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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鄂公 《说南宋》第十三章


第13章 金照料使大敲竹杠


《中兴漫记》说:赋税可怕的不在于税本身重,可怕的是赋税沉重之后,豪门大户还能用各种机巧手段避税,最后重担压在百姓身上,百姓困苦,国家财政却依旧不宽裕。按:这段话实在让人感慨,古往今来,弊病是一样的。

辛弃疾(稼轩)曾经说,就连粪船都插上官旗免税。后世这类事情更多,甚至还有人借着官身牟利;比起粪船插官旗逃税,有些时候百姓受的盘剥、国库的亏空,比古时候还要严重。

《弘简录》记载:皇帝迁到临安,一路颠沛流离,原先在汴京存下的几百万缗钱财,全都被下属官吏互相勾结、私分侵吞了。朝廷现在能用来开支的,只能依靠赋税和各地供给。绍兴元年到第二年六月,收到的钱粮,还不到支出的一半。

因此很多文武衙门,官员俸禄好几个月都发不出来。中书省曾经通知百官、下属,让他们自己筹措口粮费用。官吏和百姓混杂居住,互相借贷的事频频发生,甚至出现不少专门放贷的官府。

《宋史纪事本末》记载:绍兴三年二月,朝廷设立总制司。早先,在扬州的时候,各地进贡的物资常常不能按时送到。吕颐浩、叶梦得等人上奏,政和年间陈亨伯做转运使,创立经制钱,大多是抬高酒价、增加税额;后来推行到东南、京东、河北,每年能收几百万缗,稍稍弥补财政缺口。如今边境战事没有平息,开销一天比一天大,请求下诏各路都照此推行。一年下来,这项收入不下几百万缗,扰民的地方也很多。皇帝批准了。到这时,又在经制钱基础上增加税额,定为总制钱,每年收钱七百八十多万缗,官吏兵丁稍稍有补贴,不至于挨饿。


《行朝纪痛》记载:迎接太后回朝这件事,王次翁负责拟定迎送的礼仪,秦桧的妻子兄长王㬇做副使。金人派高居安护送太后南归。

从会宁出发,路程七千多里,四月初四启程,八月二十二日抵达临安,路上走了五个月。北方冰雪刚刚消融,太后很高兴,想要置办宴席,金国随行的照料使者却看不起宋朝。路过云中的时候,酷暑难耐,沿途供给十分简陋:有的时候只有一锅稀粥,有的时候只奉上两枚鸡蛋。当地百姓看见昔日的太后,没有不侧目难过的。大战之后,十室九空,往往几十里地看不到住户。走到德州,才找到西瓜,太后切开吃了,觉得味道很甜,下令赏赐随行的人。金国使者接过赏赐,直接丢在一边不理睬。金国照料使高居安,趁着这个机会发难,当众出言讥讽:“你们南宋君臣,骄奢放纵,失掉天下人心。你们(指着太后随行之人)辗转流亡,还不知道反省。太后虽然有儿子做南宋的皇帝,可这片土地本是金国的疆土,太后能进入江南,实在是金国的恩典。护送太后南归,车马饮食的开销,本来是有定数的,哪里还有西瓜?太后的赏赐,应当按照南宋迎接的礼仪来办,凭什么还要我们金国来恩惠?难道金国还能白白做好事吗?”

太后命令王次翁发放赏赐。从高居安往下,分等次用金子赏赐。高居安要求,除了给他的一份,还要额外再索要三千金,说是补偿沿路的开销,并且说:留在金国境内的那段路,金人也必须拿到这笔钱。

王㬇说:“我没有接到秦桧的指示,怎么能私自答应给钱?没有宰相的命令,我不敢做主。”高居安不肯退让,坚持索要,在临安边境停留了三晚。

淮南渡口迎接百官,先要禀报太后已经渡过淮河,再快马禀报临安。使者遥遥望见旗帜,却看不到渡船接应。金国使者又飞快上奏,一天之内连续三次上报临安。朝廷十分恐慌,秦桧反复追问,王㬇百般解释,秦桧心里也觉得这件事难以预料。

太后知道王次翁不敢擅自做主,担心拖延下去,局势生变,于是跟副使王㬇商量,才明白是秦桧被金人要挟。太后于是说:“宰相不肯委屈朝廷,我历经磨难,一心归来。你们都是忠臣,万里相随,历经千难万险,怎么能因为一点钱财,坏了大事?就由我来做主。”于是把随行官员、役人身上随身藏的金子,搜罗所有零碎金饰,凑足数目,交给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