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北京的夏天。一位90岁高龄的老人，正像往常一样在街边散步。突然，一辆自行车飞快地冲了过来，一下就把老人撞倒在地。骑车的是个小伙子，回头看了一眼倒地的老人，非但没有停下，反而一使劲，蹬着车加速跑了。这一撞，加上这一跑，成了一个几十年都解不开的结。
这事儿得从民国十九年（1930年）说起。
那年，王淦昌才23岁，拿到了公费留学的名额，直接去了德国柏林的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他的导师是当时物理学界鼎鼎大名的莉泽・迈特纳，一个被称作“原子弹之母”的人。
那会儿的柏林简直就是物理学家的“耶路撒冷”，全世界最聪明的大脑都往那儿扎堆。王淦昌聪明还肯钻研，在实验室里如鱼得水。
没过多久，他注意到一个学术报告，报告里说，用钋释放出的α粒子去轰击铍核，会产生一种很强的贯穿辐射，大伙儿都默认这玩意儿就是γ辐射。
王淦昌翻来覆去地想，总觉得这事儿不对劲。他盘算着，这可能根本不是什么γ辐射，八成是一种谁都没见过的新粒子。他立马跑去找导师迈特纳，提出了一个建议，说能不能换个法子，用“云雾室”探测器再试一次？他觉得这玩意儿比实验室里那个简陋的计数器更能看清“贯穿辐射”的真面目。
莉泽・迈特纳
这在那是相当有见地的想法。可迈特纳教授当时没把这当回事，她可能觉得王淦昌还是个年轻学生，想法太多，就让他先把手头上的博士论文实验给完成了再说。
导师不点头，王淦昌也没辙，只好先把自己这点“胡思乱想”给按了下去。他一听也没办法，当学生的，导师不发话，这事能好？
结果，才过了两年，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英国一个叫查德威克的物理学家就是用跟王淦昌提议的差不多的方法——云雾室，逮住了这个新粒子。这个新粒子，就是“中子”。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查德威克因为这个发现，毫无悬念地拿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消息传回柏林，迈特纳教授那叫一个懊恼。她专门找到王淦昌，非常正式地向他道歉，承认自己当初看走了眼，耽误了他的大发现。王淦昌倒是没太往心里去，毕竟在他看来，做研究嘛，有对有错很正常。他没时间去懊恼，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他顺利拿到了柏林大学的博士学位。
在德国的待遇那么好，科研条件全球顶尖，所有人都以为他会留下来。结果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王淦昌博士一毕业，打包行李就回国了。有人劝他，说科学无国界，在哪儿研究不是研究？中国连个正经实验室都没几个，回去干啥？王淦昌留下了一句话：科学没国界，但科学家自己有祖国。我的祖国需要我。
王淦昌
他回国后，先是在山东大学，之后又去了浙江大学当物理学教授。
刚回国没几年，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待不住了，浙江大学被迫搬迁，王淦昌也跟着师生们一起东奔西走，最后落脚到了贵州的遵义。那条件跟德国比起来，简直是霄壤之别。
但王淦昌这人好像天生就是为物理而生的。在遵义那山沟沟里，他一边躲着空袭，一边继续搞他的研究。就在这期间，他还带出了一个了不得的学生，叫李政道。
民国三十年（1941年），王淦昌又在资料堆里冒出了一个天才般的想法。他一直在琢磨“中微子”这玩意儿。这东西，理论上早就有人提出来了，但它太“飘”了，几乎不跟任何东西反应，根本抓不住。王淦昌在遵义的油灯下，硬是想出了一个全新的探测方法，叫“K-电子俘获”。他把这个想法写成论文，叫《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寄给了美国最权威的《物理评论》杂志。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1月，文章刊登了。这篇论文又一次在美国物理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关注。但问题还是老样子：王淦昌只有理论，没设备。美国科学家阿伦按照王淦昌的建议做了中微子验证的测量，这个方法也因此被称为“王-阿伦方法”。王淦昌提出的实验方法确立了中微子存在的基础。
1953年，美国科学家莱茵斯和科恩在一座核反应堆中第一次捕捉到了中微子，更因此在42年后的1995年获得了诺贝尔奖。王淦昌又一次与诺贝尔奖擦身而过。在很多国际物理学家的眼里，作为“王-阿伦方法”的首创者，王淦昌完全有资格分享这个世界大奖。但是他却说：“我非常高兴，荣誉就应该归于最后从实验上去测到中微子的人。”
连续两次跟诺贝尔奖擦肩而过，换成一般人，估计心态早就崩了。可王淦昌压根没时间想这事儿。新中国成立后，他有了更重要的事要做。1950年，受钱三强的邀请，他到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开始挑大梁。
王淦昌
1956年，国家选派顶尖科学家去苏联的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王淦昌被选中，担任研究员，负责高能物理实验。这回，他可算是有了施展拳脚的地方。
在杜布纳，他带领一个研究小组，面对的是一个极其庞大的任务：在几万对高能粒子碰撞的底片中，寻找一种全新的“奇异粒子”。那工作量就是大海捞针。他们得用高倍显微镜一张一张地看底片，分析那上面密密麻麻、转瞬即逝的粒子轨迹。
1959年，奇迹发生了。王淦昌的小组在分析了4万多张底片之后，终于发现了一个清晰的“反西格马负超子”的轨迹。这是人类第一次在实验中观测到这种反物质粒子。这个发现直接让国际物理学界炸了锅。王淦昌这个名字头一次登上了世界物理学界的巅峰。这回，他不是那个“提出建议”的人，他是那个“真正发现”的人。
这一消息一经公布就迅速轰动了国际学术界，那时有很多人预测，王淦昌带领团队取得的这一成就一定能够把诺贝尔物理学奖收入囊中。
但是就在这时，备受国际物理学界关注和期待的王淦昌却突然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就在王淦昌的国际声望达到顶峰的时候，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团全撤了，所有援助一夜之间清零。
王淦昌
据说，有苏联专家在临走前，悄悄给中方留了句话，大意是：别怕，你们有王淦昌，没有我们，也行！
1961年4月，王淦昌接到一纸秘密调令，从莫斯科立刻回国。
他没有回家，也没有去北京的研究所，而是直接被带到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从那天起，物理学家“王淦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叫“王京”的人。这个“王京”履历被重新填写，成了核武器研究院的副院长，主管物理实验。他去的那个地方，叫罗布泊。
有些人活着，名字却“没”了，这一“没”，就是整整17年。
在罗布泊那片戈壁滩上，条件比遵义还苦。王淦昌主管的是最核心的引爆技术，尤其是原子弹的“内爆”手段。这玩意儿，必须做到绝对同步，差一点点，整个弹体就成了个“脏弹”，根本炸不响。
王京（王淦昌）带着团队，顶着风沙，一遍又一遍地做“冷实验”。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引爆。紧接着，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也成功了。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这个速度背后，就有“王京”和他的同事们的心血。直到1978年，“王京”这个名字才算完成了任务。王淦昌重新“出现”，被调回北京，担任核工业部副部长。
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在“863计划”十周年纪念会议上合影
这时候，他都71岁了。可他还是没闲着。到了1986年3月，王淦昌又敏锐地感觉到，全球新一轮的技术革命要来了。他联合了王大珩、杨嘉墀、陈芳允三位老科学家一起给中央上书，提出了那个著名的《关于跟踪世界高技术发展的建议》。这个建议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863计划”的源头。那年，王淦昌79岁。
谁能想到呢？这位三次错过诺贝尔奖、为国家隐姓埋名17年、79岁还牵头“863计划”的老人，躲过了那么多风风雨雨，却没躲过一场飞来横祸。
1997年夏天，王淦昌已经90岁了。就跟往常一样，他在北京街头，突然，一辆自行车“嗖”地一下冲过来。骑车的是个小伙子，速度太快，一下就把老人给撞倒了。这小伙子回头看了一眼，发现撞了人，非但没下车，反而一使劲，蹬着车加速跑了。两位路过的好心人赶紧把王淦昌扶起来，送到了医院。
王淦昌
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股骨骨折。这对一个90岁的老人来说，太要命了。虽然做了手术，但王淦昌的身体状况从这一下开始就急转直下。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王淦昌躺在病床上养伤的时候，他的老伴吴月琴也不慎摔倒了，同样是骨折。老太太年纪也大，经不住这么折腾，没多久就先走了。
老伴的离去对王淦昌的打击比那辆自行车可大多了。精神一垮，身体也彻底撑不住了。1998年12月10日，这位为国家奉献了一辈子的功勋科学家，就这么走了，享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