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后，各类措施均表现出了其个人及政党的野心勃勃，比如公开挑战一中政策，并着力推进日本军事“正常化”，在外交政策上奉行对美国的追随。

日本曾是全球最重要的一个经济体之一，但日本的真的有可能“回来了”吗？其实不然，因为它正在面对严峻的人口困局。

数据显示，日本每年流失近百万人口，每年都在以相当于一座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缩减总人口，这不仅关乎经济，也从根本上限制了日本的兵源获取和战争实力。

现在流行于日本社会的“日本回来了”的说法反复出现，难免让人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诚然，日本最近确实迎来了经济的新增长。比如，一方面旅游业蓬勃发展等，而“日本回来了”这句话含义模糊，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但它至少部分指的是日本正在重现战后新经济阶段的景象，也就是1989年前的那段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那一年，日本人口约1.23亿，GDP为3.1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

美国人口略低于2.47亿，GDP为5.6万亿美元。按市值计算，全球最大的四家公司均为日本公司。2025年，日本人口1.234亿，预计GDP为4.3万亿美元。目前，日本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排在美国、中国、德国和印度之后。日本的GDP还低于英伟达的市值。美国人口3.417亿，预计GDP将略高于30万亿美元。

名义数据当然存在问题；首先，它们没有考虑通货膨胀或汇率波动（尽管日本多年的通货紧缩和近期的货币贬值与其人口问题并非毫无关联）。如果以2015年不变美元为基准来考虑这些因素，综合可见，过去25年里，日本经济确实实现了增长，而美国经济的增长则超过了一倍。

另一个数据点：2024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为83,730美元，而日本约为27,000美元。据统计，日本目前生活成本远低于美国，主要是民众的社会保障较好。如果采用更公平的购买力平价计算，日本的收入中位数比美国低约20,000美元。

尽管如此，关键在于：日本近几十年来发展并不顺利。到2023年，日本的人均GDP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排名下滑至第22位，落后于韩国，仅略高于西班牙、斯洛文尼亚和捷克。

日本最大的问题在于人口下降，尤其是15至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

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在1995年达到峰值，约为8700万。到2024年，这一数字下降了约15%，至7370万。预计到2040年，这一数字将低于6000万，造成约1100万劳动力缺口。

历届政府都试图用财政刺激和宽松货币政策等周期性工具来应对这种结构性的人口衰退。然而，周期性工具并不能解决结构性问题。

日本也曾尝试进行结构性改革，几十年来积累下来，这些改革成果并非微不足道，但总是力度不够、行动太迟，无法满足当下的需求。如今，高市早苗宣布又一项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

众所周知，日本有反移民的传统。据牛津经济研究院预测，日本有望在2040年代稳定其劳动力市场，但这需要每年持续接收50万外国劳工。而这便是2025年日本的现状，这一年因其急剧的反移民政策转向而引人注目。

那么，今年日本究竟对外国人有什么不满呢？事实上，日本历史上与外国人关系一直不太融洽，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些言论也并非史无前例。但这种不满情绪突然加剧，助长了反移民政党“参政党”的迅速崛起，甚至迫使高市讲述了外国人在奈良踢鹿的故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日本人日常感受到诸多烦躁和不安，实际上是对过度旅游市场开发的一种反弹。在其他地方，比如欧洲的巴塞罗那，也会看到这种情况。

2024年，日本的国际入境旅游人数将达到3690万人次，而2012年仅为840万人次。京都等旅游目的地感受到了这种压力，东京的普通民众也同样如此。其实在街头上看到的很多人，他们并非日本的永久居民。

但旅游业并非全部原因。日本人还面临着其他方面的变化，例如遍布各地的便利店（正面临劳动力短缺）中外籍员工的涌入。其中一个较为显著的社会转变是混血日本人（日语是“hafu” ）的日益增多，尤其是在体育和娱乐等领域。

尽管社会对混血日本人的接受度有所提高，但许多日本人仍在苦苦思索“何为日本人”这一根本问题。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答案在于种族。在这些日本人眼中，即使你出生并生活在这里，但如果你看起来不像日本人，你就无法真正融入他们。

这种情绪反过来又引发了关于“双重国籍”的争论。对于一个人口结构严峻的国家来说，允许公民持有多个护照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目前，法律原则上要求拥有双重国籍的人在22岁之前选择其中一个国籍，但实际上这条规定几乎从未被严格执行过。

然而，现在这已成为一个问题，日本民族主义者呼吁严厉打击双重国籍，理由是那些忠诚度存疑的日本护照持有者可能会身居政府要职，他们却忽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即要求进入议会的人放弃其外国国籍（澳大利亚就采用了这种做法）。

其他不满涉及外国犯罪分子或外国人滥用日本福利制度等问题。这些说法并非毫无根据，但往往会被网络放大，并被煽动者和挑衅者夸大其词。

这些夸大其词的言论会传到本已对生活成本上涨和经济机会减少感到不满的当地居民耳中，并为他们提供发泄不满的对象。我们在其他地方也看到过类似的情况。

事实上，日本并非是唯一一个出现反移民浪潮的国家。同样的情绪也促成了欧洲极右势力的复兴，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特朗普在美国的崛起。就连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样的传统“大熔炉”国家也出现了反移民抗议活动。但两者之间存在着关键区别。

以澳大利亚为例，该国在截至2023年6月30日的一年中净移民人数达到创纪录的53.6万人，约占当年2670万人口的2%，由此引发了抗议活动。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日本2023年的净移民人数为17.5万人，约占其1.244亿人口的0.14%。而且，澳大利亚面临的人口结构问题远不及日本。

简而言之，日本在人口结构尚未出现显著变化之前，就已经开始抵制移民。到2025年，外国居民仅占日本总人口的3.2%，而这一比例还在上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总人口的快速下降。到2024年，澳大利亚约有31.5%的人口出生于海外。

正如前文所述，这种反弹有助于解释日本最新极右翼政党“参政党”崛起。该党以“日本优先”为纲领，在今年的选举中出人意料地表现出色。为了应对这一崛起，执政的自民党（LDP）——该党在过去70年中大部分时间里之所以能够执政，部分原因在于其能够把握政治风向——也开始向右翼靠拢。

反对外国移民的舆论下，签证费也上涨。在某些情况下，费用可能会增加十倍。虽然这将使签证费与其他发达经济体持平，但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经济体的平均工资要高得多。

签证费的具体数额尚未确定，但一项将签证续签费用提高十倍至10万日元的提案，将使这笔费用大约相当于入门级工人月薪的一半。鉴于日本的薪资水平本就缺乏竞争力，这可能会使企业更难找到对维持养老、建筑和物流等行业运转至关重要的低薪外国工人。

人口下降意味着人口老龄化，进而导致养老金和医疗保健费用负担加重。日本未来可能面临每位65岁以上老人仅有1.5名劳动人口的局面。这将给政府和家庭财政带来巨大压力，预计到2040年将难以承受。与此同时，这种压力也将限制政府在其他方面的支出能力。

人口下降也意味着农村地区空心化，城镇衰落，公共服务匮乏，城市过度集中。日本已有900万栋废弃房屋，鬼城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这对农业造成了严重影响。此外，这也意味着老年人孤独感加剧，以及日益严重的痴呆症危机。

人口下降已经给日本小型企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如今，由于缺乏继承人，许多小型企业面临倒闭。这意味着服务、技能、传统和文化资产的流失。

人口下降也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日本越来越难以满足其“征兵”需求，并且面临财政限制，这使得国防经费的筹集更加困难。

鉴于日本对外部移民的抵触情绪，讨论往往聚焦于如何解决其总和生育率问题。日本的总生育率在2024年跌至1.15的低点。日本政府通常政策是推行鼓励生育的政策。日本还在采取其他措施，提高退休年龄便是其中之一。

如果劳动年龄人口正在下降，那么重新定义“劳动年龄”就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在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的情况下。日本政府目前鼓励企业继续雇用愿意工作的员工至70岁，一些企业也正在这样做。预计这一趋势将会加速发展，政府或许会出台针对老年员工及其雇主的税收优惠政策。

可能有人会问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又如何呢？它们的作用日益凸显。问题在于，真正意义上的突破可能来得太晚，而日本的危机又过于严峻，因此这种解决方案可能并不及时。大型企业或许能够大规模采用这些技术，但考虑到目前机器人成本和可靠性问题，很难想象小型企业会在短期内做到这一点。

这并非意味着日本应该大举引进移民，这在现实上都不可行。即便日本有意为之，也无能为力。工资停滞不前，高税收和日元疲软加剧了这一问题，再加上语言障碍、令人窒息的职场文化（即极端的集体主义）以及融入社会的种种挑战，日本对移民的吸引力日益下降。

高市早苗一直强调“日本已经复兴”，并试图展现其在区域经济和安全领域的领导地位，而严峻的人口形势，则可能直接制约高市力图复兴日本军事和国力的所有企图。

毕竟要运筹和介入任何的军事冲突，都需要广泛的人口基数和庞大的兵源，在本地年气人枯竭，而本国工作环境对国外人士没有吸引力的背景下，妄谈“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本质上就是一种幽默的笑话。

文｜王英良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FT中文网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