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上，宋朝是一个十分奇特的朝代。它拥有至今仍令人叹羡的高度的物质文明、至今仍不可企及的峻拔的文化高峰，却又饱受积弱之苦，迭受少数民族政权的强大压力，并最终为其所亡。北宋如此，南宋亦是如此。
后周显德七年（960）正月，34岁的赵匡胤黄袍加身，代周建宋，改元建隆，宋朝历史由此开启。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金军攻陷北宋京城开封。次年（1127）四月，金军俘徽宗、钦宗二帝北去，北宋灭亡。
靖康二年（1127）五月，宋徽宗第九子、钦宗之弟、24岁的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即位，是为高宗，改元建炎，重建赵宋政权，自此至祥兴二年（1279）帝昺蹈海而亡，历时153年，史称南宋。
南宋在历史上曾经饱受争议，甚至非议。现在，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的深入人心、文献研究和考古发掘的持续推进，应该是还原一个真实的南宋的时候了，应该对南宋有一个冷静理性、恰如其分的评价了。
一 、南宋为中华留下了无所不包、无上上品的遗产。
第一，政治方面。
南宋一直将今天的杭州作为“行在所”“临安”，即作为行宫所在地、临时安顿处，表明了统治集团不忘收复中原的心愿。
南宋153年历史中，涌现出了洪皓、岳飞、陆游、辛弃疾、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爱国志士、杰出军事家。《宋史·忠义列传》中收录的277位爱国志士，大部分是南宋时人。
南宋时期，进一步强化了始于宋初的“强干弱枝”、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为维护国家统一、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内环境。
南宋是中国封建时代思想文化环境最为宽松的时期，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寒门入仕蔚然成风，科举登第者多为平民。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登科的601名进士中，平民出身者占了70%1，使广大的社会精英拥有了人尽其才、脱颖而出的机会，这在客观上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二，经济方面。
农业空前发展。水田、圩田、梯田大规模开垦，田野拓辟，阡陌相望。农技创新，农机改良，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较唐代提高了两三倍，人称“农业革命”2。江浙成为中国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3的谚语和南粮北调的局面。
手工业空前发达。南方成为全国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临安、龙泉继越州成为越窑青瓷的后起之秀，包括战船、商船、游船在内的造船业得到了空前发展。
商业空前繁荣。交通四通八达，“市坊合一”的商业格局开始形成，商品交易规模庞大，商业税开始超过农业税成为国家的主要税源。北宋时出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这时已在全国普遍使用。外贸空前兴旺，形成了广州、泉州、临安、明州（今浙江宁波）等20多个通商大港，与6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贸易往来4。2007年12月成功出水的南宋商船“南海一号”，至2019年4月29日，共打捞出各类稀世文物171600件套，其中瓷器158600件套、金器188件套约2.8公斤、银器198件套约300公斤5，足见外贸之盛。
第三，文化方面。
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大师迭出、群星璀璨，学派林立、各臻其妙，实现了儒、释、道的合流，形成了儒学的新高峰理学思想。
文学艺术空前繁荣。词在北宋基础上达到鼎盛，涌现出了豪放词派最高代表辛弃疾、“易安体”创造者李清照、词坛巨匠陆游等伟大词人；唐圭璋辑《全宋词》中，所收词人籍贯和时代可考者873人，其中南宋646人，占了74%。诗另辟蹊径，与唐双峰并峙。话本小说兴起，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南戏出现，作为元代杂剧的先驱，意味着中国古代戏曲艺术的成熟。书画艺术鼎盛，除文人外，皇帝后妃、达官贵人中，也多有书画大家。
教育空前发展。书院蓬勃兴起，宋代397所书院中，南宋占了310所6。私塾村校遍及城乡，教育得到普及。
史学空前突破。学者们首次提出了“经世致用”的修史思想。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创立了史学著作中的纪事本末体。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创立了史学著作中的纲目体，而他的《伊洛渊源录》，则开启了记述学术宗派史的学案体先河。所有这些，都对后世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难怪史学家邓广铭先生认为：“在从十世纪后半期到十三世纪中叶这一历史时期内，两宋文化发展所达到的高度，在当时的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7也难怪著名华裔学者刘子健认为：“此后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心。”8更难怪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将宋代称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9。
第四，科技方面。
南宋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是当时世界上发明创造最多的国家，因而也是中国为世界科技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时期。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在南宋时得到全面、广泛、切实的应用，特别是指南针发展成为罗盘针及其在航海上的应用，预示着航海新时代的来临，为中国由陆上国家向海洋国家转变创造了技术上的条件。南宋出现的管形火器，成了近代枪炮的前身，是世界兵器史上的大事。南宋推广使用活字印刷术，出现了世界上第一本活字印本。南宋的造纸业，规模大，品种多，质量高，与印刷业交相辉映，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农业技术领域，《橘录》是我国最早的柑橘专著。《菌谱》是世界上最早的菌类专著。《梅谱》是世界上最早的梅花专著。《全芳备祖》是世界上最早的植物学辞典，比欧洲早了300多年。陈旉是中国农学史上第一个提出土地利用规划技术的人，他的《农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有关南方农业生产经营方面的专著。
制造技术领域，南宋时发明了“冶铝吹灰法”与“铜合金法”，开始使用焦煤炼铁，比欧洲早了600年，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冶炼水平。丝绸、瓷器的加工制造技术，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天文、测绘技术领域，现存于浙江杭州碑林的南宋石刻《天文图》，是迄今所见最早的石刻全天星图。刻于宋高宗绍兴六年（1136）的《禹迹图》，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地图之一，是最古老也是最早用网格符号表现比例的地图，代表了宋代地图学的最高成就，现存于陕西西安碑林。宋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雕版墨印的《禹贡九州山川之图》，是研究中国古代自然地理区域分布及汉唐地理学思想的重要参考文献。现存苏州市博物馆、成碑于宋理宗绍定三年（1230）的石刻《平江图》，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城市规划图，展示了近千年前苏州城的水陆双棋盘式面貌。这些地图测绘成就，其实是南宋失土的焦虑与天下一统愿望的政治展示，是世代不忘天下观念的教化道具。
数学领域，南宋作出了极为辉煌的世界性贡献。秦九韶在《数学九章》中提出的“正负开方术”，与现代求数学方程正根的方法基本一致，比西方早了500多年。著有《详解九章算法》等10余部数学专著的杨辉，是世界上最早研究高阶等差级数的数学家。
医药领域，宋慈的《洗冤集录》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比西方早了350年，标志着中国法医学的正式形成，成了古代官司检验的金科玉律，宋慈因此而被尊为世界法医学鼻祖。南宋时，还诞生了我国第一部成药规范《太平惠民和济局方》，第一具教学、临床用的实物模型腧穴针灸铜人，以及妇科百科全书《妇人大全良方》、儿科百科全书《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与《幼幼新书》。
第五，社会生活方面。
南宋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中国古代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保障史、特别是社会救助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其中的“荒政”“义仓”“义庄”“养恤”制度，更是在当时对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倡导友善风气起到了现实性作用，对后世也产生了奠基性影响。
以医疗保障为例，朝廷在临安设立了4处熟药所，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改为“太平惠民局”10。宋末元初的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记载，这些药局所售药物只有时价的三分之二，遇疫时免费赠药，药品定期检查，过期销毁。药局还实行轮流值班制，若因失职影响到急诊病人的治疗，当值医官“杖一百”。民间的药坊也十分兴盛，如当时在今杭州惠民路一带有“杨将领药铺”等，在太庙前有“陈妈妈泥面具风药铺、大佛寺疳药铺、保和大师乌梅药铺”11等。与此同时，官府通过相关制度的配套，使成药使用有所普及，便利了民众的疾病治疗，在中国医药史上具有积极的意义。
正是在此基础上的不断探索，才为中国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扎实的实践基础和丰富的历史智慧。
随着城市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南宋农民获得了更多的人身自由，他们可以较为自由地离土离乡、务工经商。宋前的“重农轻商”政策得以终结，“士、农、工、商，皆百姓之本业”12成为共识。
商人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作为城市中非农人口的“坊郭户”，成为法定户名，列籍定等，标志着市民阶层开始作为独立群体，登上历史舞台。
第六，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方面。
南宋实现了中国经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转移与路标性意义的伟大转折。一方面，南宋完成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使江南成为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促进了中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南宋促成了中国经济形态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从内陆型经济向海陆型经济的伟大转折，这实际上为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开启了大门。
南宋传播了自己先进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和风俗习惯，优化了女真、蒙古等中国北部少数民族的文化构成，加速了他们走向文明进步的进程，提升了他们的整体文化水平，从而促进了整个中国民族的大融合、大发展。 南宋确立的程朱理学在封建正统思想中的主导地位，一直延续了元、明、清三代，时间长达700余年之久。
南宋与北宋立国320年，撇开在西汉与东汉之间有过短暂的新莽时代的汉朝不算，宋朝是中国封建史上立国时间最长的王朝。两宋王朝在“外患”深重的情况下保持了如此长治久安的局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治的加强、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兴盛与科技的进步。这是对中国少数民族政权的极好示范。
汉族与少数民族正是在这种先进与落后、交流与对抗、一统与分裂、和平与战争的对比中，增强了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感，增进了对中华民族大融合的获得感，增添了对中华民族大一统的紧迫感。也正因为有了这种刻骨铭心的亲身经历，有了这种用共和与共荣换来的宝贵经验与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深刻教训，自南宋以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地方严重分裂割据的局面。
第七，世界影响方面。
南宋促进了中华文明的传播，加速了世界文明的进程。南宋的儒学文化、理学思想传至东亚及东南亚各国与地区，与他们各自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东亚儒学文化圈，成为东亚与东南亚文明发展的一大奇观。
南宋的对外贸易，使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当时国际贸易的主要通道，使中国在十二三世纪时，成为“世界伟大海洋贸易史上的第一个时期”13。
南宋时传到西方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在英国大思想家培根看来，这是“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14，而马克思则更是称之为“这是预告资产阶级到来的三大发明”15。的确如此，这些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经由南宋在应用提升的基础上传到西方后，人类思想由此而感到豁然开朗，世界面貌由此而变得焕然一新了。
二 、世纪考古发掘的乌龟山官窑遗址24与老虎洞官窑遗址25，分别是文献上记载的南宋时临安先后建设的郊坛下、修内司两座官窑26，它们代表了当时制瓷业的最高水平。还值得一提的是，1996年，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在惠民路中段距地表深3米处，发现了一处三开间房屋的南宋制药遗址，出土了大量的与制药相关的用品；2005年，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在白马庙巷西侧，发现了一处南宋制药遗址，出土了制药用的水缸、水槽、石碾子等用具及乌梅核等药材27。临安由此而成了全国规模最大、品类最全、水平最高的手工业生产中心。
与此同时，临安商贾云集，集市遍布，商铺林立，通宵达旦，竟夜不歇。特别是御街（今杭州中山路）沿线，商铺密集分布，成为临安城最为繁华的商业核心区，“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28，“无一家不买卖者”29。临安由此而成了全国最为繁华的商业贸易中心。
三是文化中心。南宋时的临安，群贤毕至，李清照、朱熹、尤袤、陆游、杨万里、范成大、辛弃疾等诸多流芳至今的文化名人，在这里留下了足迹。
临安教育机构众多，分工细致，仅就朝廷直管的教育机构而言，就有全国最高学府太学，也有专门培养军事人才的武学，还有专供皇室子弟读书的宗学，合称“三学”。
临安有当时全国规模最大、印制最精的雕版印刷业，宋版书的精华大多出自这里。
临安的文化娱乐业高度发达，供人闹玩的瓦子，上演百戏的勾栏，以及酒楼、茶坊等，鳞次栉比，昼夜呈现出熙熙攘攘的景象。有文献记载，当时临安城各行当的名艺人有520多人30，上规模、档次高的瓦舍有23座31。
临安文化的兴旺，一方面反映了市民阶层的壮大与城市生活的活跃，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城市的吸引力与凝聚力。临安由此而成了全国最为繁荣的文化中心。
第二，南宋使临安成为了首屈一指的国际性大都市。
一是从皇宫大内看。作为“行在所”，朝廷对临安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建设。首先是依托凤凰山，围绕馒头山，建设皇城，即宫城、大内，利用自然地形布置宫殿、园囿与亭阁。宫殿因山就势，气势浑成，是中国古代利用自然地形、因势利导组织建筑群的优秀典范。外朝的大庆殿和垂拱殿位于皇城南部，太子宫即东宫位于东部的回峰。一般宫殿、寝殿和后宫在北侧，后苑在西北侧，基本符合“前朝后寝”的皇城惯例。“皇城的四至范围大致是：东起馒头山东麓，西至凤凰山，南临宋城路，北至万松岭路南。”“皇城的东西直线距离最长处约800米，南北直线距离最长处约600米，呈不规则长方形，面积近50万平方米。”32
二是从城垣体系看。在建皇城的同时，朝廷开展了对外城即罗城的大规模改造建设。经过100多年的精心营造，形成了完整的城垣体系：北城墙，东起东河坝子桥，沿环城北路至环城西路；西城墙，从环城北路经环城西路沿河、白沙路、湖滨路、南山路至万松岭附近，向南凤凰山山脊、将台山延伸；南城墙，从将台山南经桃花关、冷水峪、包家山，在嘉会门即凤凰山东与凤凰山脚路交界处，转入平地；东城墙，北起坝子桥，经沧河下、岳家湾、东青巷、直大方伯、金鸡岭、城头巷、直吉祥巷沿河及金钗袋巷一线，至凤山路折向西南与嘉会门连接33。
值得借鉴的是，这些城墙的修筑，都采用了尊重自然、因地制宜、节约成本、不搞铺张的原则。如南城墙经过凤凰山，因基础为岩石，处理就相对简单。内外两侧包砖，中间为含小石子的山地泥土。又如西城墙，因临近西湖，土质松软，就采用了挖基槽、打木桩、填碎石等基础作业法，城墙主体则用含碎石的夯土分层夯筑，两侧底部用规整的大石块砌筑加固。
为了防御工作的需要，这些城墙十分的高大。文献上记载，“诸城壁各高三丈余，横阔丈余”34。这样的城垣，实在称得上是气势磅礴、蔚为壮观的了。
在修筑城墙的同时，还有规划地修建了城门。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1158），增筑东南外城，有城门十三座，另有水门五座35。“其诸门内便门、东青、艮山皆瓮城。水门皆平屋，其余旱门皆造楼阁。”36这就既发挥了城墙的屏障作用，又方便了城市的交通与市民的生产生活。
我们从临安城墙的选址布局、设计施工与城门的安排布置、功能考虑中可以想象，这座一千年前的城市，规划有多么的科学，规模有多么的庞大。
三是从功能建筑看。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城内相关功能性建筑的情况。以临安府治为例，2000年，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上城区河坊街荷花池头地区旧城改造，对府治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发掘880平方米，发现了南宋临安府治诵读书院的亭堂、西厢房、庭院、天井、水井等遗迹，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瓷器、石器等制成的建筑构件、生活用具、练兵器材以及红木仕女、铜钱等，还发现了清、明、元、南宋时期的地层叠压关系。这一考古发掘，至少有两点非同寻常的意义。
其一，与文献互证了府治的辉煌。根据宋度宗咸淳《临安志》府治总图等记载，南宋临安府治的东、南两面均以刘福沟为界（即今杭州之劳动路、河坊街），西南至西城边（即今杭州之南山路），北与府学为邻（即今杭州之三衙前），占地面积超过百亩。从州桥进入府治大门，设有正厅、简乐堂、见廉堂、中和堂、有美堂、清明轩、诵读书院等数十座大型建筑，治内还建有牡丹亭、竹山阁等亭台楼阁。这次发掘的诵读书院厅堂，虽非治内主体建筑，但从其所用官式作法，以及规模之宏大、用材之讲究、营技之高超看，完全可以想见临安府治当年是何等的辉煌壮观。
其二，南宋临安府治历元、明、清三朝，未曾易址，前后达780年之久，实为全国罕见，这又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当年府治选址、规模、设计、建设的科学合理。难怪这一遗址被评为“200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四是从城市人口看。南宋后期，临安府的人口达到了150-160万人，而此时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威尼斯才只有10万人。即使到了十四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巴黎、伦敦的人口也不过4-6万人37。至于十二世纪的美洲和澳洲则尚未被外部世界发现，欧洲现有的主要国家尚未完全形成，基辅大公国（今俄罗斯）才刚刚形成38。“仅从城市人口规模看，800年前的杭州就已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大城市”39。
“杭城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州郡，足见杭城繁盛矣。”40我们完全可从城市的繁华、外贸的发达、科技的领先、文化的兴旺与人口的众多等当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南宋时的临安，是首屈一指的全国性大都市，独占鳌头的国际性大都市。
第三，南宋使临安成为了一座善于融合融化、拥有美食美味、令人悠然怡然、能享精致雅致的利居利游之城。
南宋时的临安城，南北人口和谐相处，南北语言融汇一体，南北饮食交相辉映，实现了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的兼容并蓄、融会贯通。宋理宗咸淳（1265-1274）年间，临安所属九县在籍的“主客户三十九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口一百二十四万七百六十”41，这其中包括了官吏、士人、商贾、工匠、僧道、艺人、流民等大批南迁的人口。朝廷对流民生活较为重视，在府城内外设立了20多个接待处，专门负责从各地来的流民的接待安置工作。由于社保体系较为健全，这些流动人口与当地人口得到了较好的融合。
在100多年的和平相处中，北方话逐渐融合到越中方言之中，从而形成了南北交融的“南宋官话”，并一直流传延续到了今天。“越中方言受到了北方话的影响，明显地反映在今日带有‘官话’色彩的杭州话里。”42
不仅仅是语言的交融，自南宋起，杭州人的饮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以稻米为主食，发展到了米、面皆食，并且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杭邦菜系”。“‘南料北烹’美食佳肴，结合西湖文采，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杭邦菜系，而成为中国古代菜肴的一个新的高峰。”43丰富多样的美味佳肴，致使杭州人成了“吃客”，形成了追求美食美味的饮食之风。
南宋时的临安，有山有水，山清水秀。得益于隋、唐、吴越国和北宋时打下的基础，西湖已成为城市的璀璨明珠。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加上作为南宋首都后的锦上添花，使这座城市成了令人悠然怡然的好地方。
南宋时的临安，从皇宫寺观、园林别墅到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无不体现了江南独特的精致；而丝绸、瓷器、扇子、剪刀、雨伞等，更是体现了江南独有的雅致。
南宋时临安，由此而成了一座利居利游之城。人们一直将宜居宜游，作为一座城市环境的标志。其实，这是一个底线的标准。一座城市，如果仅仅适宜居住与旅游，是远远不够的。利居利游，才是城市环境的最高境界。这一点，南宋时的临安已经做到了。那时的临安人，注重劳逸结合，讲究生活品质，欣赏湖山风光，享受闲情逸致，在辛劳之余，不忘吃喝游乐、琴棋书画、花鸟虫鱼。以中秋为例，“此夜天街卖买，直至五鼓，玩月游人，婆娑于市，至晓不绝。”44“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45一直以来，人们总以为这首诗是在批评南宋统治者的偏安江南，不思进取。其实，这首诗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临安的城市风貌、城市风情与城市风尚。
注释：
1、俞兆鹏《南宋人才之盛及其原因》，《杭州日报》2005年11月14日，第7版。
2、张邦炜《瞻前顾后看宋代》，《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第99—101页。
3、范成大《吴郡志》卷五十《杂志》，载《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
4、葛金芳《南宋：走向开放型市场的重大转折》，《杭州研究》2007年第2期，第49—52页。
5、李刚、贺林平、陈娅楠、张悦《“南海Ⅰ号”成功出水》，《人民日报》2007年12月23日第2版；崔勇《广东“南海Ⅰ号”南宋沉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圆满完成》，《文博中国》公众号2020年1月16日。
6、37、何忠礼《论南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杭州研究》2007年第2期，第11—28页。
7、邓广铭《国际宋史研讨会开幕词》，载邓广铭、漆侠主编《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8、刘子健《代序——略论南宋的重要性》，载黄宽重主编《南宋史研究集》，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2页。
9、[日本]宫崎市定《东洋的文艺复兴和西洋的文艺复兴》，载《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下卷，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34—68页。
10、[宋]王应麟《玉海》卷六十三《艺文艺术·熙宁太医局》。
11、23、28、29、[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铺席》《团行》《铺席》《团行》。
12、[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三十七《风土》，载《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
13、马润潮《宋代的商业和城市》，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5年版，第23页。
14、[英国]培根《新工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3页。
15、[德国]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7页。
16、[明]袁宏道《山阴道》：“钱塘艳若花，山阴芊如草。六朝以上人，不闻西湖好。平生王献之，酷爱山阴道。彼此俱清奇，输他得名早。”
17、[唐]元稹《再酬复言和夸州宅》，载宋孔延之《会稽掇英总集》卷一。
18、[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卷三十九上《钱氏据吴越》。
19、[宋]祝穆《方舆胜览》卷一《临安府》。
20、《宋史》卷二十九《高宗六》。
21、[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一《行在所录·皇城图》。
22、30、31、[宋]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诸市》《诸色伎艺人》《瓦子勾栏》。
24、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浙江省考古研究所、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南宋官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25、杜正贤《杭州老虎洞南宋官窑》，《文物》2002年第10期，第4—31页。
26、参阅明陶宗仪《说郛》卷十八，载宋顾文荐《负暄杂录》“窑器”条；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九，载宋叶寘《坦斋笔衡》“窑器”条。
27、32、杭州市文物考古所《临安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南宋御街遗址》，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第5页。
33、参阅王征宇《南宋临安城城垣新探》，载《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
34、36、[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七《杭州》。
35、[宋]乾道《临安志》卷二，载《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
38、39、43、王国平《以杭州（临安）为例还原一个真实的南宋——从“南海一号”沉船发现引发的思考》（代序），方爱龙《南宋书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第26—27页、第27—28页。
40、[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塌房》。
41、[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五十八《户口》。
42、徐吉军《论南宋定都杭州对当地经济文化的重大影响》，《杭州研究》2007年第2期，第29—48页。
44、[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四《中秋》。
45、[宋]林升《题临安邸》，载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帝王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