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老北京，多数人脑海里浮现的，是红墙黄瓦的宫阙、鸽哨悠扬的胡同、京腔京韵的吆喝。文人墨客笔下的它，是“银锭观山”的雅致，是“琉璃厂寻碑”的悠然，仿佛自带一层滤镜，干净又体面。

可很少有人知道，直到百年前，这座被无数人神往的古都，竟藏着一段不堪入目的“排泄史”——它曾是一座巨大的露天公厕，满街屎尿、垃圾成山，其洁净与体面，竟要靠刺刀、强权乃至改天换地的运动，才得以艰难重塑。

1900年之前的北京城，在公共卫生领域，几乎处于“原始状态”。

那时的北京没有公共厕所，没有排污系统，“公德”与“公共空间”更是稀罕物。皇城根下的街道，与其说是路，不如说是经年累月堆起来的“秽土堆”。

戏曲名家齐如山在北平生活数十年，晚年回忆起当年的街道，仍忍不住皱眉：“北平城内，各大街之甬路，都是高与齐人，矮者也有三四尺高，两旁的便道也很宽，但除小商棚摊之外，其余都是大小便的地方，满街都是屎尿。一下雨则都是水洼。”

三尺高的甬路，一半是尘土，一半是积攒了不知多少年的粪便与垃圾。下雨时，污水裹挟着秽物四处横流，气味之刺鼻，不难想象。

名妓赛金花也曾对刘半农直言：“北京的街道，那时太腌臢了，满街屎尿无人管。” 她见惯了达官贵人的光鲜，却也逃不过这座城市的“底层狼狈”——街道是皇家的，是官府的，却没人觉得，街道的洁净该是自己的责任。

在那个皇权至上的年代，百姓们信奉“街道是大家的，方便也无妨”。于是，胡同拐角、城墙根下、商铺门前，皆成了“方便”之所。所谓的天子脚下，竟成了一座臭气熏天的“露天公厕”。

这种“自然生长”的脏乱，在1900年夏天，被八国联军的刺刀硬生生斩断。

当洋枪洋炮轰开北京城的大门，这群来自西洋的侵略者，没被紫禁城的珍宝震撼，反倒被满街的秽物惊得后退三步。对习惯了整洁街道的西方人而言，北京的卫生状况，无异于“瘟疫温床”。

出于对传染病的恐惧，更出于西式卫生观念的执念，占领军们搞起了一场“卫生专政”。赛金花回忆这段往事时，语气复杂：“洋人最是嫌腻这个，便下了个命令，叫住户各自打扫门前的一段，倘有一点污秽，查出来是先打后罚。”

先打后罚，简单粗暴，却效果拔群。

居住在宣武城南的文人“仲芳”，在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九的日记里，记下了德国占领区的安民告示，其中一条赫然写着：“各街巷俱不准出大小恭，违者重办。” 千百年传下来的随地便溺习惯，在洋人的皮鞭与刺刀下，竟一夜之间收敛了。

街道真的干净了。青砖路面露出来了，下雨时不再泥泞不堪。后来慈禧太后从西安逃难回銮，看着整洁如新的京城街道，竟还笑着夸赞：“洋人就是能干。”

这大概是晚清历史里，最具黑色幽默的一幕——一座古都的体面，要靠侵略者的暴政来维持。

刺刀能管住一时，却管不了一世。

八国联军撤走后，清政府试图延续卫生管理办法，可没了洋人的武力威慑，百姓们的老习惯迅速反弹。更糟糕的是，原本混乱的粪便处理，竟成了黑社会牟利的工具，催生出一个畸形的职业——粪霸。

彼时的北京，粪便不是垃圾，而是“金汁”——上好的农家肥料。粪霸们靠暴力划分“粪道”，垄断一片区域的粪便清理权，居民要交钱，农民要买粪，两头压榨。为了勒索更多钱财，粪霸们甚至故意拖延清理，任由粪便在胡同里堆积。

到了民国时期，北京城的卫生状况，彻底跌入谷底。垃圾与粪便不再是“点缀”，而是成了城市的“地质层”。

王军在《城记》里记录了一个令人咋舌的细节：**直到1949年，东西长安街南侧的垃圾堆，竟堆到了两层楼高，远远望去，像一道丑陋的城墙，与不远处的天安门城楼遥遥相对。**

这不是一朝一夕的积累，而是数十年、上百年的“历史沉淀”。明清两代积攒的污垢，民国时期的管理缺位，粪霸们的唯利是图，把这座古都，变成了一座被垃圾包围的“孤城”。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新政府接手的，不仅是一座古都，更是两座沉甸甸的“山”——垃圾山与粪山。

谁也没想到，新政权面临的第一个“硬仗”，不是军事防御，而是清理千年污垢。

这场没有硝烟的“清洁战役”，动用了全城的力量。机关干部带头扫街，工人农民齐上阵，粪霸被取缔，粪道被废除，深埋地下的秽物被一锹一锹挖出来，堆积如山的垃圾被一车一车运出城。

梁思成曾在文章里，满怀激情地记录下这场壮举：“在北京解放后的一年中，从城里清除了明、清两朝存下来的三十四万九千吨垃圾，清除了六十一万吨大粪。这是两件小事，却是两件伟大的奇迹，是令我们可以自豪的两件伟大的小事。”

三十四万九千吨垃圾，六十一万吨大粪——这组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无数人的汗水，更是新政权的魄力。它打破了旧时代的利益格局，更展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动员能力。

当最后一车垃圾被运出城外，当胡同里再也闻不到刺鼻的臭味，老北京才真正褪去了“露天公厕”的狼狈，露出了它本该有的清爽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