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想到，庐山会议之后，彭老总会跟土地打起交道来。

那段日子，他从中南海搬到了个清静小院，名义上是休息，实际上就是被晾在一边。手是拿枪的手，却得学着种菜浇园。警卫员说，老总常一个人杵在菜地边，半天不带动的。旁人劝他歇着吧，他就闷闷一句：“身子闲了，这颗心它不肯停。”

就这么熬到1965年，彭真忽然找上门来。他听完来意，眉毛拧成疙瘩：“我打了大半辈子仗，你让我去鼓捣工业？这不是硬赶鸭子上架吗？”他甚至赌气说还不如去管农业，至少自己是从田埂上走出来的。但上面态度很坚决。后来毛主席亲自见了彭老总一面，话也说得明白：三线建设是保卫家底的大局，你一个老将，去帮着看看后方这个战场，还有谱？散了会，彭老总没再犟。他心里清楚，这回不是派他去当什么官，是重新喊他归队。

到了大西南他才掂量清楚自己的分量。这刚组建的三线班子，前面排着三位人物，个个都有来头。

李井泉，四川的“地头龙”，解放那会儿就扎下根了。他在会议桌上半玩笑半认真地对彭老总说：“老彭啊，当年队伍上我听你的，现在到了西南地面，你得听我的喽。”一句话，座次摆得明明白白。

程子华，老资格革命家了，当过野战军司令，不过早早便转了地方工作，虽说没戴上将星，却正管着三线的大小事务，是个实打实的实权派。他开会跟打仗一个路数，底下人抱怨期限紧任务重，他眼睛都不抬：“过去打仗，敌人还给你挑日子？”

阎秀峰呢，没多少行伍的影子，是笔杆子和嘴皮子上的人物。搞建设固然要厂房设备，人心也得凭他来拢络。他挂着句口头禅：“盖工厂容易，叫人心甘情愿难啊。”

这么一对比，彭老总这个“第三副主任”，反倒排在末位。他分管的是燃料，说白了，就是保障煤、电、气这些后勤杂务。这就好比原先号令千军的统帅，一夜之间变成专管柴米油盐的伙夫，听着落差就大。

起初开会，工程师们满嘴“电网覆盖”“煤矸石利用”这类词，听得彭老总脑壳嗡嗡直响，忍不住打断说：“讲人话！”技术员只好掰着指头算，修个电厂要多少钢筋水泥、征多少亩地。但他到底是统帅的脑筋，琢磨出点门道来——这跟打仗运粮草其实一个道理。于是他在会上改了口：“矿上一年能出几车皮煤？铁路运力够不够？如果堵在半路估摸要几天？有没有第二套对策？”工程师私下犯嘀咕，这老帅的问法怎么跟审讯俘虏似的。彭老总知道了也不恼，丢下一句顺口溜般的话：“大工程就是打仗，只不过换了层皮。”
有一趟下矿区，厂里备了顿接风好菜。彭老总瞄了一眼，掉头径直钻进了工人食堂。瞅着碗里寡淡的萝卜汤，他脸色沉了沉，冲着厂长问了句：“平常就让同志们吃这东西？”厂长瞬间憋红了脸。彭老总没有继续发作，反倒出了个实在主意：“单靠嘴上叫苦没用。把厂区闲置的地翻出来，种菜喂猪。自己动手了，饭碗才能端稳当。”很多三线厂后来真都效仿了这一招，顺便还在荒山僻壤里解决了吃新鲜菜的老大难。
还有个场景，隧道工地旁的乱石坡上，孤零零立着几块木头牌，写着早先塌方遇难者的名字。彭老总走过时顿住脚，摘下军帽，冲着那片坟头郑重鞠了三回躬。四周鸦雀无声。半晌他才开口，声音不像平时那般洪亮，反而有点涩：“这些为工程送了命的人，不该就这么撂在这荒草堆里。回头修一座像样的陵园吧，把他们名字挨个刻上去，供后人知道这段路是用什么换来的。”
那阵子，彭老总在西南，与其说是挂个名的副主任，倒不如说是个闲不住的老兵头子，爱在工地上转悠，瞅见工人手上的冻疮裂口，就问发不发手套。有人跟他汇报进度，他冷不丁顶回去一句：“死人不算进度。”
1965年的这次任命，某种意义上算是命运给彭老总另开了一扇窗。窗外不再有号角连营，推开门看见的全是图纸、高炉和机器嗡鸣声。这“三巨头”加一个“第三副主任”的班子，本身就透着那个年代的古怪气息——坐镇地方的老把式、沙场退下来的战将、拿笔杆子的政工干部，硬是被捏合到一起，在荒无人烟的群山里，用血汗乃至性命，替国家筑起了一道看不见的铁壳长城。至于彭老总自己，兴许他也在那些尘土飞扬的工地上，隐约嗅到了早年行军打仗的气息。那里虽然没有炮火，却有另一代人的牺牲与热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