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贵州凤冈县，一家民办幼儿园的遭遇，撕开了小区配套幼儿园普惠化转型中的一道复杂伤疤。《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41号）及《贵州省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方案》（黔府办函〔2019〕31号）明确规定：建成后的小区配套幼儿园应移交给当地教育部门，办成普惠性幼儿园。然而，仲裁裁决已明确认定原租赁合同“未履行”，产权方未交付房屋。在此背景下，房开公司与教育局签订买卖、移交协议，将幼儿园定性为普惠园后，却又以原合同标准追讨租金。办学方响应政策投入数百万元，如今面临法院判离、百万索赔的窘境。二审已于2026年3月24日开庭，两家单位之间“不明不白”的合同操作，让民营企业成了政策衔接中的“夹心层”。
01. 仲裁认定：原租赁合同“未履行”，交付事实不成立
时间回溯至2019年2月，遵义名城广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城广厦公司”）与遵义市红花岗区南城幼儿园（以下简称“南城幼儿园”）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将凤冈县“智慧新城”一处面积约2780平方米的房屋租赁用于开办幼儿园。南城幼儿园签约代表为陈某杰。
然而，这份合同并未真正履行。2025年3月，遵义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24）遵仲裁字第1072号裁决书明确认定：“申请人并未举证证明已经向被申请人交付了案涉房屋”“案涉《房屋租赁合同》所约定的起租日尚未届至，被申请人尚无支付租赁费用的义务”。仲裁庭据此驳回了名城广厦公司的全部仲裁请求。
也就是说，在法律层面，这份合同因未实际交付房屋，根本未进入履行阶段。
02. 政策要求移交，买卖协议却“生效”：房开与教育局的复杂操作
根据《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41号）、《贵州省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方案》（黔府办函〔2019〕31号）以及《遵义市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方案》（遵府办函〔2019〕61号）的规定，建成后的小区配套幼儿园应移交给当地教育部门，统筹办成普惠性幼儿园。正是在这一政策背景下，2019年12月，名城广厦公司与凤冈县教育局签订了两份关键文件：《智慧新城幼儿园管理移交协议书》和《凤冈“智慧新城”幼儿园购买协议书》。
然而，这两份协议的核心内容却存在内在矛盾：
一方面，幼儿园管理权被移交给教育局，幼儿园被定性为“普惠制幼儿园”，符合国家政策要求；
另一方面，协议明确“租赁费用由名城广厦公司收取”，并继续“执行”那份已被仲裁认定“未履行”的原租赁合同。
办学方人士表示，当时教育局方面要求幼儿园必须办成普惠园才能通过治理验收，而房开公司则坚持按商业标准收取租金。“一个要政绩，买卖合同签订却不执行？这中间到底是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办学方人士直言，“两家单位为了各自利益，一个要政绩达标，一个要租金收益，最后把压力全部转嫁到我们民营企业身上。”
03. 民营企业“接盘”普惠园：投资数百万，却成“夹心层”
在此背景下，陈某杰作为实际投资人，投入数百万元对幼儿园进行装修，并于2020年秋季开始，以“凤冈县民办智慧新城幼儿园”（以下简称“智慧新城幼儿园”）的名义，在凤冈县教育局的指导下，按照普惠性标准开展办学。
普惠园收费标准低，每生每月仅数百元，且需接受主管部门的严格监管。办学方提供的材料显示，幼儿园自开办以来长期处于亏损状态，数百万元的初始投资至今未能收回。
“我们是响应政府号召办普惠园，是在教育局指导下办的。国家政策要求小区配套园移交教育局，他们也确实移交了。可到头来，房开公司拿着那份根本就没履行的合同来起诉我，教育局却‘隐身’了。”办学方人士直言，“他们两家签了买卖协议，把幼儿园定性为普惠园，又让我来承担商业租金。这不是把我们当‘夹心层’吗？”
04. 法院判离，二审已开庭，责任却在“踢皮球”中悬空
2025年12月，凤冈县人民法院作出（2025）黔0327民初2559号判决，认定智慧新城幼儿园与名城广厦公司形成事实上的不定期租赁关系，判决解除关系、限期搬离，并支付租金及占有使用费共计160余万元。
办学方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26年3月24日，二审在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办学方表示尊重司法程序，但指出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事实租赁”本身，而在于：
房开公司与教育局之间签订的买卖、移交协议，将幼儿园定性为普惠园，却又把租金追讨责任推给房开公司；
房开公司拿着未履行的原合同标准追租，而教育局在协议中承诺“指导办成普惠园”，却在租金纠纷中“置身事外”；
国家政策明确要求小区配套园移交教育局办成普惠园，但协议中的租金条款却让普惠园承担商业租赁成本。
“说白了，就是他们两家单位之间‘踢皮球’。一个说‘租金由房开收’，一个就拿着合同来起诉。但幼儿园是普惠园，收费低、监管严，这是国家政策定的，也是他们两家协议共同定性的。现在出了问题，却让民营企业一个人扛。”
05. 投资人的核心诉求：政府出面协商，别再“踢皮球”
二审已开庭，办学方的诉求依然明确：希望地方政府牵头，组织房开公司与教育局坐下来协商，而不是继续通过诉讼让民营企业“付钱走人”。
“我们投入了几百万，幼儿园还在正常办学，孩子们还要上学。我们不逃避责任，但问题要讲清楚——国家政策要求小区配套园移交教育局，他们签了移交协议；可协议里又保留租金由房开收，最后让我来买单。这到底是政策执行，还是利益博弈？”办学方人士表示，“希望政府出面协商，不是让房开起诉我们。我们响应国家政策，不应该落得这个下场。”
办学方同时强调，政府应勇敢承担起应有的责任，而不是把矛盾引出来之后，再将责任推卸给民营企业。“政策是政府制定的，移交协议是政府签的，普惠园定性是政府要求的。现在出了问题，政府不能隐身，不能让民营企业独自承担这一切。”
结语
小区配套幼儿园普惠化转型，是国家重大民生政策。国务院及贵州省的相关文件明确要求：配套幼儿园应移交当地教育部门，办成普惠性幼儿园。然而在政策落地过程中，当移交协议与商业租赁条款并存时，响应政策的民办投资者成了最脆弱的环节。仲裁已明确原合同未履行，移交协议却仍在“执行”那份合同——这种操作背后的责任归属，值得深思。二审已开庭，当普惠教育的公益属性与商业租赁的逐利逻辑在法庭上对撞，需要的不仅是司法裁决，更是政府部门的主动担当。政府应勇敢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而不是把矛盾引出来之后，又将责任推卸给民营企业，让响应国家政策的投资者成为政策衔接中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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