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8万余将士在瑟瑟秋风中踏上了漫漫征程。

有人走，就有人留。中央红军离开前，让项英和陈毅带着1.6万留守红军打游击，目的是保护根据地安全，以及掩护红军主力撤离。

所有人都知道，留下的风险远比离开大，能走就尽量走，项英的想法却不一样，他对形势感到非常乐观，认为大部队离开后，自己的机会反而来了。

于是，项英做了一些决策，导致部队遭受了比较大的损失，最终被惨痛的现实打醒。

01

对于留守苏区的艰苦程度，所有人都有清醒认识，陈毅就曾找上级表示要跟大部队走。

当时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虽然犯了很多错，但做了一个非常正确决的策，他认为项英虽然资历深，在政治上才能卓越，但军事能力微乎其微，希望陈毅留下来辅佐项英。

陈毅觉得博古说得有道理，加之自己腿部负伤，跟着走反而成为累赘，便答应留下来。

博古最开始让项英留下来时，项英二话没说就满口答应，他表现出来的勇气和信心，似乎比其他人都强。

红军主力离开后，项英大有舍我其谁之感，马上将部队集结于瑞金、会昌、于都、宁都4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准备在这里跟敌人死打硬拼。

对此，一些将领感到不理解，相英则解释说，红军主力离开后，肯定会在湘西或湘黔边打几个胜仗，建立新的根据地，肯定能吸引敌人大部分兵力，如此中央苏区就相对安全了。等敌人被引到其他方向了，红军主力再回到中央苏区，跟留守部队一起发起反攻、收复失地，革命形势仍然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对于项英的这种荒唐想法，陈毅感到哭笑不得，他认为红军主力离开后，中央苏区的形势非但不会变好，反而会变得更加严峻。

陈毅指出，蒋介石已经召开军事会议，一方面调动几十万大军对红军主力进行围追堵截，另一方面派出十几万大军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叫嚣要“掘地三尺”“斩草除根”，不让中央苏区“死灰复燃”。要不了多久，国民党军就会大军压境，到那时就是腥风血雨了。

针对项英所说的敌人兵力问题，陈毅则反驳说，红军主力转移后，虽然会吸引大量兵力，但国民党的兵力大大多于我们，我们不能寄希望于红军主力打胜仗，他们在转移途中人生地不熟，困难太大，我们应当独立自主，作长期斗争的准备。

陈毅的主张是，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地打游击，目的是“保存力量和干部，适当地利用机会发展，改善装备，扩大游击队，扩大根据地”。

听了陈毅的话，项英摇摇头，说他“情绪不好，悲观失望”。

当时，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占据主导地位，不承认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利。受此影响，项英的思想仍停留在过去，不但严词拒绝陈毅打游击战的正确建议，还提出大兵团作战的想法，并以“准备配合红军主力，进行反攻”作为口号，扬言要“创造新的师、新的军团”。

项英还有一个更不切实际的想法，他准备建立一个跟原来中央苏区一样大的根据地，还要创办兵工厂和学校。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项英决定将一切力量集中在手里，他不愿意将部队派到地方，也不愿意把武器分给地方部队和游击队，而是将许多地方部队和游击队升级为独立团，甚至把勉强出院的伤员补充到他直接指挥的红24师，准备靠这些人跟敌人打硬仗，他曾对陈毅说：

我们有主力第二十四军3个团，再加上7个独立团，这10个团形成一个拳头，能一次消灭敌人1个师。

陈毅听了直摇头，对项英说：

我们要牢记教训啊，正是这种死打硬拼的战术，才造成中央苏区今天这种局面的。

但项英不为所动，而是拿出中央分局书记的架势，不允许陈毅继续反驳。

02

对于项英的盲目乐观，陈毅感到忧心忡忡，为此他未雨绸缪，提前做了一些准备。

当时，中央苏区盛产钨砂，钨砂的产值一度达到整个苏区财政收入的七成，是苏区重要的经济来源。

为不使钨砂落入敌手，陈毅带着群众将打包好的钨砂埋入稻田，又将苏区兵工厂、被服厂和印刷厂的设备拆掉装箱，运到山里埋起来。对于留下来的档案材料，他也做了相应处理。

中央红军离开前，曾留下大笔经费，包括黄金和银元，这些钱财都被陈毅妥善保管。

至于红军家属，陈毅也进行了保护，比如毛泽覃的妻子贺怡、毛主席与贺子珍的儿子小毛，以及贺子珍的父母，就被他送到赣州郊区隐蔽起来。

陈毅把工作做在前头，才使后来的突围减少了损失。

1934年11月底，敌人十几万人向瑞金扑来，项英集中红24师和地方部队两个营，虽然在湾塘岗一带歼灭敌人半个旅，但自身也遭受了比较大的伤亡。

随后，项英准备集中5个团在牛岭一带吃掉敌人1个团，结果我军5个团反而被逐个击破，遭遇了一场大败仗。

这样的结果其实是可以预见的，红军主力部队被带走，留下来的大多数是非主力部队，以及为数不少的伤兵和新兵，武器装备也比较简陋，而他们面对的则是装备齐全的国民党正规部队，自然占不到便宜。

没几天功夫，国民党军就占领瑞金和会昌等地，至此中央苏区所有县城沦陷。

紧接着，国民党从东、西、北三面向内紧缩，以重兵封锁县城和交通要道，打算用堡垒封锁的办法将苏区分割成许多小块，试图将红军围困在狭小区域里，然后进行分区“清剿”，进而将红军和游击队彻底消灭。

这时候，队伍中的大部分人被打醒，当陈毅提出全面转入游击战时，大家都表示赞同，只有项英反对，他仍对集中力量打大仗抱有幻想，他只是让一些处在极度危险的部队分散突围，没打算全面转入游击战。

一直到1934年12月底，项英率党政军机关转移到黄龙的井塘村，才下定最后决心，他让陈毅起草一个全面转入游击战的命令，但各部队已经被敌人分割包围，交通阻断，而中央分局同湘赣、赣东北、闽北、闽赣、赣南等地的电台也联系不上，命令无法下达。

导致的结果是，绝大多数部队仍然按照项英的指示死打硬拼，遭受了非常大的损失。

到这时，项英才彻底清醒，对于自己没能及时转变战略方针的失误，他感到非常后悔，后来在七大上作了检讨。

03

1935年1月下旬，国民党数万大军沿着贡江于都、会昌段两头推进，准备将红军压缩在贡江东北的狭小地区，然后一举歼灭。

突围在即，项英给中共中央发去电报，请示行动方针，但直到2月初都没得到回音。

中央没有回复项英，其实情有可原，原来遵义会议后中央领导集团发生变更，毛主席成为红军实际领导人，“左”倾主义分子则靠边站，随后几十万国民党就对红军进行了疯狂围剿，大军在不断转移途中，极难接收到电台信号，加之毛主席等领导人将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如何摆脱敌人，所以没有及时回复项英。

2月5日，中共中央终于给项英发去一封电报，他这才得知毛主席回到了领导岗位，毛主席明确告知他，要果断采取游击战方针。

2月17日，中央分局召开会议，会议决定采取集体领导制，项英仍任分局书记，但必须与陈毅、贺昌二人一起决策，会议还决定放弃集体突围的方针，将一万余红军战士和干部分成9路分散突围。

会议结束后，各路人马相继出发，但由于之前拖的时间太长，敌人的包围圈扎得很牢固，结果突围途中损失了不少人，毛泽覃、贺昌、古柏、赵宝成、阮啸仙、刘伯坚等人相继牺牲，项英和陈毅率领的300余人损失大半，也没能完全冲出去。

项英和陈毅来到相对安全地带后，准备向中央请示下一步行动，结果发现中央电台密码已经发生变更，无法破译，无奈之下只得烧掉电台，主动断绝与中央的联系，用电台静默的方式不让敌人发现自己的位置。

项英和陈毅抵达上坪的时候，身边只剩下几十人，此前二人打算去福建长汀，但几次尝试都被敌人打退，证明这条路行不通，陈毅便提出去赣粤边的油山地区，因为他对油山十分熟悉，1928年前后他曾在那里战斗过，当地人都知道他。

项英却犹豫不决，陈毅便告诉他，油山有李乐天、杨尚奎率领的一支游击队，可以接应他们，更何况现在除了去油山，别无选择。项英这才下定决心，对他说，“老陈，行，看来现在也只有到油山了。”

于是，项英和陈毅带着几十人踏上去油山的路，在前进道路上，项英回想起长征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觉得自己的想法很幼稚，但为时已晚，他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04

1935年3月下旬，项英和陈毅率部抵达油山，在油山游击队交通员的引导下进入油山腹地，这一路走来十分艰苦，最危险的时候，他们距离敌人不过200来米，一声咳嗽都有可能暴露行踪，陈毅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那时候我们活得跟野兽差不多。”

抵达油山后，项英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这在之后的一次战斗中得到充分展现。

当时，突围到油山的红军及当地游击队加起来只有1400余人，由于“左”倾思想还没完全根除，队伍思想出现混乱，当敌人数万大军尾随到油山时，队伍出现了两种不该有的声音。

一种是盲目乐观思想，这些人认为部队可以在项英、陈毅的率领下大干一番，把赣粤边建立成第二个革命圣地；另一种则更激进的盲动主义，主张跟敌人死战到底，比如信康赣雄军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就曾对战士们说：

中央苏区失败了，我们在山里打埋伏是可耻的。不如出去拼个痛快，拼掉几个算几个。

项英就意识到这两种主张是错误的，便与陈毅一起做大家的思想工作，最终将部队带向正轨。

可见，项英身上有一种难得的品质，即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敢于承认并积极改正。

毛主席说得好，只要改正了就还是好同志。

此后，项英和陈毅精诚团结，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直到抗战爆发后部队改编为新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