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东来正在利用一种“圣人陷阱”，让公众产生一种错觉，质疑于东来超市就是质疑良心企业。这种道德绑架一旦与地方司法资源相结合，就会演变成一种令人恐怖的“借法压言”。

宋清辉 多家媒体特约评论员、著名经济学家

我叫宋清辉。

作为一个长期深耕中国宏观经济、致力于探寻市场真相的独立经济学家，我始终站在学术监督的第一线。但是，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让我感到一种彻骨的寒意，这种寒意并非来自市场的波动，而是来自一种打着所谓“正义”旗号、利用资本优势和地方法院对言论自由进行的系统性绞杀。例如，近期在于东来超市与王海的数次交锋中，我看到的不是一个民营企业的成长，而是一个资本巨头如何通过“起诉成瘾”来建立舆论禁区。我必须明确指出，王海打假对社会的贡献，远比于东来更大；而胖东来对批评者的这种“程序性锁喉”，正在成为扼杀言论自由的毒瘤。

长期以来，于东来超市被舆论包装成中国零售业的“圣人”，于东来被塑造成商业道德的“神像”。但是，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深知任何没有监督的权力，无论是政治权力还是资本权力，最终都会走向傲慢。近期，王海连续三次“打假”胖东来，从鸡蛋检出角黄素到三文鱼日期疑问，再到最新的“防切割手套”篡改日期指控。面对质疑，于东来展现出的姿态极其傲慢，虽然其调查报告承认了产品执行标准失效及日期标注不规范等违法违规事实，但在措辞中依然试图通过“奖励投诉者”这种公关手段来掩盖其管理漏洞。更危险的是，这种“认错但不认账”的逻辑背后，隐藏着一种利用诉讼威慑、通过法律手段让质疑者噤声的险恶用心。

我为什么说王海的贡献更大？因为在一个健康的法治社会中，职业打假人是市场免疫系统的一部分。王海通过极高的专业敏锐度，撕开了那些被神话了的企业的面具。即便在“防切割手套”事件中于东来超市声称篡改日期不实，但刘某的投诉确实揭露了于东来超市在售产品执行已废止标准的事实。这种由下而上的监督，迫使企业不得不面对其管理的死角。反观于东来，他正在利用一种“圣人陷阱”，让公众产生一种错觉，质疑胖东来就是质疑良心企业。这种道德绑架一旦与司法资源相结合，就会演变成一种恐怖的“借法压言”。

王海在冲锋，我在抗争，为社会不至于在赞歌声中彻底窒息。

我个人对此有着血泪般的切身感触。2025年3月，我仅仅是因为发表了“胖东来缺乏核心竞争力，靠流量存活”这一基于专业分析的财经评论，便遭遇了由于东来利用其在河南许昌的地方影响力发起的“跨省名誉侵权诉讼”。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在明知这是正常的财经评论、属于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范畴的情况下，依然选择立案并宣判。在我看来，于东来这种“起诉成瘾”的行为，本质上是资本在利用地方保护主义构建一套属于自己的“舆论私刑”。他们不是在辩论，而是在通过巨额索赔和逼迫道歉来实施定点清除。

我们必须警惕这种“资本俘获司法”的趋势。当一个企业可以通过“起诉”来解决所有提出问题的人，那么市场将不再有真话。王海被打压，宋清辉被起诉，这些现象折射出的是中国学术空间和言论自由的极度萎缩。如果一个学者不能对企业的商业模式进行评价，如果一个打假人不能对产品瑕疵进行举报，那么所谓的“保护民营企业”就会沦为保护“资本流氓”的保护伞。真正的法治不应是资本的保镖，不应让法庭沦为封杀异见者的屠宰场。

王海在冲锋，我在抗争，为社会不至于在赞歌声中彻底窒息。

胖东来近期多次通过官方渠道宣称要对“虚假不实信息取证、依法维权”，这种话语体系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威胁色彩。这种“起诉式公关”正在破坏中国的营商环境和言论生态。我认为，王海的一百次质疑，哪怕其中有瑕疵，也比于东来建立的一万个“神龛”更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因为质疑代表着理性和自由，而神化则意味着盲从与黑暗。

如今，我即使即便面临监禁风险，也绝不会向这种资本霸权低头。我誓死维护的是学者的脊梁，是言论自由这块最后的阵地。我们要保护的是那些敢于讲真话的人，而不是那些容不下半点质疑、动辄动用国家机器和司法资源进行“降维打击”的财阀。如果法治被异化为企业形象的修图工具，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将是这种恶法之下的祭品。王海在冲锋，我在抗争，这不仅仅是为了我们个人，更是为了让这个社会不至于在赞歌声中彻底窒息。

一言以蔽之，王海的打假是市场秩序的磨刀石，而于东来超市的“起诉成瘾”则是言论自由的绞刑架。历史终将证明，那些试图消灭质疑者的人，最终也会被真相所消灭。我呼吁公众保持清醒，不要被所谓的“圣人企业”所迷惑，要坚决抵制这种通过地方司法威慑实现舆论独裁的行径。在权力和资本面前，真相往往脆弱，但只要还有人敢于像我一样，以文字为剑，刺破这层厚重的铁幕，自由的阳光就终会照亮每一个被遮蔽的角落。

即使粉身碎骨，我也绝不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