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月20日，南京仁孝殡仪馆。周怀远站在吊唁人群的最后一排，看见蒋介石走进来的时候，步子还是稳的。一身黑呢大衣，帽檐压得低，身后跟着两个侍卫。他走到灵前，站住了。周怀远离得远，看不清他脸上的神情，只看见他盯着那张遗像看了很久，久到旁边的何应钦轻轻咳了一声。然后蒋介石的肩膀塌了下去。哭声是突然爆出来的，像一块绷了太久的布，终于从中间裂开。他整个人往前倾，双手撑住灵桌，指节发白，浑身抖得厉害。侍卫赶紧上前扶，他摇头，不肯走，嘴里含含糊糊地喊着一句话，周怀远没听清，后来才从别人嘴里知道，他喊的是“益之”两个字。宋美龄站在一旁，没有上去劝，只是垂着眼，手里攥着一方白手帕。那天晚上，她替蒋介石在灵前守了一整夜。周怀远走出殡仪馆的时候，南京二月的风灌进领口，冷得人打颤。他摸了摸口袋里那枚磨得发亮的铜扣子，是朱培德生前从军装上扯下来给他的，说“你拿去，做个念想，哪天我不在了，你看见它，就想想我说过的话”。周怀远跟了朱培德九年。九年里他见过这个人笑，见过这个人发火，见过这个人深夜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对着一盏冷茶发呆，但他从没见过蒋介石哭。他也没想到，蒋介石这辈子留下来的唯一一张当众落泪的照片，会是替他的长官拍的。
周怀远第一次见到朱培德，是在1927年秋天的南昌。那年他十九岁，从九江一路逃难过来，家里开的杂货铺被溃兵抢了个精光，父亲气得病倒了，他揣着母亲塞给他的两块干饼，跑到南昌想找份活干。省政府门口站岗的卫兵看他瘦得脱了相，挥挥手赶他走。他蹲在墙根底下，把最后半块饼掰成两半，一半塞进嘴里，一半包好揣回怀里。就在那时候，一辆黑色的车停在门口，下来一个人，中等身量，穿着灰布军装，领口的风纪扣系得严严实实，脸上没什么表情，步子不快不慢。卫兵啪地立正敬礼。那人走到台阶中间，忽然停住了，回头看了一眼墙根底下的周怀远。“你识字吗？”他问。周怀远愣了一下，赶紧点头。那人朝卫兵抬了抬下巴：“带他进去，找个地方先吃顿饭。”说完就进去了。周怀远后来才知道，那就是朱培德，刚当了江西省主席没多久。他被安排在文书科抄写文件，一个月八块钱，管吃管住。第一次领薪水那天，他鼓起勇气去朱培德的办公室门口站着，想道个谢。等了半个钟头，朱培德开完会回来，看见他，居然还记得：“墙根底下那个，饭吃上了？”周怀远鼻子一酸，鞠了个躬，什么话都没说出来。朱培德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句话，周怀远记了一辈子：“好好干，别学那些歪门邪道，在我这儿，干净的人吃不了亏。”
在周怀远的印象里，朱培德的办公室是全省政府最寒酸的一间。一张旧办公桌，漆都磨没了边，椅子坐上去吱呀响。墙上挂着一张江西地图，边角卷了起来，用图钉摁着。桌上常年摆着三样东西：一摞文件，一个搪瓷茶缸，茶缸里是隔夜的冷茶。有一次周怀远进去送电报，看见朱培德把茶缸里剩的茶底子兑了点热水，晃了晃，接着喝。周怀远忍不住说，主席，我给您换杯热的吧。朱培德头也没抬：“茶还是那个茶，热不热的，喝下去都一样。”后来周怀远从财政科的人那里听说，朱培德那几年在江西，月薪大半捐给了南昌的孤儿院和受灾的农户，自己留的那点钱，连身上那套灰布军装都是洗了又洗，领子磨得起毛了还在穿。有人劝他，说您一个省主席，穿得太寒碜，底下人看着不像话。朱培德说：“底下人看的是你办不办事，不是你穿什么。”周怀远那时候年轻，心里觉得这样的官少见，但也没太往深里想。直到很多年后，他见过了太多穿呢子大衣、住大洋楼、出门前呼后拥的“要人”，才慢慢明白，朱培德那种寒酸，不是做给人看的。
1929年夏天，周怀远跟着朱培德从南昌到了南京。那时候编遣会议刚开完，各路将领都在盯着自己手里的兵和地盘。朱培德把江西省主席的位子交了，第三军的军权也交了出去，只身到南京当了参谋总长。周怀远想不通，有一天晚上给他送宵夜，忍不住问了一句：“主席，您把兵都交了，到了南京，说话还有人听吗？”朱培德坐在灯底下看一份文件，半天没吭声。周怀远以为他生气了，正要退出去，他开口了：“怀远，你记住，兵是国家的，不是我的。我攥着不放，别人就更有理由攥着不放。总得有人先松手。”他放下手里的文件，看着周怀远，眼睛里头很平静：“我松了手，他们再攥着，那就是他们理亏。我要是也攥着，这仗就打不完。”周怀远那时候不太懂这话里的分量，只是觉得朱培德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有一种很奇怪的表情，像是松了口气，又像是把什么东西生生咽了回去。后来蒋桂战争、中原大战，各路兵马打得天昏地暗，朱培德坐在参谋总长的位子上，一封一封电报地发，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地打，硬是把几拨红了眼的人按在桌子边上没有掀桌。蒋介石有一次在会议上当着众人的面说：“益之在这里，我睡觉都踏实些。”周怀远站在门外听见了，心里挺高兴，回去跟朱培德学嘴。朱培德正在泡茶，听完把茶缸往桌上一墩：“别学这些话。他踏实，是因为我不拉帮、不结派、不要他的东西。我要是贪了一样，他第一个睡不着觉。”
真正让周怀远见识到朱培德“压服各路军阀”的本事，是1936年年底的西安事变。消息传到南京那天晚上，军委会议室里吵成了一锅粥。何应钦拍着桌子说要出兵讨伐，飞机已经往西安方向调了。周怀远跟着朱培德进去的时候，满屋子的人脸都是红的，嗓门一个比一个大。朱培德没坐，站在长桌一头，等何应钦说完了，才开口，声音不高：“敬之，你飞机大炮一响，张学良手里的委员长怎么办？”何应钦说，这是为了国家纲纪。朱培德说：“国家纲纪要顾，委员长的命也要顾。你炸西安，炸的是谁？”会议室安静了几秒，随即有人站起来指着朱培德说他软弱，说他跟张学良有勾连。周怀远在门口攥紧了拳头，恨不得冲进去。朱培德没恼，只是把手按在桌面上，一个一个看过去，看到谁，谁就慢慢把嘴闭上了。他最后说了一句话：“我不是替张学良说话，我是替这个国家说话。内战打起来，日本人最高兴。”那天晚上回去的路上，朱培德走得很慢，冬天的南京街头没什么人，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周怀远跟在后头，听见他低声说了一句：“他们以为我在救蒋先生，我是在救这个国家少流一次血。”后来宋美龄把朱培德请到家里，宋子文也在，几个人关着门商量到后半夜。周怀远守在门外，冻得直跺脚，但心里热。他知道朱培德在里头说的话，句句都是在往和平那条道上拽。蒋介石平安回到南京那天，机场上人山人海，朱培德站在人群前排，脸上没有笑，只是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蒋介石走下飞机，第一个握的手是宋美龄的，第二个就走到朱培德面前，握着他的手，半天没说出话来。周怀远站在后面，看见朱培德的手被攥得发白，但他没有抽回来。
1937年刚过完年，朱培德就病倒了。说是风寒，起初谁也没当回事。他这个人向来不肯因为小病小痛耽误公事，烧到三十八度还在批文件，周怀远把药端到他手边上，他接过去喝了，眼睛没离开纸面。到了2月7日，实在撑不住了，才被送进鼓楼医院。医生检查了说贫血得厉害，要打一种德国进口的针剂。针是护士来打的，打完之后朱培德还跟周怀远说了几句话，问他三中全会的材料准备好了没有。周怀远说准备好了。朱培德点了点头，闭上了眼睛。谁也没想到，那一针打下去，人就再没真正清醒过来。当天夜里他开始发高烧，浑身打寒战，医生来了好几拨，说是血液中毒，那个年代没有抗生素，眼看着人往下沉。周怀远守在病房外头的长椅上，两天两夜没合眼。2月15日三中全会开幕，朱培德没能去。蒋介石是开完会赶到医院的，进门的时候步子很急，大衣都没脱。周怀远站起来叫了声“委员长”，蒋介石没应，径直推门进去了。周怀远从门缝里看见蒋介石坐在床边，握着朱培德的手，朱培德的眼睛半睁着，嘴唇动了动，声音细得像一根快要断的线。周怀远听见他说：“抗战……要来了……丧事从简……”蒋介石点头。他又说：“孩子……让他们自食其力……”蒋介石还是点头。最后朱培德说了一句：“别怪……医生护士……是医学……不发达。”周怀远站在门外，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他赶紧拿袖子擦，怕被人看见。他想起朱培德以前跟他说过，带兵打仗那些年，每次打完仗看见伤兵，他心里就堵得慌，觉得自己有责任。周怀远那时候不懂，一个当官的，怎么把底下人的死活都往自己身上揽。那一刻他有点懂了。这个人一辈子都在替别人想，临死了，想的还是不让人为难。
2月17日夜里十一点多，朱培德走了。周怀远接到消息的时候，整个人靠在医院走廊的墙上，慢慢滑坐到地上，手里还攥着朱培德前一天让他去取的几份文件。他不知道自己在地上坐了多久，后来是侍卫来清场，才把他拉起来。第二天一早，国民政府明令特予国葬。灵堂设在仁孝殡仪馆，蒋介石来了三次。第一次是当天下午，他站在灵前没有哭，只是脸色铁青，把一炷香插进炉里，站了很久。第二次是2月19日晚上，他一个人来的，没带侍卫，周怀远在灵堂角落里守着，看见他走到棺材边上，伸手摸了摸棺盖，手指在上面停了停，然后转身走了。第三次就是2月20日大殓，蒋介石彻底绷不住了。周怀远后来回想，他觉得蒋介石哭的不只是朱培德这个人。他哭的是西安事变之后这几个月里攒下来的所有东西——日本人在华北步步紧逼，党内各派还在明争暗斗，何应钦跟陈诚之间互相使绊子，桂系和晋系表面上服从，背地里都在打算盘。朱培德在的时候，这些账都有人替他兜着，有人替他抹平，有人在他和那些刺头之间当那层垫子。现在垫子抽掉了，底下全是硬石头。蒋介石在挽联上写的那句话，周怀远是在报纸上看到的：“来日大难，万端方待理，更谁共仔肩重负。”他翻来覆去读了好几遍，最后把报纸折好，塞进了箱子底。
葬礼之后，周怀远在南京又待了两个月，把朱培德办公室里的东西一件一件清理出来。文件归档，书籍装箱，私人物品拢共装不满一只皮箱。几套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一双后跟磨偏了的布鞋，一只搪瓷茶缸，缸底还留着没倒干净的茶渍。周怀远把茶缸拿在手里看了很久，最后没舍得装箱，揣进了自己怀里。他离开南京之前，去了一趟小行凤凰山的墓地。土还是新的，碑立得不高，上面刻着“朱培德”三个字，简简单单。周怀远在碑前站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摸出那枚铜扣子，放在碑座底下，拿土掩了掩。他对着墓碑说了一句话：“主席，您说的干净，我记着呢。”后来周怀远回了江西，在南昌郊外一所小学堂里教了半辈子书。他从来不跟学生讲自己给朱培德当过副官的事，只在每年二月十七那天，会多泡一杯茶放在窗台上，茶凉了也不倒，第二天再换一杯新的。有人问他这是敬谁，他说敬一个故人。什么故人？他想了想，说，一个干干净净的人。学堂里有个年轻教员，读过些民国旧闻，有一回问他：“周先生，听说朱培德当年能压住各路军阀，靠的是蒋介石信任他，是不是？”周怀远摇了摇头，说：“他靠的不是蒋介石信任他。他靠的是那些军阀心里都清楚，这个人不贪、不抢、不害人，他说的话，你可以不听，但你没法说他偏心。”年轻教员又问：“那蒋介石为什么在他葬礼上哭成那样？”周怀远看着窗台上那杯凉茶，半晌才说：“你想想，一屋子人都在抢，都在算计，都在给自己留后路，只有一个人，你给他的权他往外推，你给他的钱他捐出去，你让他替你扛最难的事他一声不吭扛了，忽然有一天这个人没了，你才发现，以后再也没有人替你挡那些你挡不住的事了。换了你，你哭不哭？”年轻教员没说话。周怀远把凉茶倒掉，重新泡了一杯，放在老地方。窗外是南昌的春天，风里带着潮湿的泥土气味，跟1937年那个二月一样，冷里头透着一丝暖，但暖得很犹豫，像是拿不准该不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