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玉林桂东南的抗日救亡历史，很多人能报出一连串响亮的名字，但有一个人，记录不多，分量却很重，他就是来自兴业县的黎懋官 。
黎懋官同志

很多人不知道，当年玉林五属能把各地的抗日力量拧成一股绳，能建起统一的地下领导核心，黎懋官是最早到场、最早参与布局的那一批人之一。他不是站在台前风光的指挥员，更多时候是默默扎根家乡、联络群众、传递消息、掩护同志的地下骨干，用普通人很难想象的耐心和胆量，在白色恐怖里守住了兴业县的革命火种。

现在公开的权威史料里，没有记下他确切的出生年份，也没有留下太多私人故事，我们只能够确认：他是兴业县的中共地下党员，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代表兴业县党组织，去参加了1939年2月在玉林新地村陈邃泉祠召开的那场关键会议 。

那场会，就是中共玉林中心县委的成立会议 。

当时的情况特别紧张。1939年，抗战已经进入相持阶段，日军不断往广西方向施压，桂东南这边人心慌慌；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处处盯着地下党，到处搜查进步人士，公开活动风险极大。广西省工委指示，要尽快建立玉林中心县委，统一领导玉林、兴业、博白、北流、陆川这“玉林五属”的抗日救亡运动，把分散的党员、进步青年、爱国群众组织起来，不要各自为战 。

那天来开会的，都是各县挑出来的可靠代表：玉林的陈铁生、熊景升、罗崇尼，博白的张祖贵，北流的李力夫，陆川的朱育奎，还有兴业县的黎懋官，加上黄经柱，一共这几位 。会场藏在村里的祠堂，门窗有人望风，说话压低声音，大家心里都清楚，一旦走漏风声，所有人都可能出事。

会上，大家传达了上级指示，商量好领导班子，定下来以后整个桂东南抗日宣传、群众发动、地下联络该怎么干。黎懋官的任务，就是开完会回到兴业，把中心县委的精神带回去，在兴业本地继续发展抗日力量，打通兴业和玉林中心县委之间的联络通道 。

那时候兴业还没有很完整、很强大的县委机构，很多工作都是靠少数党员一点点打开局面。黎懋官回到家乡之后，没有大张旗鼓喊口号，而是用老百姓最能接受的方式做事。他找熟人聊天，到学校、乡间联络进步青年，偷偷传阅进步书刊，给大家讲抗战形势，告诉大家国家有难，老百姓不能等着挨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要团结起来保家乡。

地下工作不好干。白天他要像平常老百姓一样过日子，免得别人怀疑；晚上才敢悄悄和同志碰头，交换情报、安排工作。有时候风声紧了，联络点要转移，消息要连夜送到乡下；有同志遇到危险，他就想办法掩护、安排隐蔽，经常要绕很远的山路，避开检查站和特务的眼睛。没有工资，没有名号，甚至连家人都不能完全说明白自己在干什么，全靠心里那股爱国的信念撑着。

很多桂东南早期的抗日底子，就是这样一批人，走村串户一点点攒出来的。正是因为有黎懋官这样扎根各县的联络员，玉林中心县委的指令才能传到兴业乡下，兴业群众的呼声、基层的情况也能往上反馈，五属之间才能互相通气、互相支援，没有变成一盘散沙。

后来几年，日军进犯广西，豫湘桂战役爆发，桂东南随时可能沦陷。地下党加紧准备武装力量，为后来1945年的桂东南抗日武装起义打下群众基础 。虽然目前能查到的公开名单里，没有把黎懋官列入起义主要领导人，但不能否认，前面那五六年的宣传发动、组织铺垫，正是靠他这样一批早期骨干，才慢慢把抗日的火种撒到了兴业的山山水水之间。

可惜的是，现存地方志、新闻史料对黎懋官的记载，大多就停留在“1939年作为兴业代表出席玉林中心县委成立会议”这一条，他的生卒年月、详细家庭背景、最终结局，暂时没有更多权威可查证记录 。不是他不重要，而是很多当年的地下工作者，为了安全，不留文字、不留照片、不对外张扬；后来战火动荡，不少档案遗失，他们的故事也就变得简略了。

可就算记录简短，也抹不掉他的价值。很多人以为英雄必须是上阵杀敌、大名鼎鼎的人物，其实不是。像黎懋官这样，在后方默默做组织、做联络、做群众工作，冒着杀头的危险，把爱国思想传到乡间，把分散的人组织起来，同样是实实在在的抗日贡献。没有千千万万这样隐在幕后的志士，就不会有后来风起云涌的群众救亡运动。

玉林这片土地，从来不缺挺身而出的人。黎懋官，就是兴业大地上，最早站出来的那批人当中的一个。他名字可能没有那么响亮，但他当年冒着危险参加的那次会议，他回乡之后悄悄点燃的星火，实实在在改变了桂东南抗日运动的走向。

岁月流逝，硝烟远去。今天我们把他的名字记下来，不只是记住一个名字，更是记住：在民族危难的时候，有许许多多普通的玉林儿女，不怕危险、不计名利，站了出来，用自己的方式守护这片家乡土地。

可验证内容：1939年2月，黎懋官以兴业县代表身份出席玉林新地村陈邃泉祠中共玉林中心县委成立会议（来源：玉林新闻网公开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