱后来问。
“牺牲了。”赵明远说，“死在1943年，在安平县南边送信的路上。被敌人伏击。他骑的是一辆旧自行车，死时手还攥着车把。”
刘成柱听完没说话，把头别过去。过了好一阵，才说：“小槐会吹口琴。从前休息的时候，他坐门槛上吹《松花江上》，吹得大家都不说话。”
这些细节像散落在地上的铜钱，捡起来时沾满了土，可那上面的字还能看清。每一个字都刻着一个人的名字。小槐，张满囤，小栓子，还有那些没有名字的。
大扫荡里最缺的，除了粮食弹药，就是盐。人缺了盐走路腿软，眼睛发花。老百姓把咸菜缸底子刮出来，用布包着塞给队伍。赵明远记得有一回，一个老太太追着他们走了半里地，非要把一罐子粗盐塞给他。那盐粒发黑，混着泥土，可那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赵明远只捏了一小撮，剩下的让带走。老太太急得用拐杖戳地：“你们要死啦，不吃盐没力气打鬼子！”
队伍到了一个村，做的第一件事往往不是找吃的，是找纸和铅笔。赵明远身上总带着几截铅笔头，用细绳绑着。没纸的时候，就写在胳膊上、腿肚子上。有回写急了，直接把数字写在手心上。雨一淋，字就花了。他后来想了个法子，用钢笔尖蘸锅底灰兑水，写在白布条上。那颜色发灰，不容易看清，但比铅笔耐水。
刘成柱看着赵明远写东西，说：“你这手字，比从前更细了。”
“是铅笔头太短，捏不住。”赵明远说。
其实不是铅笔的事。他写字时要把字写小，省纸。一张纸正面写满，翻过来接着写。有些文件传到最后已经烂得不像样，字迹叠着字迹。看的人凑到油灯前，眯着眼，一个字一个字认。认错一个，命令就变了意思。这种事出过一回，送出的情报把“西撤”写成了“东撤”，幸好收信的人多了个心眼，又派人核实，才没出大事。
“后来定了规矩。”赵明远说，“重要话送两遍，两个人各写一份，对照着看。”
刘成柱点头：“我后来在安国给周先生送信，也这么干过。周先生说，这叫‘双保险’。”
敌占区的普通百姓，日子比根据地更难过。安国县城里的粮价一天一个样。昨天还能买一升棒子面的钱，今天只够买半升。伪币贬得厉害，后来干脆用银元、铜板。药铺里卖得最多的是治拉肚子的药，因为人吃糠咽菜，肠胃都坏了。刘成柱说：“药铺每天都有肚子疼的，大人小孩都有。周先生会点医，常给人开个方子。他那个私塾，一半时间教认字，一半时间当诊室。”
“周砚池跟根据地有联系？”赵明远问。
“我看有。他经常出门，说是去乡下收旧书。有时一走就是半个月。回来以后，抽屉里总是多几本手抄的册子。我后来猜，那些册子里头有文章，有消息。有一回他喝多了酒，拿毛笔在纸上写‘不自由，毋宁死’。写完就烧了。我不识字，他写什么我当时也认不出，后来才听人念过。”
“那你怎么知道他写的是这句？”
“张满囤后来跟我说的。他在部队扫盲班学了些字，会念报。我把周先生写的那六个字画给他看，他说，那叫‘不自由，毋宁死’。”
赵明远心里一动。这话他听过，是部队里传着的一句，写在很多标语上。原来敌占区的人也在写，写完了再烧掉。字可以烧，可那句话烧不掉。
1943年冬天，刘成柱在安国被抓。抓他的不是日本宪兵，是伪警备队的人。那天傍晚，他出城去给一个住在城西关外的病人送药。那病人是个孤寡老太太，腿烂了一个洞，流脓不止。刘成柱每三天去一次，用周砚池配的药膏给她换敷。那天回来时，城里已经加了岗。他身上的良民证照片模糊，被一个伪军看出问题。刘成柱想跑，后脑勺挨了一枪托，眼前一黑，再醒来时已经躺在一间小黑屋里。
“打你的是谁，还记得长相吗？”赵明远问。
“记得。满脸麻子，说话大舌头。牙是黄的。”刘成柱说，“解放安国以后我在街上见过他。没跑掉，被押在城北的俘虏营里。我没上去打他。”
“你没去？”
“去了。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他低头坐在地上，两只手绑着。我看了很久，手心里全是汗。后来还是走了。”
“为什么？”
刘成柱犹豫了一下。他说：“我想起周先生讲过一句话。他说，杀人要依法，不能凭私愤。老百姓的仇，将来让政府去算。我个人不能动手。”
这话从一个刚被解放的基层干部嘴里说出来，让赵明远有些意外。他没再问，只是把目光落在刘成柱手上。那双手骨节粗大，指腹全是老茧。手背上有冻疮留下的疤，像一朵朵暗色的花。
“周砚池还说，你是个能成事的人。”刘成柱补了一句，“他说你沉得住气，将来能挑担子。”
赵明远笑了一下：“他是想让你回来当说客的。”
“没有。”刘成柱摇头，“我走的时候，他让我别跟人提他。只让把那包东西带出来。”
“你刚才让我别说。”
“那是周先生的原话。可我想，你问了，我该说。这些东西，不能烂在我肚子里。”
赵明远起身给刘成柱的碗里添水。瓷壶里的水已经凉了，他懒得去换，就给他倒了半碗。刘成柱喝了一口，含在嘴里，过一会儿才咽下去。凉水让他牙根发酸，他皱了皱眉。
“以后有什么打算？”赵明远问。
“跟着组织走。让我回去当兵就当兵，让我种地就种地。都行。”
“你还会种地？”
“当兵前也是庄稼把式。以前在老家，给地主扛长活。后来吃不饱，跑出来找队伍。1939年当的兵，在河间。那时候我才二十出头。”
“家里还有人吗？”
“我爹早没了。我娘改嫁了，带着我妹子去了山西。再没消息。我当兵以后，也没顾上找。等打完仗再说。”
赵明远没有继续问。他翻开那个本子，在刘成柱名字后面写下几个字：“家属情况待查，本人愿留地方工作。”写完后又看了看，觉得把“愿”字写成“要求”更合适，就划掉重写。刘成柱在旁边看着，也不说话。
“你的良民证呢？”赵明远忽然问。
刘成柱从怀里摸出一张折叠的纸片。那纸已经很旧了，边角破了，上面贴着一张模糊的照片。照片上的刘成柱比现在年轻，头发梳得齐整，像个小商人。旁边写着他的名字，年龄，还有“安国城内居住”字样。
“假的。”刘成柱说，“周先生找人办的。花了两块银元。”
赵明远接过去，在灯下看。那上面加盖的印章已经模糊不清，只能认出大概的轮廓。他把良民证还给刘成柱：“先收着。以后写历史材料能用上。”
刘成柱把良民证重新折好，放进怀里。那动作很慢，像是放一件珍贵的东西。赵明远看见，他怀里的蓝布包袱已经空了，只剩下一层布。刘成柱用手指头在怀里摸了摸，确认没有别的东西落下。
“你那些记的纸，我今晚看看。”赵明远说。
“看吧。有些字我写得不好，缺笔少画的。你认不出就问我。”
“成柱，你从前不识字。”
刘成柱“嗯”了一声：“周先生教的。一天认五个。他说我在他那儿不能白待。后来能记账了，药铺的进出，我都能写。周先生还说，等将来办学校，让我去帮忙。”
“这个周砚池，会的真不少。”
“会不少。什么都能干。修钟表，补胶鞋，编筐子，还会用草药敷伤。我那道刀伤，就是他给缝的。用普通的针线，在火上烧过，一针一针扎。我咬着筷子，硬挺过来。他缝的时候直说，别动，别动，差一点就缝歪了。”
赵明远能想象出那个场景。没有麻药，没有正规器械，只有一根烧过的钢针。那种疼，能让人把后槽牙都咬碎。刘成柱挺过来了。他脸上的那条疤，就是那根针走过的路线。
“你受的这些罪，等将来写在材料里，后人会知道。”赵明远说。
刘成柱没接话。他站起来，走到墙角，拿起靠在墙根的一把笤帚，把地上的几根草叶扫出门外。他扫地的动作很轻，像怕扬起灰尘。赵明远看着他弯下腰的背影，忽然觉得，这人身上有一样东西，是很多人没有的。那东西说不清，也许就是活下来的耐性。像地里的野草，被踩倒一百次，还能在第一百零一次挺起来。
“睡吧。”赵明远说。
刘成柱把笤帚放回原处，回隔壁屋里去了。赵明远一个人在灯下坐了很久。他拿出刘成柱带来的那几张粗纸，一张一张摊开。纸上的字果然歪斜，有些地方用铅笔写了又擦，擦不干净，留下灰色的痕迹。他一个字一个字读过去，像在读一段从土里掘出来的日记。
纸上的内容，有的记录着某天在某地遇见谁，有的写着粮食价格，有的画着简单的地形图。还有一页，只写了一句话：“刘成柱，男，26岁，河间人。若有人见，请报县大队赵明远。”这行字旁边，有一块水渍，把“刘”字洇得模糊了。
赵明远把这张纸轻轻折起来，放进自己的上衣口袋。靠近胸口的位置。窗外，风还在刮。夜很深了，整个大尹村都沉在黑暗里。只有这一间屋子的油灯还亮着，火光很小，像地底深处的一簇火。不灭。
第四章 归队的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冀中平原的消息传得很快，当天傍晚，许多村子的房顶上就站满了人。有人敲锣，有人放鞭炮，有人举着扫帚当旗帜挥。大尹村的老百姓在村口场院里点起一堆火，把压箱底的粗布被子都抱出来，围着火又唱又跳。赵明远站在人群外头，看着火光里的脸，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笑。笑着笑着，又有人哭起来。
“那时候我还在安国。”刘成柱说，“城里开始乱了。鬼子兵把枪架在营门口，低着头，像被抽了筋。伪军到处跑，有把军装扔到井里的，有披着床单翻墙出城的。周先生那天没出门，坐在屋里喝茶。茶泡了三遍，最后一遍已经没有色了。他跟我说，该走了。我们当晚就离开了安国。”
“周砚池去哪儿了？”赵明远问。
“往南去了。他说还有事情没办完。具体去哪儿，他不说。只跟我约了在保定城西一个药铺见。后来我去过，没找到他。那药铺被炸塌了半边，人不知道哪儿去了。”
“这纸卷，就是你们分开时他给你的？”
“是。他给我时说，等找到可靠的人，交上去。别问里头的字，也别让别人看见。他说这比命重要。我藏了它一年。”
赵明远把这个油纸卷拿起来，对着灯照了照。里面那层纸很薄，透光时能看见一些黑色的斑点。像是字。很小，密密麻麻，排列得很整齐。他不能确定是什么内容，但直觉告诉他，这极有可能是一份重要情报。一个在敌占区潜伏多年的人，用命护下来的东西，分量不会轻。
“你明天随我去县里。”赵明远说，“这事不能拖。周砚池这个名字，也要报上去。如果他还活着，组织上能找到他。”
刘成柱点点头。他洗了脚，用的是院子里井台边打上来的水。水凉，他脱了鞋把脚伸进木盆里，冻得小腿绷紧。脚底板上厚厚一层老茧，有的地方裂开，像旱地的沟。他拿一块粗布擦了脚，把那双实纳帮布鞋重新穿上。鞋帮上的泥已经干了，他用指甲抠了抠，掉下几片小土块。
“这鞋也是周先生给做的。”刘成柱忽然说，“他家里有套做鞋的家什。鞋样、锥子、麻线都有。他说走路的人，鞋最重要。鞋底要厚，鞋帮要软。”
赵明远看了一眼那双鞋。鞋头已经踢破了皮，露出里面的衬布。可底子确实厚，走远路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鞋的功夫。他想起自己脚上也有一双布鞋，是区里妇救会做的，针脚细密，鞋底上还纳了朵花。刘成柱那双鞋没有花，只有一道一道粗实的麻线。
第二天一早，天刚擦亮，赵明远就起来了。他去隔壁叫刘成柱，发现那人已经不在屋里。炕上的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放在角落里。窗台上放着一根用草绳捆着的艾草把，显然是刚编好的。赵明远知道，这是庄稼人的习惯，夏天解手时拿在手里，驱蚊子。他叫了几声，没人应。走到院子里，看见刘成柱正在井台边打水。他光着上身，露出精瘦的胸膛和肩胛骨。早上还凉，可他身上冒着热气。一桶水提上来，他先捧了一把泼在脸上，水珠沿着下巴滑下来。
“你起得倒早。”赵明远说。
“在野地里睡惯了，天一亮就醒。”
两人吃罢早饭，动身去县城。从大尹村到饶阳县城有二十多里路，步行快走，用不了两个时辰。出村上了大路，路上人不多。路边的地里，青苗刚冒尖，不少农民在锄草。他们大多是老人和孩子，青年劳力还没回来。赵明远一边走，一边和刘成柱说话。有些话不能在路上大声讲，就压低了嗓子。
“你走后，二中队又补过两次员。有些人是从冀南来的，有些是本地新招的。都年轻，没打过仗，听到机枪响就往地上趴。可打了半年，都硬了。人就是这样，不逼到那个份上，不知道自己能扛事。”
“后来队伍编到哪儿了？”刘成柱问。
“1943年夏天，县大队整编。我们中队被编进晋察冀军区第九军分区独立团。我留在地方了，兼着县里的敌工部干事。快胜利了，组织上让回县里搞群众工作。”
“回大尹村多久了？”
“不到一年。这地方1945年秋天光复，我冬天调过来。刚来时候满目疮痍，村子被烧了半条街。现在还好些了，去年下了两场透雨，秋粮收得还行。”
他们走到半路，碰上一队送公粮的牛车。车把式是个老头，戴着顶破草帽，鞭子插在车辕旁。他看见赵明远，咧开嘴打招呼：“赵区长，去县里开会啊？”
“去办点事。”赵明远回话，“你那牛今年多大了？”
“三岁牙口。”老头拍拍牛背，“好使着呢，拉一千斤不费劲。”
刘成柱在旁边看着那牛。牛不紧不慢地走着，脖下的铜铃叮当响。他忽然说：“我小时候给地主家喂过牛。冬天牛棚里不生火，冷得人直跺脚。我就睡在牛旁边，靠它肚子暖和。”
赵明远没接话，只点了点头。他们继续往前走。太阳升起来了，照得人背上发暖。路边的杨树还没长叶子，枝干光秃秃地伸向天空。有几只鸟从枝头飞过，叫了几声，飞远了。
到了县城，赵明远先去了县委。县委设在一座没收来的旧宅院里。院门口有穿灰布制服的哨兵站岗。赵明远报了自己的名字，又指着刘成柱说：“河间县大队的老战士，失散归队。我带他来报到。”
哨兵让他们在门房等着。门房里坐着个戴眼镜的年轻干部，正低头誊写材料。他抬头问：“什么情况？”
赵明远简单说了几句。年轻干部推推眼镜，放下笔，取过一本簿子登记。他问刘成柱：“原部队番号？”
“冀中军区河间县大队二中队三班班长。”刘成柱答。
“什么时候失散的？”
“1941年11月，留各庄桥附近。”
“失散后都去过哪些地方？”
刘成柱把这几年的经历简要说了。年轻干部一笔一笔记。写到“安国县周砚池”时，他停下笔，抬起头：“周砚池？这名字我好像听过。”
赵明远问：“在哪儿听过？”
“保定那边来的情报里，好像出现过这个化名。具体我得查。你们先坐会儿，我去跟敌工科说一声。”
年轻干部起身出去了。门房里只剩他们两人。刘成柱坐在一张长椅上，腰背挺得直，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他平时没这个坐姿。赵明远注意到，他有些紧张，像每次面对上级组织时都会有的那种拘束。这种拘束像一个老兵的肌肉记忆，哪怕离开了队伍几年，一旦回到组织面前，身体先一步摆正了姿态。
过了不多时，一个三十来岁的干部走进来，穿了件半旧的军便服，腰间皮带上挂着手枪套。他叫曹敬亭，是县敌工科的科长。赵明远跟他熟，互相敬了根烟。曹敬亭没点，把烟夹在耳朵上，先打量刘成柱。
“你就是刘成柱？”
“是我。”
“在安国待过。认识周砚池？”
“认识。我这条命是他救的。”
曹敬亭从衣兜里取出一个小本子，翻开。上面用密密麻麻的小字记着许多人名和代号。他找到一页，念道：“周砚池，原名待查，保定安国一带活动。公开身份私塾先生，与伪商会、伪警备队部分人员有交往。1944年曾三次递送保定敌军调动情报。1945年8月后失联。”他抬起头，“这些跟你掌握的情况对上吗？”
刘成柱说：“大部分对。他确实跟伪军里头的人有来往。送过什么情报我不清楚，可我知道他每次从外面回来都带回些手抄的东西。我猜那是情报。”
“他长什么样？”
“中等个，偏瘦，戴一副圆框眼镜。左耳后头有颗痣，不小，像黑豆。说话慢，走路也慢，可脚底下没声儿。”
曹敬亭把这些特征记下来，又问：“他给你的纸卷，带了吧？”
赵明远从挎包里取出来。曹敬亭接过去，小心地拆开外层的油纸。里面是一卷很薄的白色绵纸，比寻常的书写纸更轻更韧。展开来看，上面写满了极小的字，每个字不过绿豆大。黑色墨水，有的地方已经洇开，但大体可辨。曹敬亭凑到窗边，眯着眼看。他的脸色一点点沉下来。
“这是保定城防图。”他说，声音压得很低，“外围工事、火力点、弹药库位置，都有标注。后面还有一份伪军军官名单，附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
他重新把绵纸卷好，放进一个牛皮纸信封。他看看赵明远，又看看刘成柱：“这东西很值钱。你们立大功了。”
刘成柱没吭声。他好像并不激动，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然后他说：“周先生还在外面。你们得找找他。”
“这个你放心，保定那边会安排人找。你提供的信息很重要。”
曹敬亭又跟刘成柱谈了一些细节。周砚池在安国的住所位置，常去的地方，跟哪些人来往。刘成柱答得很慢，一边想一边说。有些日子记不清了，他就说个大概时段。曹敬亭并不催他，偶尔在本子上补几笔。
从县委出来，已是中午。赵明远领着刘成柱到街上一家小饭铺吃饭。门脸不大，只摆着几张白木桌子。一个系围裙的妇人端上两碗焖面，面里放了些白菜和豆角。刘成柱拨了拨面条，先闻了闻，然后大口吃起来。他吃得很急，像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吃慢点。”赵明远说，“没人抢你的。”
刘成柱放慢了速度。他抬头看看街道，街上人来人往，有推车的，有挑担的，有背小孩的。一个卖糖葫芦的老人扛着草把子经过，草把子上插着的糖葫芦在太阳下亮晶晶的。刘成柱看着那红果子，出了会儿神。
“安国也有这个。”他说，“冬天下了头场雪，街角就有卖的。周先生给我买过一回。不酸，就是有点苦。糖熬过了火。”
赵明远没说话。他从兜里掏出几个零票子，数了数，放在桌上当饭钱。刘成柱把最后一口面吃完，放下筷子，用袖子擦了嘴。然后他说：“老赵，我是不是在做梦。”
赵明远愣了一下。他看着刘成柱，发现对方眼睛里有一层薄薄的亮。不是泪，是光。像冻了很久的湖面，忽然裂开了一道细纹。
“不是梦。”赵明远说，“你回来了。”
刘成柱低下头，把碗边的汤汁抹了一下。他“嗯”了一声，没再说别的。两人在饭铺里坐着，听街上的人声，一阵高一阵低。有个穿学生装的年轻人在街对面贴标语，用刷子蘸着浆糊往墙上抹。标语上写着“拥护人民政府”“参加子弟兵”。那红纸的颜色很正，是胜利的颜色。
“我想写封信。”刘成柱忽然说。
“给谁？”
“给满囤。告诉他我回来了。”
赵明远点点头：“信寄到平山县军区后勤部就行。你写好了我帮你寄。”
“我不会写太多字。你帮我写。”
“行。”
他们走出饭铺。风把街上的黄土卷起来，打在人的裤脚上。刘成柱跟在赵明远身后半步远，像当年行军时一样。赵明远心里忽然生出一个念头：如果1942年春天，三班真在河滩上打光了，那现在走在他身后的，又是一个谁呢？这念头一闪而过，像一只灰雀从眼前掠过，没留下声音。
他没回头，只说：“走快点，天黑前还要回村。”
刘成柱“嗯”了一声，加快了步子。两人的脚步声在土路上交替响起，一前一后，踩出细密的节拍。
第五章 未亡人
大尹村东北角有处破宅院，院墙塌了半截，里头的正屋还立着，屋顶是后来用高粱秆棚上的。住着一个人，姓孙，叫孙长福。他原先也是二中队的人，1943年负了伤，断了一条胳膊，回来就再没归队。村里人叫他“孙胳膊”，他听见也不恼，只说：“还能动弹，用不着整条胳膊也能干活。”
赵明远带着刘成柱去找他。孙长福正在院子里劈柴。他用左胳膊夹住一根粗木桩，右手抡斧子，一斧下去，木头应声裂开。刘成柱站在院门口看了一会儿，没出声。孙长福劈完那根，抬头擦汗，才看见有人来。他先认出了赵明远，咧开嘴叫了声“老赵”。然后目光挪到刘成柱脸上，那笑容忽然僵住了。
斧子还握在他右手里，斧刃朝下。他像被定住了，眼睛瞪得很大，嘴张着，却发不出声。刘成柱往前走一步，说：“长福，是我。”
孙长福的嘴唇开始抖。他嗓子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像喉咙里有痰堵着。手里的斧子“咣当”落地，砸在脚下的木屑堆里。他往前迈了两步，又停住了。独臂垂着，另一只空袖管被风吹起来，轻轻晃。
“成柱哥。”他终于叫出来，声音像从井底浮上来的，湿漉漉的，带着回声。
两人抱在一起。没有哭，也没有说什么特别的话。只是那么抱着，像两根被水泡了很多年的木头，重新靠在一起。赵明远站在旁边，觉得鼻子发酸。他别过脸去，看墙角堆着的木柴。那些木柴码得整整齐齐，断口朝外，像一排沉默的嘴。
进了屋，孙长福手忙脚乱地倒水。屋里陈设很少，一铺土炕，一张矮桌，几张椅子。墙上贴着几张发黄的旧报纸，报纸上头有子弹打穿的洞眼。孙长福看见刘成柱在看那几个洞，就说：“去年国民党那帮飞机来了一趟，扫了几梭子。我正好在外头，没在家。回来墙上就多了这几个窟窿。留着，当个教训。”
刘成柱问他这些年在村里过得怎么样。孙长福挠挠头，说了些种地、帮工的事。他那条胳膊是1943年春天打断的，在安平县城南边的河滩上，被一发迫击炮弹掀翻，弹片削断了左臂。抬下来时人已经昏死过去，送到后方医院，命保住了，胳膊没能留下。
“我醒来第一句话问的就是成柱哥。”孙长福说，“他们都说你没了。我不信。咱们三班就你命硬。小时候在河间，你从房上掉下来都没摔死。我说你肯定活着。”
刘成柱笑了一下：“我命是硬。周先生说我像地里的蒺藜，踩着疼，拔不掉。”
孙长福没听懂“周先生”是谁，也不多问。他转身从炕柜里摸出个布包，打开，里面是一枚铜纽扣，上面刻着“二中队”三个小字。他说：“这是你从前给我缝在棉袄上的。说你那会子当班长，班里的兵一人一个。我一直留着。”
刘成柱接过去。铜纽扣用细绳穿了个眼，挂在他自己脖子上。那原本是他从旧军装上拆下来的。他的那枚早就不见了，不知道丢在了哪条路上。
“我的找不着了。”刘成柱说。
“那这个还给你。”孙长福说。
刘成柱摇头：“你留着。当个念想。”
孙长福又把铜纽扣仔细包好，塞回炕柜。他坐回椅子上，问刘成柱：“你脸上这道口子，是鬼子砍的？”
“伪军砍的。不碍事。”
“大夫缝得还行。没留大窟窿。”
“是周先生缝的。他手巧。”
孙长福点点头，不再问。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小栓子的事，你知道了吧。”
“知道。”刘成柱说，“打安平县城时牺牲了。”
“我去看过他坟。在县南边那个烈士陵园里。现在盖得比从前好了，石碑上刻了名。我给他摆过一回烟卷，他喜欢抽旱烟。摆的是旱烟，卷在玉米皮里那种。”
“你替我也摆一支。”刘成柱说，“下次去，摆两支。一支你的，一支我的。”
赵明远一直在旁边听着，没插话。他看着这三班旧部重逢，那些话像从土里挖出来的旧棉被，一件一件拿出来晒。没有轰轰烈烈，全是一缕一缕的旧事。可就是这些旧事，让人在某个瞬间忽然觉得，那些死去的人，其实也没走远。他们就坐在炕沿上，蹲在墙角里，等着谁递一根烟。
“小栓子没成亲吧？”刘成柱问。
“没有。”孙长福说，“他爹早没了，家里就剩个老娘。后来他娘也病死了。他跟着队伍走，再没别的亲人。他死的时候，兜里还揣着个没编完的蝈蝈笼子。是给老乡的孩子编的。”
“他会编蝈蝈笼子。”刘成柱说，“手巧。去年我还看见一个差不多的，挂在人家房檐下。我就站那儿看了好一会儿，想起他。”
屋里暗下来，孙长福点了灯。他的屋里只有一盏小油灯，灯芯结着灯花，照得三人的影子在墙上忽大忽小。赵明远觉得该回去了，就起身告辞。刘成柱站起来时，孙长福用独臂拉住他：“成柱哥，你以后就住咱村？”
“还不一定。听组织安排。”刘成柱说。
“你在咱村落脚得了。村里人都没了年轻劳力，你回来帮着干点活，也是革命工作。”
“赵指导员怎么说，我怎么做。”
孙长福看看赵明远。赵明远说：“等县里批下来再说。你有空多来聊聊。”
孙长福点头，送他们出门。到了门口，他忽然想起件事，从墙角拎出一个小瓦罐。瓦罐用黄泥封着口。他把泥拍碎，倒出一些干红枣。枣已经有些干瘪，但颜色还红。他抓了一些，硬塞给刘成柱。
“去年打下的枣。没舍得吃。你拿去，当零嘴。”
刘成柱没推辞。他把枣装进口袋，道了谢。回去路上，他摸出两颗，分给赵明远一颗。两人在月光下走着，嘴里嚼着干枣。枣肉很硬，甜味却很足，像把阳光存进了果肉里。
“孙长福的断臂，去年年底评了残废军人。”赵明远说，“政府给发了粮票和布票。他不要，说给前线战士。后来劝了半天，才收下一半。”
“他从小就要强。”刘成柱说，“有一回在河间，我们跟人打架。他被打掉两颗牙，不哭，也不求饶。第二天自己拿了根木棍，天天练。后来没人敢惹他。”
赵明远笑了：“他现在见了乡里的小年轻，还能耍几下。”
“他使左手了。右手……”
“左胳膊废了，右胳膊比以前更有劲。劈柴不用帮忙。”
刘成柱沉默了一下，说：“人逼到没路了，力气反而大。我在野地里躲搜山的时候，饿得走不动，可一听到鬼子的皮鞋响，人就又蹦起来跑了。那股劲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从你心里来的。”
“也许吧。周先生说过一句话，人心里有火，就饿不死。”
他们走到区公所门口，门已经关了。一个夜巡的民兵坐在门前的石墩上，抱着枪打盹。赵明远叫醒他，问有没有情况。民兵揉揉眼，说一切正常，就是夜里来了只野猫，在村口叫了好一阵。赵明远让他回去歇着，自己推门进了院子。
刘成柱没急着进屋。他站在院子里，抬头看天。月亮出来了，明晃晃的，把整个院子照得发白。那半截云早散了，星星比先前密。他看了好一会儿，说：“冀中的月亮，和安国的月亮一样。到哪儿都一个样。”
赵明远在屋里应了一声：“进来吧。今晚你睡我屋里。孙长福那边没多余的铺盖。”
刘成柱进了屋。他把口袋里的枣放在桌上，又摸了摸那个蓝布包袱的位置。包袱已经空了，只有一层布贴着肉。他解下腰上的一条旧皮带，放在枕头边。赵明远注意到，那皮带扣已经磨得亮了，像一块小小的圆镜。
“这条皮带，”赵明远问，“也是周砚池给的？”
“不是。是我从死掉的伪军身上抽的。皮带革好，用了两三年还没断。那伪军是追我的人里头跑得最快的，追到一条沟边，摔下去扎了脖子。我捡了他的皮带。”
“你不忌讳？”
“活人不能怕死人的东西。保命要紧。”
他这话说得平淡，可赵明远听出了一种冷。像冬天铁栏杆上的霜，看着白，摸着冰。这几年敌后岁月，把刘成柱身上的一些东西磨掉了，又长出了一些别的。那些新的东西，没有从前那样热，但更硬，更韧。
赵明远也解下自己的皮带，搭在椅背上。他坐在炕沿，脱了鞋袜。脚上有一处冻疮留下的旧疤，每年春天都痒。他抓了抓，没说话。刘成柱看见他的脚，说：“你有湿气。回头让周先生给你看看。他有个方子，用艾草煮水泡脚，管用。”
“等找到他再说。”赵明远说。
“能找到的。”刘成柱说，“这人命也不小。日本人没弄死他，伪军没弄死他。他自己说，他是属猫的，九条命。”
“你听他亲口说过这话？”
“说过。有一回他喝多了，趴在桌子上，念叨‘九条命都给你们了’。我当时没明白‘你们’是谁。现在看，说的是咱们。说的是我们这帮拿枪的。”
赵明远不说话了。他吹了灯，躺下来。黑暗中，他听见刘成柱的呼吸声，很轻，很匀。这个人睡得快，像一闭眼就能掉进梦里。赵明远却久久醒着。他望着黑暗里模糊的屋顶，脑子里转着周砚池这个名字。左耳后有颗痣，戴圆框眼镜，走路没声。一个在敌后活了那么多年的人，忽然消失，又托人带回城防图。他是谁？他还在不在？
他翻了个身，闻见一股淡淡的艾草味。是刘成柱白天编的那个草把，放在窗台上，被夜风吹散了味道。那味道很轻，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又像一直就藏在屋子里的。
第六章 纸上的字
第二天清早，赵明远把那几张粗纸铺在桌上，开始整理刘成柱的口述材料。他让刘成柱坐在对面，一句一句说。从1941年11月留各庄桥战斗开始，讲到1946年3月到大尹村。中间将近四年半的时间，像一条被水冲断的河，断成好几截。可每一截都还在流。赵明远要把这些断流重新接起来，接到一张张纸上。
“你从河滩上爬出来的时候，身上有什么？”赵明远问。
“一条枪，三发子弹，一颗手榴弹。还有半袋炒面，让小栓子带着。”刘成柱说。
“后来枪呢？”
“过了博野以后，藏在一座土地庙的香案底下。拿砖头压着。后来再去找，庙塌了，枪没了。兴许被过路的人拿走了。兴许压在土里。”
“手榴弹呢？”
“夜里过公路，碰到巡逻队。我把手榴弹扔出去，炸倒了一个。剩下的子弹也打光了。扔完就往沟里滚。那回小栓子掉了一只鞋，一瘸一拐跑了好几里地。”
赵明远把这些记下来，文字很简洁。他写材料有个习惯，不添油，不省略，原话怎么讲就怎么记。写完了念给刘成柱听，问对不对。刘成柱听完点头：“你的记性比我好。”
“不是记性好。该记的就得记准。”赵明远说。
他们连续谈了两天。第三天下午，县里来了通知，说敌工科核实了刘成柱的身份，同意他暂时在大尹村休整，后续安排等上级指示。同时要求赵明远将周砚池提供的那份城防图相关情况写成书面报告，报地委敌工部。
赵明远连夜动笔。从1943年刘成柱在安国与周砚池相识写起，到1946年3月带回油纸卷。时间线、地点、人员、事件，逐项列出。他写得慢，每写一段，都要停下来想一想。措辞尤其慎重。那时党内材料讲究“有一说一，不夸大，不缩小”。他把周砚池的身份定为“进步群众，具体组织关系待查”，把城防图定性为“重要军事情报”。
刘成柱每晚都看他写。他认字不多，可喜欢看赵明远写字。笔尖在纸上走，沙沙沙，像秋天的雨打在干叶子上。他坐在旁边，有时帮忙剪灯花。有时就干坐着，一句话不说。
“你写这么多，组织上能看完吗？”刘成柱问。
“能看完。他们看材料比我还仔细。”赵明远说。
“我不识字那会儿，最怕写检查。曹科长说，写不了，就找人代写。可自己按手印。”
“你写过检查？”
“写过。刚参加队伍那阵，跟人打架。排长让我写检查。我不会写，就画。画了一个人打另一个人，旁边画了只手，在打自己的脸。排长看了，笑半天。后来就没让我写。让我去炊事班背了两天锅。”
赵明远笑起来。他几乎能想出那张画的样子。一个没念过书的青年，用木炭在纸片上画出自己的过错。那些线条粗糙，可笑，里头却透着一股认真劲。这也许就是最早的字。不，比字更早。人在写字以前，先画心。
“后来在扫盲班学了字，有一次给家里写信。”刘成柱说，“写了半宿，就写了两行。头一行，‘娘，我活着’。第二行，‘别惦记’。寄出去以后，不知道收到没有。可能早没了。后来再没写过。”
“你娘在山西，后来打听过吗？”
“托人问过。没消息。可能不在了。也可能不愿意认我。我随的是我爹的姓。她改嫁以后，那边有那边的日子。不打扰了。”
赵明远没再劝。有些人的家庭，被战争撕得太碎了。那些碎片飞得到处都是，再拼不回去。刘成柱选择不去拼，不是心硬，是知道有些东西拼了也合不拢。像打碎的瓷碗，用再好的胶，缝还是在。
3月20日，赵明远去县里送材料。刘成柱留在大尹村，跟着孙长福去地里翻地。春耕忙，村里缺劳力。刘成柱身子虽瘦，干起活来不省劲。他扶犁，孙长福在前面牵牛。犁头翻出黑色的土浪，湿乎乎的，泛着光。他赤着脚踩在土里，脚趾陷进去，能感到地温从脚底板升上来。
“你这腿，还能扶犁。”孙长福说。
“在安国给人家帮过工，干过这活。”
“周先生家里有地？”
“没有。他给人家写对联、写信、抄文，不要钱。有时收点粮食。我出去给人打短工，挣几个铜板。日子过得紧。可人不闲着，不闲着就不怕。”
“他那个人，可真好。”孙长福说，“我见不着，光听你说。像戏文里的清官。”
“不是清官。”刘成柱说，“就是个先生。有时候也发脾气。嫌我字写得歪，用戒尺敲我的手。敲得不疼，他自己先笑。”
孙长福也笑。两人说着话，不知不觉犁出去老远。太阳偏西，霞光铺在田里，把土块染成红的。刘成柱回头看着自己犁过的地，沟是沟，垄是垄，整整齐齐。他忽然说：“我在安国那几年，总梦见家。不是具体的家，是这种感觉。地翻好了，土又松又软。春天种东西，秋天就能收。人跟地都一样。你使多少力，它记着。”
孙长福“嗯”了一声。他牵着牛往回走，牛脖子上挂着的铃铛响得清脆。村庄就在前面，屋顶上冒出炊烟。烟是青灰色的，被风一吹，斜斜地散开。有孩子在村口跑，追着一只断了线的纸鸢。那纸鸢挂在树杈上，晃悠着，像一片不肯掉下来的叶子。
晚上，赵明远回来，脸上带着一丝疲惫。刘成柱问他县里怎么说。赵明远说：“报告送上去了。敌工科说，周砚池这个名字他们会继续查。你的事，组织上初步意见是留在地方。过几天正式通知下来，再告诉你。”
“留在地方干啥？”
“安排你到区公所当交通员。跑各个村，送通知。你会骑自行车吗？”
“会。以前在安国骑过周先生的车，后座带着药箱，在城西官道上摔过一回，把药箱摔散了。周先生也没骂我，捡起药来，说人没摔坏就好。”
“那行了。区里有辆旧车子，回头修修给你用。”
刘成柱点点头。他正蹲在门边，用一块破布擦布鞋上沾的泥。他擦得很慢，把鞋底纹路里的小石子一个个抠出来。赵明远看着他那双鞋，问：“这鞋还能穿多久？”
“再穿两月没问题。周先生做的鞋，底子密实。”
“等领了布票，让妇救会的给你做双新的。这双留着。”
刘成柱抬头：“行。”
那天夜里，赵明远拿出一个本子，翻开其中一页，上面写着几行字。他让刘成柱看。刘成柱凑过去，认了好一会儿，才念道：“刘成柱，1946年3月17日归队。拟任交通员。”后面还有几个字，他不认得。赵明远说：“那是‘待批复’。”
“我念得对不对？”
“对。你进步多了。”
“周先生教的。他拿《三字经》给我启蒙，后来抄报纸。我不懂意思，就照葫芦画瓢。有天忽然就通了，那些字不再是一个个黑块，变成了声音。我高兴得半夜爬起来，在院子里走了两圈。”
赵明远想象着那个画面。深夜里，一个漂泊了许久的年轻军人，在敌占区的院子里，因为认出了几个字，高兴地转圈。那个院子也许很小，天井里也许堆着杂物。可那一刻，天一定很亮。不是因为月光，是因为心里的火忽然蹿高了一寸。
“你这个交通员，以后会常跑保定、安国这些地方。”赵明远说，“顺便打听周砚池。”
“我也是这么想的。”刘成柱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坟。他救过我的命，我得给他一个交代。”
赵明远沉默了片刻，说：“别给自己太多负担。组织上会查。你先把工作干好。”
“我知道。我就顺带着打听。不问不该问的。”
他们又聊了一会儿。刘成柱说起安国的冬天，街上的雪，药铺里的药味。赵明远说起大尹村的土改，分地，分浮财。不同地方的冬天和春天，在两个人嘴里交替出现。一个在说昨天的雪，一个在说明天的种。那些声音在油灯的光晕里混合，成了一片模糊的、温热的底子。
窗外又起风了。这一回风里带着细土味，打在窗纸上，发出“嘭嘭”的轻响。像很多年以前，有人在远处敲一面很旧的鼓。
第七章 故道
刘成柱正式领到交通员的工作，是在1946年4月初。区公所给了他一部旧自行车，是缴获来的，车把上的铃铛缺了盖，拨起来只发出“咔”的一声，像人清了清嗓子。他把车子擦了一遍，又给链条上了油。上油用的是从灶房讨来的猪油，抹在链子上，黑亮黑亮的。他骑上在院子里兜了一圈，车轱辘碾过地上的小石子，发出细密的碎响。
“你骑这车，这车认人。”赵明远在旁边说。
“认什么人。车就是车。”刘成柱下了车，把车梯子支好。
“那是你骑。换我骑，它保准掉链子。”
刘成柱咧嘴笑了。他笑起来，那道刀疤就显得柔和了许多。他拍拍车座，说：“这车座子不错，高矮正好。就是铃铛不响，回头我拿铜片自己修一个。”
“你跟谁学的手艺？”
“周先生教过一点。他什么都会。以前那辆旧车，天天坏，天天修。后来我都能拆开花鼓了。”
赵明远看他兴致高，也不打击。他回屋拿了一叠要送的文件，用油布包好，放进刘成柱车后座上的帆布袋里。那袋子是区里发的，深绿色，边上缝着两根带子，可以挎在肩上。他拍拍袋子，说：“第一趟活，去北边的张保屯。送这几份材料给村里的农会。回来时候绕一下县里，问问敌工科有没有新情况。”
刘成柱应下了。他正了正衣领，把裤腿扎紧。脚上的鞋是新换的，是孙长福的婆娘帮着做的，黑布面，千层底。他穿着走了两步，说：“新鞋打脚。脚后跟疼。”
“多走几里，鞋就服帖了。”赵明远说。
刘成柱推车出门。赵明远站在门口，看他骑上去，沿着村道往北去了。他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被一片淡绿的麦田挡住。赵明远转身回屋，发现桌上放着一个干枣，又大又红，显然是刘成柱出门前悄悄留下的。
他拿起那个枣，在手里转了一圈。枣皮上有一道浅浅的印子，是指甲掐出来的。他忽然觉得，这个人在身边，像多了一个弟弟。不会说漂亮话，可总记得把口袋里最后一点甜分给别人。
刘成柱从张保屯回来，天已经擦黑。车子后座上多了半口袋杂面，是农会的人非要塞给他的。他不肯收，可推不过。回到区公所，他把杂面交给灶房，说：“给大家伙吃。”灶房的老炊事员用胳膊把袋子搂过去，说：“小刘，你是老革命，觉悟高。”刘成柱笑了笑，没说话。
吃过晚饭，他跟赵明远汇报这趟差事。张保屯的农会刚选出来，干部都很年轻。他去的时候，他们正在丈量地亩。一条一根地量，用绳子，绳子上打着结。他说：“那边的人听说我打过鬼子，围着我问东问西。问我打死过几个。我说不记得了。他们就笑。我走的时候，一个老太太追出来，非让我带点面。说自家磨的，不拿就是看不起她。”
“这些老乡，心眼实。”赵明远说。
“实得让人不敢不拿。”刘成柱说。
赵明远点了一根烟，递给刘成柱。刘成柱接了，吸一口。这烟叶子是本地种的，冲，辣嗓子。他咳嗽了一声，说：“劲大。”
“对付着抽。县里分下来的烟，得省着给开会的人。”
“有得抽就不挑了。在安国那几年，我抽过芝麻叶，抽过玉米须。最苦的时候，把别人扔的烟屁股捡起来剥了重卷。周先生不抽烟，看着我捡，也不说。后来他每回买药，都顺带买一包最便宜的烟卷，放在柜子里。我要抽，自己拿，不多问。”
“周砚池待你，真像亲兄弟。”
“也不全是兄弟。他有话从来不说完。总留半句。我开始不习惯，觉得这人不爽利。后来明白了，他那种日子，说多了要命。能留半句，是给自己留退路。也是给别人留活路。”
“他留了什么退路给你？”
刘成柱抽烟的动作停了一下。他垂下眼，说：“他从来没问过我真名。只叫我小刘。有回我喝多了，差点说漏。他摆摆手，说，别讲。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人知道得越少，挨打时候就越能扛。他是把我当自己人，才不让我说。”
赵明远听出了这话里沉的分量。在敌占区，知道一个人身份，有时是恩，有时是害。周砚池选择不问，不是不好奇，是不想把两个人绑在一起沉。可他又救了刘成柱的命，替刘成柱作了保。这两件事之间，有一种非常微妙的平衡。多一分会断，少一分就凉。
“这个人要是还在，我想见见他。”赵明远说。
“他在，你一定见得上。”
4月中旬，刘成柱又跑了几趟远路。最远到过安国。他路过原来住的那条街，特意把车子停在街口，步行进去。那间药铺还开着，换了招牌，叫“春和堂”。门口坐着一个老头，正在切药。刘成柱走过去，问：“老师傅，原来这铺子有个姓周的先生，还在不在？”
老头抬头看他，想了想：“周先生？早不在了。解放前就走了。他朋友多，不知道搬哪儿去了。”
“他有个远房表弟，姓刘。后来也没来吗？”
“来过。去年冬天来了一回，在门口站了好久。那天冷，他没戴帽子，耳朵都冻红了。我让他进来烤火，他不进。站了小半个钟头，又走了。我问他找谁，他说不找谁，就是看看。”
刘成柱听完，没说什么。那老头嘴里说的“远房表弟”，就是他自己。去年冬天，他从保定回到安国，那天确实站在药铺门口。他不知道周砚池还在不在，不敢贸然进去。他站在街对面，数着药铺的台阶。一共五级，中间那级缺了个角。他看了很久，天快黑了才走。
“周先生真是好人。”老头絮叨，“给穷人看病不要钱。有一回街对面卖豆腐的刘婆子肚子疼，他给扎了几针，好了。刘婆子给他端豆腐，他不要。说，给你孙子吃。那孩子瘦的，看着可怜。”
刘成柱道了谢，骑上车走了。出城的路有些颠，车把在手里跳着。他脑子里全是那间药铺的样子。木头柜台，铜捣药罐，墙上钉着一排木格子，格子上贴着药名。周砚池常站在柜台后头，用一根小铜秤称药。秤砣很小，像一粒枣核。他称好药，倒在草纸上，三折两折，包成一个小包。药包上不写字，用不同颜色的线捆扎。红线的治红伤，白线的治风寒，绿线的治痢疾。刘成柱全都记得。
可那些都远了。比那更远的是留各庄桥的冬天，是水沟里的烂泥味，是子弹贴着耳朵飞过去时那种细微的“咻”声。
他骑到一片麦田边，停下来。天边起了云，灰濛濛的一片。他站在路边，点起一支烟。烟拿在手里，没吸几口。风把他吐出的烟吹散了。他望着北边，那是保定的方向。那里有座城，城门已经换了旗。城里城外，许多人正在新秩序里寻找旧日子。周砚池也许就在那里，也许早就离开了。他交给赵明远的那张城防图，可能正躺在某个情报科办公室的抽屉里。那张薄薄的绵纸上，每一个小字都像一颗钉子，扎在敌人的布防图上。字是周砚池写的，可这些字背后的命，不知道有没有保住。
刘成柱把烟头在地上按灭，揣进兜里。他重新骑上车。路还长，大尹村在南边。他得赶在晚饭前回去。赵明远说今晚要商量几件工作。孙长福说等他回来劈柴。他得回去了。
车轮碾过土路，发出轻快的“沙沙”声。车铃不响，他却吹起了口哨。吹的是《松花江上》的调子。不太准，断断续续的。像小槐从前吹的那样。
第八章 旧账
5月里，大尹村的土改运动进入最紧的阶段。赵明远每天晚上都要开会，有时开到后半夜。村里的大庙改成了会场，梁上挂着两盏马灯。灯下面坐满了人，老老少少，人挤人。有些人是来听政策的，有些是来诉苦的。诉苦的说到伤心处，场子里就有人跟着哭。哭声从庙里传出去，在夜里飘得很远。
刘成柱不参加这类会。他是外来归队的人，村里还没有给他定成分。他继续跑交通。白天出门，晚上回来。有几次很晚，他经过会场门口，听见里头有女人的哭声。他脚步不停，推着车快步走过。这类事他见得太多了。安国也好，河间也好，哪条街上没几个苦命人。苦水倒出来，不一定能浇灭恨。可憋着，会烂在心里。
孙长福的成分定得早。他给人扛了十年长活，家里没有地，只有两间破土房。典型的雇农。农会分给他三亩半地，一头小牛犊。他高兴得夜里睡不着，起来到牛棚里看。刘成柱陪他蹲在牛棚外头，看着那头黄毛小牛。小牛卧在干草上，反刍着，嘴巴一动一动。
“这牛，我做梦都不敢想。”孙长福说。
“以后你的日子，比牛壮实。”刘成柱说。
孙长福笑了。他独臂搭在牛棚的木栅上，眼睛弯弯的。刘成柱看见他笑，也笑了。两人像回到了河间县大队的日子。那时候打完了一场胜仗，大家就这样蹲在路边笑。没有理由，就是高兴。
赵明远后来找刘成柱谈过一次话。关于入党的问题。他问刘成柱：“你想不想重新申请入党？”
刘成柱想了很久，说：“我失散这几年，组织关系断了。我怕我不够格。”
“你在敌后这几年，做的事大家看得见。成分好，表现也好。周砚池那包情报，你能带回来，就是最大的证明。组织上会考虑到你的特殊情况。”
刘成柱低头搓着手指头。他的手指甲剪得很短，甲缝里还有泥土。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这样的人，不知道还配不配。我在安国时候，帮周先生做过一些杂事。也跟伪军的人喝过酒。虽然是为了活命，可想起来，心里不干净。”
“那都是必要的掩护。组织上知道怎么甄别。你只要把事情说清楚，不隐瞒，就不会有问题。”
“我都说了。一个字没瞒。”
赵明远拍拍他的肩：“那就行了。写个申请书。不会写的字问我。”
刘成柱点点头。他回家想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拿着两张纸来找赵明远。纸上写满了字，一行一行，歪歪扭扭。赵明远接过来，发现他写得很认真。有的字写错了，用指甲刮掉重写，纸上留下一片毛糙的痕迹。
“我写了好几次。这张还能看。”刘成柱说。
赵明远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语句朴素，像他说话一样。没有大道理，全是实打实的。最后一段，他写：“我这条命，是队伍上给的。周先生救过我，也是看队伍的面子。我知道我一个人活下来不算什么。我要干到全国解放，让死了的人不白死。”
“写得很好。”赵明远说，“我帮你誊一遍。等区里开支部会，我作介绍人。”
刘成柱明显地松了一口气。他站在桌边，看赵明远拿出干净的纸，一笔一画地誊写。墨水瓶开着口，发出淡淡的酸味。赵明远用蘸水钢笔沾一点墨，刮掉多余的，落在纸上。那字比刘成柱的草字好看多了，每个字都站得稳，像排队行军的兵。
“老赵，你这手字，不像当兵出身的。”刘成柱说。
“我念过几年书。后来当兵了，也没丢。天天写材料，练出来了。”
“我看区里那些干部，字都写得不错。”
“字是门面。干我们这行，材料写了要往上报。字不清楚，上级看着费劲。有时候一份材料，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一个字的差别，就能把好事变坏事。不敢写错。”
刘成柱就坐在那儿，安安静静地看。后来他慢慢念道：“我这一生，愿意交给组织。打仗上前线，和平了种地。都行。只要能做点事。”他念的是自己申请书里的句子。赵明远没抬头，只是嘴角动了一下。
“你别笑我。”刘成柱说。
“没笑你。写得好。比很多文化人写的都实在。”
那天下午，赵明远去县里开会。刘成柱一个人在家收拾院子。他把墙根下的杂草拔了，用土垫平。又找来几块砖，在院子中间铺了一条窄窄的小路。路不直，可他走得顺脚。他搬动砖时，惊起了一只土蛤蟆。蛤蟆跳到墙头上，鼓着两腮，不肯下来。刘成柱看着它，说：“你倒会找地方。”蛤蟆没理他，一蹦不见了。
天快黑时，赵明远还没回来。刘成柱坐在门槛上，用一根细铁丝拨弄那个缺了盖的车铃。他想修一个能响的铃出来。铃芯还在，簧片也还在。只是缺了外头那个圆形铁盖。他找到一枚铜钱，大小差不多，拿小锤轻轻敲成浅碗状。又用铁丝穿过铜钱中心的方孔，固定在铃座上。摇一摇，竟“叮铃”响了一声。虽然声音短促，可确实响了。
他高兴起来，把铃重新装到车把上。摁了摁，铜钱发出脆响。像个小钟。这声音让整个院子忽然有了活气。鸡在窝里扑棱几下翅膀，猪在圈里哼了一声。连风都大了一点，把树上的叶子翻得哗啦响。
赵明远回来时，刘成柱已经把车子擦好了，靠在墙边。车把上的铜钱在月光下泛着黄色。赵明远一眼看见了，问：“自己弄的？”
“铜钱打的。听着还行。”
“能耐不小。”
刘成柱笑得眼睛都眯起来。那天夜里，他们坐在门槛上吃面条。面是赵明远从县里带回来的，已经坨了。两人就着咸菜，吃得很香。吃完后，赵明远才告诉他，县里敌工科得到消息，有人在保定见过一个长相像是周砚池的人。瘦，圆框眼镜，耳朵后头有颗痣。他们正在进一步核实。
“他人在保定？”刘成柱放下筷子。
“还不确定。只是线索。你别急。如果有准信，组织上会安排。你现在是交通员，随时可能派你去保定。到时候你自己看。”
刘成柱半晌没说话。他的手放在膝盖上，轻轻抓着裤布。过了好一会儿，他“嗯”了一声。那声音很轻，像怕把好消息吓跑。
赵明远说：“这阵子你多留意。保定那边送货、送信，能多跑就多跑。接头的方法区里会通知。不要擅自行动。”
“我听你的。”
那晚刘成柱又没睡着。赵明远半夜醒来，听见他在炕上翻身。翻得很轻，怕吵人。可身下的芦席还是发出细细的“窸窣”声。赵明远没说话，只是闭着眼，等那声音慢慢停下来。
第九章 河床里水
周砚池的消息，过了两个多月才有了准信。1946年7月中旬，保定地下党组织通过关系确认，周砚池活着。他在保定西关一家粮行里当账房先生。更名周久斋。身份证明齐全，与几位前商会人士有旧。他通过秘密渠道表示，想见刘成柱一面。
赵明远接到通知，没有立刻告诉刘成柱。他先去了县里，跟曹敬亭商量。曹敬亭说：“可以安排他去。保定我们有人。让他以送粮账本的名义过去，粮行对粮行。这样不扎眼。周砚池那边已经知道刘成柱来了大尹村，也想见他。”
“周砚池为什么这个时候想见？”赵明远问。
“他说有话要当面交代。具体他没多说。这人很谨慎。我猜跟那份城防图有关。也可能还有别的事。组织上初步判断，此人可以进一步接触。刘成柱是他信任的人，让刘成柱去，最稳妥。”
赵明远回来以后，在一天晚饭后叫住了刘成柱。他关上门，把油灯挑亮。刘成柱看见他的神色，知道有事情。也不问，只坐直了等着。
“有周砚池的消息了。”赵明远说。
刘成柱的肩头微微颤了一下。他问：“他还活着？”
“活着。人在保定西关，一家粮行当账房。现在叫周久斋。”
刘成柱低下头，用力吸了一下鼻子。再抬起来时，眼里有点潮。他用手背擦了一下，骂了声：“这老小子。”
赵明远说：“组织上准备派你去保定。送一批粮食账目过去。接头是公开的，粮行对粮行。到了以后，会有人带你见周砚池。你听安排。”
“什么时候走？”
“后天。”
刘成柱站起来，在屋里走了两圈。他走到窗边，又走回来。他的脚步比平时快，像心里头有东西催着。走了几圈，他停下来，对赵明远说：“我给他带点东西。”
“带什么？”
“那双鞋。他做的。我穿坏了。想还给他。让他看看，我活得好好的，就是鞋底磨穿了。”
赵明远说：“带双新鞋吧。妇救会给你做的那双还没上脚。你带给他。就说，你的鞋，我穿不动了。现在有了新鞋。可那双旧的，我供起来了。”
刘成柱愣住了。他没想到赵明远说这话。他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然后他用力一点头，背过身去。肩膀缩着，好一会儿没转过来。
7月19日，刘成柱背着个蓝布包袱，里头放着那双新鞋，还有几斤本地红枣。他骑上那辆旧车子，车铃在晨光里响了一下。赵明远送他到村口。那天天气很好，没有雾。路边的庄稼已经长起来了，高高矮矮，一片连一片。赵明远说：“路上小心。别急着回来。见了周砚池，把该说的都说了。”
“知道了。”刘成柱说。
“见了面，替我带句话。就说，大尹村有个姓赵的，很敬他。谢谢他救了我们的同志。”
“一定带到。”
刘成柱蹬上车。车速渐快，轮子带起一小溜黄尘。赵明远站在路边，一直看着。直到那个影子消失在远处，才转过身。他走回村里，路过孙长福家，看见孙长福正在门口喂牛。牛已经长大了一圈，毛色油亮。孙长福抬头问：“成柱哥走了？”
“走了。”赵明远说，“去保定看个老朋友。”
“他那个先生朋友吧。”
“对。”
“好。早该去看看。成柱哥嘴上不说，心里一直念叨着。”
赵明远“嗯”了一声，继续往区公所走。那天他工作很忙，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抬头看看窗外。窗外那条路空荡荡的，太阳把路面晒得发白。有几只麻雀在路上跳，啄着土里的碎谷。
他在想，刘成柱此时骑到了哪里。过了滹沱河没有。那河上的桥是新修的，比从前宽。他一定会在桥头停下来，喝口水。也许还会看一眼河水，看看那些从上游冲下来的泥沙。河床里水不大，缓缓地流，像一条走了很远的路的人，已经不怎么喘了。
刘成柱是在7月21日下午到达保定的。他骑着车从南门进城。城门上有解放军战士站岗，检查了他的通行证和介绍信。他推着车走进城里，发现街面比记忆中更整齐了。有些铺子还关着，有些已经开张。他找到西关那家粮行。门面两间，门头上挂着“广余粮行”四个字。他把车子停在门口，整理了一下衣领，然后走进去。
柜台后面坐着个年轻人。他问：“你找谁？”
“我是从饶阳县来送粮食账目的。找周久斋周先生。”刘成柱说。
年轻人点点头，朝后院叫了一声。过不多时，一个瘦瘦的人从后面走出来。他戴着一副圆框眼镜，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长衫。步子轻，几乎听不到落地声。他走到柜台旁，摘下眼镜，擦了擦，又戴上。他看向刘成柱。
两人对视着。粮行里安静极了，只有墙上一只旧挂钟在“咔咔”走。粮囤里的麦子在轻轻响，像呼吸。
周砚池先开口。他嘴唇动了动，说：“小刘。”
刘成柱站得笔直。他张了张口，嗓子发涩。过了片刻，他“哎”了一声。这一个字，是从心里头拽出来的。
周砚池绕过柜台，走到刘成柱面前。他比刘成柱矮半头，微微仰着脸看。他看了一会儿，伸手拍拍刘成柱的肩膀。拍得很轻，像拍一个刚从地里回来的孩子。
“长高了。”周砚池说。
刘成柱“扑通”一声，说不出什么。他的嘴唇一直在抖。过了一会儿，他从怀里掏出那双新鞋，用蓝布包着。他把它递过去。周砚池接过来，打开。是一双崭新的千层底布鞋，鞋面上还纳着花。他笑了。
“给我做的？”他问。
“给你买的。”刘成柱说，“妇救会做的。我舍不得穿。想着给你。”
周砚池把鞋包好，说：“先不说这个。进屋。我煮了茶。”
刘成柱跟着他往后院走。门槛不高，他跨过去时低头看了一下。后院里有一棵枣树，树冠遮了半个天井。树下摆着一张小方桌，桌上果然有茶壶。周砚池让他坐下。两人隔着桌子，一时都没有说话。风吹过，枣树叶子哗啦一响，像在替他们说。
“你走了以后，我一直担心你没到。”周砚池说。
“到了。东西也交上去了。赵指导员说，你给的图很有用。”刘成柱说。
“那就好。不枉我冒那趟险。”
茶倒好了。周砚池把杯子推到刘成柱跟前。刘成柱端起来，喝了一口。苦中带甜，是安国产的枣茶。他放下杯子，问：“你怎么来的保定？”
“安国待不住了。日本人一投降，城里的伪军头子跑的跑，被抓的抓。有些人知道我，想拉我当垫背。我托关系逃出来，到了保定。这里比安国大，人多。容易藏身。后来解放了，我就在粮行里当账房，暂时待着。”
“你不回安国看看？”
“看过。偷偷去的。那条街还是老样子。药铺的门板漆都掉了。听说你去找过我，站在门口没进去。”
“谁告诉你的？”
“街上卖豆腐的刘婆子。她说有个后生在门口站了半天，耳朵冻得通红。我一听就知道是你。除了你，没人会这样。”
刘成柱端着茶杯，手指来回摩挲杯沿。他有很多话想说，可都觉得不够。在安国时，他就不是个会说话的人。如今隔了生死相见，更不知道从哪儿说起。周砚池好像懂他这份沉默，也不催，只慢慢喝着茶。
“赵指导员让我带句话。”刘成柱说，“他敬你。谢谢你救了我。”
周砚池放下杯子，认真说：“他也救了你。你们是互相成全。没有你们在战场上拖住敌人，我们这些人在敌后也活不成。大家是一条河里的水，谁也离不开谁。”
刘成柱点点头。他又喝了一口茶。茶味在嘴里散开，苦过之后，舌根上泛甜。他抬头看那棵枣树。树上的枣还小，青绿青绿的，藏在叶子间。他想起大尹村孙长福家那些红枣，想起赵明远桌上那个孤零零的枣。那些枣是去年收的，甜得很。等这树上的枣熟了，又该是另一番滋味。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刘成柱问。
“粮行的活儿先干着。组织上已经找过我了。让我协助城里的商业调查。过一阵可能调到工商科去。我没什么本事，拨拉算盘还行。”
“你会得可不少。”
周砚池笑了一下，说：“多学一样，就少求一个人。我这半生，就这么过来的。”
两人聊到太阳偏西。粮行里来了几个买粮的人，年轻伙计应付着。周砚池起身去前面招呼。刘成柱坐了一会儿，也跟出去看。他看见周砚池站在柜台后，打着算盘。那些圆圆的珠子在他指下“啪啪”响，清脆得很。他的手指又细又白，像从来没拿过比笔更重的东西。可刘成柱知道，这只手缝过他的刀伤，配过救人的药，也在一张薄薄的绵纸上，画下过一座城的命门。
他在粮行住了一夜。夜里，两人又聊了许多。聊到安国的冬天，聊到小栓子，聊到张满囤。周砚池说：“满囤在平山，我去年托人给他去过一封信。不知收到没有。若收到，他该知道我还活着。”
“他也活着。”刘成柱说，“等我回去，给满囤写信。告诉他，你也在。这样我们几个，都算有下落了。”
“不算全。”周砚池说，“还有很多人，连下落都没有。我有时半夜醒来，想起那些名字，就睡不着。”
刘成柱没作声。他躺在木板床上，望着屋顶。屋顶上有几块新补的芦席，颜色浅些。他想，这些天南地北的人，像一把撒出去的谷子。有的落进土里，发了芽。有的被鸟吃了，再没声息。剩下的还在风里飞，飞一阵，停一停。谁也不知道明天落在哪儿。
第二天早上，刘成柱要走了。周砚池送到粮行门口。他往刘成柱怀里塞了个小包。包里是一套新的钢笔尖和一叠白纸。他说：“拿去。把字练好。”
刘成柱接过，点了点头。他骑上车，回头看了周砚池一眼。周砚池站在门前，长衫下摆被风吹起一角。他笑了笑，摆摆手。
刘成柱也笑了。他按响车把上那枚铜钱做的铃。铃声在清早的街上响了三四声，脆亮亮的。然后他用力蹬起来，朝南边去了。
第十章 春泥
刘成柱从保定回来那天，已是傍晚。他把车子骑得飞快，进村时铃铛一直响。村口的老槐树下，孙长福正牵着牛饮水。听见铃声，抬头一看，满脸都是笑。他挥着独臂喊：“成柱哥，回来啦！”
“回来了！”刘成柱也喊了一声。他骑到孙长福跟前下了车，车还没停稳，就把后座上的一个布口袋拎下来，塞给孙长福。那里面是几斤保定酱菜。孙长福不客气，接过来，鼻子都笑皱了。
赵明远在区公所等着。他早早泡了茶。茶是县里分下来的花茶，末子多，泡出来颜色发浑。可那香气是实在的。刘成柱进了院子，赵明远就在门口站着。他看刘成柱的气色，心里已经有数。也不急着问，先倒了一碗水。刘成柱接过去，仰头喝了。然后说：“见到了。周先生人挺好。让问你好。”
赵明远点点头。他没问太多细节。刘成柱也没立刻说。两人进屋坐下，油灯已经点起来了。刘成柱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纸包，放在桌上。那是周砚池给的钢笔尖。他打开给赵明远看：“他让我把字练好。说我那笔字，拿不出手。”
“周先生说得对。”赵明远笑了。
刘成柱把钢笔尖收起来，又掏出几张纸。他说：“周先生还给我写了几个字，让我带给你看。”赵明远接过来，在灯下展开。纸上是几行毛笔字，写的是：“我闻君子，如见故人。肝胆相照，处处春山。”笔迹清瘦，转折处柔中带骨。赵明远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把纸折好，放进自己的本子里夹着。
“他心里有大义。”赵明远说。
“他还说，等秋后，来大尹村看看。说想见见你，也见见孙长福。还要尝我们这儿的枣。”
“让他来。越早越好。”
刘成柱笑起来。他笑起来时，眼睛弯成一条缝，刀疤更深了。可那刀疤不让人觉得凶，倒像一道河，把过去的苦都流走了。
那以后的日子，过得快起来。刘成柱继续跑交通。他的车子越骑越顺，车铃越敲越响。每个村的人都认识他。他来了，孩子们围上去，叫他“刘叔”。他有时会从兜里摸出几个沙果，分给孩子们。那是他从路边摘的，又小又涩。可孩子们不嫌，咬着吃，汁水染了嘴。
赵明远开始着手整编区里的抗战史材料。他把大尹村周边的烈士名单重新整理，补充了许多细节。有些人的出生年月已经查不清，他就在那栏打一个问号。有些人的遗物还在，一个烟嘴，一颗纽扣，一只没编完的蝈蝈笼子。他把这些登记造册，一件一件放好。他说：“将来修个纪念馆，把这些摆进去。让后人知道，这地方的人，是怎么活过来的。”
刘成柱说：“我家里还有件旧棉袄，沾过血。给小栓子裹过伤口。回头我拿来，也算个物件。”
赵明远点头：“你愿意捐，当然好。不捐，组织也不勉强。”
“捐。我留着也是看着难受。放出去，小栓子就有人知道了。”
孙长福把他的那枚铜纽扣也交了出来。赵明远给他登记时，他说：“别写我的名。就写‘二中队三班战士遗物’。三班那些人，都是我的兄弟。”赵明远照他说的记了。
8月初，晋察冀军区后勤部来了回信。张满囤收到了刘成柱的信。信里只有几行字，错字不少。可张满囤全看懂了。他托人代写回信，说：“成柱哥，见字如面。我腿还在，走路有点跛。等秋收完了，我请几天假，去大尹村看你。把我攒的几块银元带上，咱买只羊，炖了。小栓子的那份，给他摆碗筷。”信纸背面用铅笔画了三个小人，一个大个子，一个瘦个子，一个矮个子。三个人牵着手。
刘成柱看信时，一个人蹲在院子里，把信纸摊在膝盖上。他先是笑，后来鼻涕流下来，他拿袖口一擦。孙长福过来问信上说啥。他说：“满囤说要来。咱炖羊。”孙长福“嘿嘿”笑起来，笑完了也背过脸去。
赵明远把这一切都看进眼里。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晚上写工作日记时，记下这样几句话：“成柱归队后，情绪稳定，工作积极。其与旧时战友关系融洽，对组织安排无任何怨言。此人心地质朴，历尽劫难而无怨。今日见他读信流泪，似有许多心事未与人言。我当多与他谈谈。”
他没写“唯一”这样的词。他知道自己不是刘成柱“唯一”的战友。也不是“唯一”理解他的人。这世上互相理解的人不多，但总有。像地里的根，看不见，却连成片。
秋天来了。大尹村地里的玉米熟了。金黄的穗子在风里摇晃，像无数个小手在招摇。刘成柱和孙长福帮农户收秋。他弯着腰，在田垄间干活。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下来，滴在干裂的土地上，发出极轻极轻的“嗤”声。那声音太轻了，只有地能听见。
赵明远有时会到地头送水。他提着一个黑瓷壶，壶嘴还是缺的。水倒出来，像一条歪斜的线。刘成柱接过来喝，水顺着下巴流。他用袖子擦了，对赵明远说：“这地，真肥。比安国城外的地好。养人。”
赵明远说：“你在这儿扎根吧。”
刘成柱没说话。他抬头望了望天。天高得很，蓝得透亮。有几只雁排成人字形，从北往南飞。他望了一会儿，说：“行。扎根。”
那天收工后，他和赵明远一前一后往村里走。夕阳落在身后，把两人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影子叠着影子，像两个并肩走的兄弟。风从田野上吹过来，带着新收的玉米香。刘成柱忽然唱起一段小调。是河间一带的秧歌调。词不清，调子却熟。赵明远也跟着哼。两人哼得都不成调，可那声音传进风里，在暮色中飘摇。
孙长福在村口等着。他独臂挥着一把磨得发亮的镰刀，喊：“两位干部，家里头蒸了红薯，快回来吃！”他喊得很大声，把树上的麻雀都惊飞了。
刘成柱应了一声，加快了步子。赵明远看着他轻快的背影，忽然想起1941年秋天，二中队刚成立时，那个从河间跑来的瘦青年。那时他脸上没有疤，身上没有伤，一开口就笑。如今他还在笑。笑得少了，可深了。像一个在长夜里走过远路的人，终于能在天光下，踏实地迈开步子。
回村的路上，刘成柱回头看了赵明远一眼。他说：“老赵，明天我想去给区里的孩子们教几个字。周先生教我的，我不能烂在肚子里。”
“好。”赵明远说，“正好村里要办冬学。你来当识字班的半个先生。”
“我哪够格。”
“够了。”赵明远说，“能教一个是一个。别忘了，你也是周砚池的学生。”
刘成柱又笑了。他笑得露出两排白牙。夕阳从西边照过来，给他整个人都镶了一圈金边。他转过身，朝村口跑去。孙长福正在那里挥手。炊烟从各家屋顶升起来，一缕一缕，青白相间。整个村子都笼罩在一种安稳的、热腾腾的气息里。
赵明远放慢脚步，一个人走在后头。他闻着那股玉米香、柴火香、泥土香。他想，有些人生来就是地里的庄稼。割了一茬，又长一茬。你可以烧了他的叶，断了他的根，可他的根早扎进了更深的地方。到了春天，还冒头。
他走回区公所时，天已经黑透了。屋里油灯亮着。刘成柱给他留了半碗红薯，还热着。他坐在桌前，吃了一口。甜，糯，带着新收粮食的气味。
他从本子里抽出周砚池写的那张纸，又看了一遍。“我闻君子，如见故人。肝胆相照，处处春山。”那笔迹清瘦，却有力。他读着读着，忽然觉得这屋里不只有他一个人。刘成柱在隔壁，孙长福在村东，张满囤在平山，周砚池在保定。还有小栓子，小槐，那些没有回来的人。他们都在这张纸的笔画里，都在这块土地的呼吸里。
赵明远把纸放回本子，合上。他听见窗外的风，听见地里的虫鸣，听见隔壁刘成柱睡着后轻微的鼾声。这些声音太日常了，日常得让人想掉泪。
他没有掉泪。他吹灭灯。黑暗里，他对自己说了一句话。说得很轻，像在对自己，也像对这片土地。他说：“都还活着。”
（全文完）
声明：本文内容基于真实史实创作，事件真实存在，部分对话与细节依据历史资料进行艺术加工，请理性阅读，勿与现实人物、事件关联！
文献来源：
1. 《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14辑，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编，1985年油印本。
2. 饶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饶阳县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482至495页。
3. 《晋察冀军区第九军分区战史资料汇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军区政治部整理，1964年内部印行，第207至2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