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疾控中心的调查显示，2024年我国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为23.2%，烟草在中国社会中的分量由此可见一斑。

2026年初，新华社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烟草行业工商税利总额为16570亿元，同年实现财政总额15800亿元，这样的体量放在任何行业里都称得上“利税之王”。

按常理推想，一个每年为国库贡献上万亿元的行业理应被悉心呵护，可现实恰恰相反：烟价一涨再涨，监管一年比一年严，控烟政策步步收紧。

这棵看似结满果实的摇钱树，为什么反而成了国家重点整顿的对象？

弄清这个问题，需要从烟草进入中国的那段历史讲起。

一、禁令严苛难挡烟草流布民间

按照世界公认的说法，烟草原产于美洲，由哥伦布带回欧洲，明朝万历年间传入中国。这种植物刚进入各国时，受到的待遇几乎可以用人人喊打来形容。

烟草传入欧洲后，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曾撰文批评吸烟。

中国的情况也差不多。万历年间烟草初到时还只是零星流传，真正被社会普遍认识，已经到了明末清初南北两个政权对峙的时期。

在明朝，崇祯年间曾有禁烟令。

到清代，禁烟的范围和执行力度也随时期而变化。

雍正一朝，民间吸烟基本不再过问。雍正素有“冷面皇帝”之称，不过他的严厉主要冲着皇族和官员，对普通百姓则推行了火耗归公、摊丁入亩这类实实在在的举措。

鼻烟和点燃吸用的旱烟也有区别。

前者是将烟草磨成粉末、经加工制成的，装鼻烟的小壶要便于随身携带，还要尽量密封。

清宫造办处也曾为宫廷制作鼻烟壶。

到了乾隆朝，宫廷收藏的鼻烟壶已十分讲究，材料有玻璃、玉石和瓷器，工艺也各不相同。

鼻烟壶能留到现在，成了清代烟草消费史上看得见的实物。

从那以后，无论官场还是民间，对烟草都持一种近乎放任的态度。

从严刑峻法到朝野默许，烟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走完了一轮由禁到弛的过程。

二、专卖制度撑起万亿财税支柱

进入近代，卷烟开始在中国出现。此前国人吸的多是旱烟和鼻烟，纸卷的香烟是外国商人带进来的。

十九世纪末，美商在上海推销一种名为“品海牌”的卷烟，每盒只有十支，上市后销路很好。

看准这个商机，1899年广东商人在湖北宜昌开办了茂大卷烟制造所，这是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卷烟厂。

不过从清末到民国，民族卷烟工业始终弱小，能拿得出手的大概只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国内市场长期被英美烟草财团把持。哈德门便是当年的知名品牌，鲁迅先生就偏爱这一口。

新中国成立后，外国资本全面退出，但卷烟工业的增长依然有限。

改革开放前，绝大多数商品由国家统购统销，香烟要凭烟票购买，农村人多是到供销社称些烟丝回家自己卷，或者干脆抽旱烟，城里人则拿着烟票去买纸烟，整个行业长期难有大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市场被激活，各地烟厂一下子冒出上千家，品牌多达几千种，局面相当混乱。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外烟也大量涌入。

为了理顺秩序，国家在1982年成立中国烟草总公司，1983年发布《烟草专卖条例》，1991年又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烟草的生产、批发与销售从此被纳入统一管理，这套体制一直延续至今。

专卖体制的直接结果，是烟草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

一包烟的零售价里，消费税、增值税、烟叶税等层层叠加，加上行业上缴的利润，税利的构成要看统计口径，对很多老烟民来说，这也是“抽烟就是给国家做贡献”这句玩笑的由来。

2025年16570亿元的工商税利，就是由这一支支香烟累积起来的。

原料方面，我国卷烟所用烟叶以国产为主，也有一部分依赖进口。

烟叶配方和调香工艺会影响卷烟的气味，高档烟的调香之复杂，丝毫不逊于香水，这也是高低档卷烟的重要分野。

三、控烟加码算清健康成本大账

既然烟草如此能赚钱，国家为何还要一再出手整顿？近两年最直观的变化就是烟价。

财政部公布的2026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说明，将烟草企业列入税后利润收取比例为35%的一类。这里说的是企业利润上缴，不能据此认定各地零售烟价同步上调。

其实提价控烟早有先例，2015年国家就把卷烟批发环节的消费税从5%提高到11%，并加征每支0.005元的从量税。

整顿背后，是一笔必须算清的健康账。控烟是全世界的共识，目的在于保护不吸烟的人，他们占人口多数，理应享有不受二手烟侵害的权利。

从经济角度看，“抽烟给国家造航母”的说法并不成立。

有研究测算了吸烟给中国带来的总经济成本，包括吸烟者额外支出的医疗费用，以及早亡和失能造成的生产力损失，结果从2014年的1.40万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2.43万亿元。

这项研究算进了早亡和失能造成的损失，与行业当年上缴财政的收入属于两套账。

控烟的目标写在《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里：到2030年，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要降到20%以下。

那么为什么不干脆禁烟？

不同国家选择的办法并不一样。

一方面，烟草收入在财政中占比不小，骤然断掉会留下难以填补的缺口；

另一方面，我国吸烟人群规模较大，一旦全面禁止，随之而来的走私泛滥、地下交易等社会问题，远不是一万亿元能够应付的。

所以国家选择的路径是以价控量、以法控烟，通过提税、限价、公共场所禁烟等手段逐步压低吸烟率，而不是一纸禁令了事。

落到日常生活里，就是吸烟者和不吸烟者如何相处的问题。

法律没有规定吸烟违法，吸烟者自然有抽烟的权利，但不吸烟者同样有免受烟草危害的权利，两者并不冲突。

吸烟者只要做到不在公共场所吸烟，不在有不吸烟者的封闭空间里点烟，就已经守住了分寸。

还要看到，一位几十年烟龄的人，即使一直抽最便宜的烟，通过税收也为国家财政贡献了可观的数额，只是这份贡献是以自身健康为代价换来的。

2025年16570亿元的税利是实打实的数字，2020年吸烟经济成本则被研究者估算为2.43万亿元，国家整顿烟草行业，说到底是在两本账之间做取舍，选择了长远的国民健康。

对烟民而言，抽得多的尽量戒掉，可抽可不抽的最好别抽，这比任何形式的“贡献”都更有意义，吸烟有害健康，这句话印在每一个烟盒上，并不只是一句例行公事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