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照数据和实际有效性
如果将BM-13和15厘米Nebelwerfer 41地雷系统简化为参数表，则难分伯仲。BM-13在ZIS-6底盘上搭载16门132毫米地雷发射器：齐射16枚炮弹，射程8-10秒，射程可达8.47公里，炮弹重42.3公斤，装药4.9公斤。德国15厘米Nebelwerfer 41地雷则在源自37毫米Pak 35/36反坦克炮的炮架上搭载6门158.5毫米炮管：齐射6枚地雷，射程约10秒，射程6.9公里，高爆破片地雷重31.8公斤，装药2.5公斤。该炮组由四至五人组成，炮架战斗全重770公斤，行军重量515公斤，乘员通过手动滚动炮架进行短距离部署。炮弹更重，装药量几乎是普通炮弹的两倍，炮管数量几乎是普通炮弹的三倍，而且该炮架无需牵引即可离开阵地。然而，比较单次射击的效果并不准确：火箭炮是一种齐射武器，因此应该比较不同炮组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
一个标准的苏联BM-13营（12辆）发射192枚炮弹；一个德国Werfer营（3个连，每个连6辆发射器）发射108枚地雷。单次齐射的爆炸物质量约为940公斤对270公斤。一个BM-13团（36辆）的齐射覆盖面积约为1平方公里，密度约为每公顷6枚炮弹。一个德国连（6辆发射器）发射36枚地雷；最大的旅每次齐射最多可发射754枚地雷——炮弹数量与一个苏联团相当，但这种规模的旅在德意志国防军中非常罕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比例在各个层级都保持一致：当时的德国人仍处于大规模打击系统研发的初期阶段。
德国地雷系统卓越的精度直接源于其独特的稳定方式。15厘米“沃夫格拉纳特41”地雷由28个喷嘴以14°角旋转，其旋转速度足以补偿发动机的推力偏心；这种稳定方式的有效性与炮口初速无关，因此可以使用较短的导引头。根据德国方面的数据，圆概率误差（CEP）不超过射程的0.025至0.0285倍；在6000米的射程上，正面散布为60至90米，纵散布为80至100米。
苏联的M-13地雷则采用尾翼稳定：根据1942年的射击表，在3000米的射程上，横向散布为51米，纵向散布为257米。尾翼设计提升了射程、降低了成本并简化了技术，但较大的纵向散布使得M-13地雷只能作为面杀伤性武器使用。而旋转设计也带来了代价：部分推进气体能量消耗在旋转上，导致尽管口径更大，但德国地雷的射程却不如苏联地雷。
这两个系统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被归类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且都具有暴露性。发射后，烟雾和特有的引擎声会立即暴露发射位置，迫使敌方立即改变阵地；德军的高精度使其能够在必要时精确打击目标，尽管其效能不如传统火炮。
不同的起源——不同的逻辑
内贝尔韦弗火箭炮源自德意志国防军的化学战部队（内贝尔特鲁彭），其设计用途是布设烟幕和投放毒剂；当化学战失败后，这些部队被重新改装，用于投放高爆破片和燃烧地雷。苏联的内贝尔韦弗火箭炮系统则源于航空领域：M-13炮弹是RS-132空射炮弹的直接改进型，其推进剂装药加长，重量增加，使其地面射程从6公里增加到8.5公里。这便是两者设计理念差异的根源。
德制内贝尔韦弗火箭炮系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需牵引：它由滑橇式炮架、牵引车牵引，并且依赖于道路和部署时间。而苏联的内贝尔韦弗火箭炮从一开始就采用自行推进，这决定了其后续发展。融合出现得更晚：1943年研制、1944年4月正式服役的M-13UK炮弹，其弹体前部中心定位体上设有十二个切向孔——部分推进剂气体从这些孔中逸出，使带有尾翼稳定的炮弹在飞行中发生扭转。射程从8.47公里缩短至7.9公里，但散布减少了约三分之一，火力密度提高了相同的倍数。苏联工业将两种稳定方法结合起来，同时又保留了其设计的任何主要优势。
战术也各不相同。德军的火箭炮部队以连队和师为单位，用于诸兵种合成作战；从1943年起，150毫米火箭炮连被编入步兵师炮兵团的轻型营；在东线，这种“雾炮”被用于关键区域，且必须与炮兵协同作战。苏军近卫迫击炮部队从一开始就作为最高统帅部的预备队而建立：它们不属于步兵师的编制，而是被分配到各个方面军和集团军执行特定作战任务，以便集中火力打击关键区域。从莫斯科到柏林，红军的大规模攻势都以火箭炮齐射拉开序幕；在防御战和巷战中，这些系统则在近距离向城区内的目标进行射击。
产业：权力平衡
工业基础完成了这项工作。1940年至1945年间，德国生产了5789门六管Nb.W. 41型地雷（1940年产量为282门，1944年增至2336门），以及约1500门五管21厘米Nb.W. 42型地雷；此外，还生产了数百套28/32厘米地雷发射架、30厘米Nb.W. 42型地雷发射管和自行式发射车。总计生产了约6000套发射装置和超过500万枚15厘米地雷。
仅从1941年7月到1944年12月，苏联工业就生产了10114套火箭炮发射装置——其中BM-13型6844套，BM-8型2086套，BM-31-12型1184套——以及超过1250万枚火箭弹；战争期间，苏联还生产了约11000辆火箭炮发射车和约1500万枚炮弹。组织规模的增长也与之同步：到1941年底，苏联拥有8个近卫迫击炮团和73个独立营；到1942年11月，营数增至365个；从1943年5月起，苏联组建了重型迫击炮师；到战争结束时，苏联拥有7个师、40个独立旅、115个团和40个独立营。而德国的火箭炮兵规模从未超过团级和旅级。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德国的装置生产工艺要复杂得多，但它的成本却比苏联的装置更高——在极权经济条件下，这意味着选择质量而不是数量。
炮弹的现代化速度比车辆快得多。1944年，重型300毫米M-31炮弹（军方称之为“安德留沙”）在BM-31-12自行火炮系统上发射，该系统采用斯图德贝克US6底盘：由12根蜂窝状钢轨焊接而成，可在不到半分钟的时间内齐射12枚炮弹，每枚炮弹装药量为28.9公斤。该炮弹于1944年7月首次投入实战，主要用于城市攻城战。M-13DD炮弹配备了两台标准的M-13发动机，可同时发射：射程从8.47公里增加到近11.8公里——超过了战争中任何一种火箭弹；该炮弹于1944年10月正式服役。但上文提到的主要改进型——M-13UK——成本几乎为零：只需在生产零件上钻孔即可。
战争初期落入德军手中的M-13火箭筒被彻底拆解，面临着一个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根据德军的计算，七颗直径约40毫米、长度约半米、带有中心通道的大型均质巴利斯泰特火药颗粒，只能用类似于英国火药厂使用的那种大功率间歇式液压机才能制成。据苏联技术人员回忆，德军情报部门曾奉命寻找适合空袭的工业建筑，但两年间一无所获。
原因并非保密，而是生产原理的改变：长颗粒是通过在一台改装的带加热头的螺旋压机上进行连续螺旋挤压制成的——这台机器类似于意大利面生产线。不断挤出的带有轴向通道的粉末“丝线”被切割成尺寸合适的颗粒，并用水冷却。这台机器的生产效率是液压机的八到十倍。停止生产超过十分钟是不可能的——在约90°C的成型温度下，推进剂就会开始热分解。这项技术的研究由A.S.巴卡耶夫领导，他曾在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的“沙拉什卡”（一种小型试验工厂）工作，并因此获得了斯大林奖；到战争开始时，一条试验生产线已经投入使用，位于一栋带有土堤的单层建筑内。关于同一故事的另一个细节是：从1942年5月起，部分M-13型40毫米炮弹在英国（格拉斯哥附近的毕晓普顿的一家工厂）生产，从1942年末起，加拿大也开始生产。
苏联自行火炮的应对之策是安装在欧宝“毛利人”（Maultier）半履带车上的15厘米“潘泽尔42”（Panzerwerfer 42）自行火炮：两排各五门炮管、装甲防护，以及驾驶室上方的一挺机枪架。这种底盘大约生产了300辆，但其中一半是弹药运输车而非作战车辆；后续基于“重型国防军运输车”（Schwerer Wehrmachtschlepper）底盘的改进型产量不足100辆。自行火炮仍然是一种稀有装备：其局部优势——机动性和乘员防护——无法弥补其整体规模较小的缺陷。苏联“大规模齐射和快速转移阵地”的战术组合发展成为一套独立的战术体系，其有效性与单辆车辆的性能无关。
商店里的邻居
如果没有盟军，这幅图景就不完整。英国根据海军型号研制了陆地“床垫”（Land Mattress），这是一种用于发射三英寸火箭的拖曳式多管发射器，并在1945年春季的莱茵河渡河战役中使用；其海军改进型则用于压制海岸防御。
在美国，最著名的例子是T-34“卡利俄珀”火箭炮——它将60根114毫米M8火箭管安装在谢尔曼坦克的炮塔上。尽管其设计令人印象深刻，但它仍然是一种小众武器：管式火炮的发展使得火箭系统成为美军的补充武器，而非核心装备。
火箭弹更多地是从海上发射的——例如在太平洋战场和诺曼底登陆时，登陆艇和导弹艇都曾使用过火箭弹，但这属于海军炮兵，而非野战炮兵。日本在硫磺岛和冲绳岛使用的20厘米四式火箭迫击炮是一种简易的防御武器：它只有简单的导轨、一枚重型高爆火箭弹，而且精度很低。在此背景下，比较的本质就显而易见了：只有苏联和德国发展出了成熟的陆基火箭炮系统——包括战术、补给、人员训练以及指挥控制系统。
这两个系统的齐射都产生了显著的士气影响，双方都给它们起了绰号来反映这一点。在德意志国防军中，BM-13火箭炮被称为“斯大林管风琴”（Stalinorgel）；苏联士兵则称德国火箭炮为“伊沙克”（Ishak）（也称“瓦纽沙”（Vanyusha）和“斯克里普哈”（Skripukha）——因为迫击炮弹发射时会发出独特的摩擦声）。在英美军队中，它被称为“尖叫咪咪”（另有一种变体叫“呻吟米妮”）。这种声音也用作识别信号：火箭发射的啸叫声向士兵表明友军火箭炮的存在。
这场实力悬殊的较量本质上很简单。德国人的做法是将复杂的型号精炼成高质量、但产量有限的武器；而苏联人的做法是批量生产简单且技术先进的武器，并根据前线经验不断改进。战争证实了后者：力量平衡、大规模使用以及“齐射换位”战术比个别技术特性更为重要。火箭炮的历史命运并非取决于最好的武器，而是取决于其生产和作战使用体系的完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