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景山西侧的“中南海”是中央机关和国家领导人的办公地点，这里守卫森严，对普通人而言，大致相当于古代的紫禁城。
一九四九年六月，毛主席从香山别墅搬进了中南海的菊香书屋。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间，每一年都有不少“老乡”，万里迢迢地从全国各地赶到北京城来。
毛主席向来亲民，喜欢与群众打成一片，因此不管来者为了托情，还是为了叙旧，他都会自掏腰包盛情款待。
但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毛主席独自搬进了中南海“游泳池”。由于健康问题，他慢慢地开始“闭门谢客”，就连亲生女儿和妻子都很难见上他一面。普通的“老乡”，更是没有机会见到他了。
一九七五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主席人生中度过的最后一个生日，这一年的春天，他刚刚做了白内障手术，眼睛重见光明后，他心情也好了起来。
生日当天早上，毛主席刚与两个女儿见过面，中午一起吃了顿午饭。饭后他就像往常一样，打算去午睡一会儿。不料刚刚躺下，侍卫突然捧着竹篮子走进门说，有一个中年农妇请求与他见面。
侍卫提到的这个农妇，年纪大约四十岁。当她出现在中南海门前的时候，身上穿着带补丁的棉衣棉裤，头顶戴了一块脏兮兮的头巾，右手挎着一个盖有红布的竹篮。
这个农妇在中南海门前转悠了很久，侍卫随即上前问她是干什么的，结果她就说自己毛主席的“老熟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每一年都有很多人上北京找毛主席。他们中有一些人真的是毛主席的“乡亲”，而另一些人，则根本与毛主席“八竿子打不着”。
为了见毛主席的面，这些人往往谎称与他“沾亲带故”，但是事实上他们只是来找毛主席借钱、找工作，或者“告状”的。还有一些人更过分，居然冒充毛主席失散在民间的亲人。
想到这里，侍卫不禁再一次上下打量眼前的农妇。心中暗忖：这人说是主席的“老熟人”，可是瞧她的年纪，毛主席在打天下的时候，她可能还流着鼻涕呢！
侍卫越发觉得她是个骗子，想打发她走，但是农妇非但不走，反而把手上拎的竹篮硬塞进侍卫的怀里，叫他交给毛主席，她说毛主席一看就懂了。
侍卫不肯同意，她就要扯起嗓子在门前大喊大叫。于是侍卫只能拎着竹篮，硬着头皮去找毛主席汇报，为什么说是“硬着头皮”去找毛主席汇报呢？
原来，当年毛主席的作息习惯与常人不一样，喜欢在夜里工作，白天睡觉。毛主席睡“倒磕睡”这个习惯，具体是从哪一年养成的已不可考，但是这个习惯至少在四十年代中期已经形成。
当年中央机关在西柏坡办公的时候，这个习惯还成功帮助毛主席躲过了一次“暗杀”。所以到了解放以后，毛主席依旧没有改变他的作息时间。
毛主席在白天睡觉，不喜欢别人打扰。五十年代的某一天，李银桥就因为在他午休的时候，跑到书屋外面打闹被批评过。
这也是为什么中南海的侍卫们，一开始不想帮农妇传话的原因。不过农妇吵闹起来，这件事总归会被毛主席知道，所以侍卫只有拎着篮子进去汇报。
这一次，他们比较幸运，毛主席的午睡虽然被打断了，可是当他看到那个竹篮子的时候并没有生气，反而很激动地让人赶紧把门外的农妇请进来。
原来，毛主席真的和这个农妇是“老熟人”，而这个农妇名字叫“樱子”。毛主席和“樱子”相识的地点是在“西柏坡”。这件事情缘起于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四十万大军进攻延安。
当时中央机关从陕北撤退之后，辗转来到了河北省平顶山的西柏坡，打算把当地打造成了我党最后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平顶山是“白毛女”的家乡，从二十年代起，当地的人民就因为不堪土豪劣绅的压迫，在红军组织下闹起了革命。
到了三十年代抗战爆发的时候，当地的男青年纷纷扛起枪杆，参加了八路军，女青年留在家乡耕田种地。
因为这个原因，《新华日报》等报纸给平顶山做过一篇专题报道，介绍当地群众工作的情况，所以当地一直在我军中非常有名。平顶山不但革命的群众基础好，这一带的土地也很肥沃。
一九四七年五月，中央工委率先进驻了平顶山的西柏坡。西柏坡在平顶山的中部，是一个三面环山一面靠河的小山村，村里只有七、八十户人家。
由于抗战时期，敌寇在当地实行“三光政策”，烧毁了大片的房屋，所以一九四八年七月毛主席的时候，相关部门就先派人拉了好大几车木头过去修房子。
但是事实上毛主席最后住的房子，还是当地一个农家的小院。只是在入住之前，找行政科的同志把房间随意粉刷了一下，又找了一根木头立在院子中间，加固房梁。
院子里面还有农民的猪圈、鸡窝，毛主席都不让工作人员动，他说将来我们搬走了，农民们还可以继续用。
毛主席一向喜欢和群众打成一片，来到西柏坡后，一有空就会到村头田间转转，看一看农民们是怎样种地的。有一次，他还意外地发现当地人不懂种稻子插秧的办法，于是手把手地教给农民。
中央机关来西柏坡后，经常在当地放电影。一开始是机关放电影，干部和农民一起去看，后来觉得太挤了，就改成给机关放一场，再给农民放一场，两边轮着来，当时的百姓对此十分满意。
要和西柏坡的村民们打交道，就不得不认识村里的实际负责人。我们前面提到的“樱子”，就是当时西柏坡村里老支书的女儿。说起“樱子”和毛主席相识的过程，还颇有一点趣味。
我们都知道，毛主席一向反感请客、送礼。很早就在我军中提出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我们的战士绝对“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可是毛主席和“樱子”的相识，就是从“送礼”开始的。
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毛主席到田间考察的时候，都发生在他在西柏坡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
最初，毛主席刚到西柏坡的时候，由于公务繁忙，根本来不及与村民接触。村里的老支书听说中央来了这么大一个官，就想找个机会去见上一面，趁机套个近乎。
可是找个什么理由过去呢？支书暗想：毛主席每天都这么忙，自己也没有什么正经事，无缘无故去打扰他工作，多不好啊。
这个时候，支书看见自己的十一岁的女儿“樱子”正在门前玩耍，于是灵机一动，拿来一筐红枣，就让女儿晚上给毛主席送过去，顺便替自己问一声好。
到了傍晚，小“樱子”果然挎着一篮子红枣，大大方方地闯进农家小院，去给毛主席“送礼”了。当时毛主席看到一个小姑娘来给自己“送礼”，感到十分惊奇。
当时李讷8岁，一直跟在毛主席的身边。“樱子”比李讷大了三岁，但是由于长期营养不良，个子瘦小，看上去和李讷一般大。
毛主席看“樱子”懂事乖巧，不忍心拒绝她的好意，于是就破例收下了那一篮红枣，还和她聊了一会儿天。
后来，“樱子”和毛主席告别，走到门前突然又退了回来。她对毛席说：“我是来送红枣的，篮子不送。”毛主席听完，顿时就被她逗笑了。一九四九年开国大典，“樱子”的父亲接到邀请去了北京。
临出门前，“樱子”托父亲给毛主席再捎上一篮红枣，用的还是原来那个竹篮。毛主席看到篮子就想起了“樱子”，于是派人把她也接到了天安门，一起观看了开国大典。
毛主席离开西柏坡后，一直对这个地方的人民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后来他在五十年代，曾经多次派人去考察西柏坡，还把当地农民送到外地学习水稻的种植技术。
一九五七年，当地要修一个水库，因此必须把西柏坡村的村民全部迁走。有一些老人不想离开家乡，就上书到北京，毛主席也满足他们的需求，派人在附近的高岗旱岭上建房，把他们安置好。
一九六〇年，二十四岁的“樱子”出嫁到了北京延庆县一个贫困村，后来为了生活，还带着当初那一只竹篮到北京卖过几次鸡蛋，但是没好意思去找毛主席。
一九七二年前后，“樱子”的父亲被人打成重伤，不久就去世了。临走之前，他叮嘱女儿一定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
生活的挫折让“樱子”早已失去了勇气，她再也不可能像当年那个十一岁的小姑娘一样横冲直撞，不管不顾地拎着竹篮去面见毛主席。
于是见毛主席这件事，又延后了三年。到了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毛主席八十二岁生日这天，“樱子”终于鼓起勇气找了过来。毛主席见到“樱子”非常开心，马上招呼她就座。
可是“樱子”见到毛主席后，却马上跪到了地上。毛主席扶起“樱子”，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樱子”只是说父亲已经去世了，走之前让自己到北京去探望他老人家。
毛主席问她当地人的生活好不好，“樱子”想了想，回答说：“说实话，农村的生活很不好。”但是更多的话，她却不肯再说。
两人聊了一阵子后，“樱子”感觉毛主席很累了，于是不舍地起身与他告辞。毛主席见状就说：“别走，别走”。
“樱子”走到门边，想起自己又忘了拿篮子，于是掉头走到毛主席身边说：“主席，我又回来了”。毛主席很高兴，以为她还要对自己讲一些民间的情况，于是就说：“你还讲，还讲。”
“樱子”摇了摇头说，“我没有什么要讲的了。”毛主席沉默了一阵，从篮子里拿出了一个她带来的山楂，咬了一口说：“酸”。
那是“樱子”最后一次见毛主席，临别的时候，她像多年前一样，带走了装“礼物”的竹篮。当时她还想着，将来有机会，还要上北京给毛主席“送礼”，可是没想到这一走就是永别。
“樱子”后来被西柏坡当地的人称为“樱娘”，据说八十年代以后，她在当地开了一个养殖场，生意很红火，有一次她还当过国庆观礼代表。毛主席对“樱子”的感情，实际上是他对西柏坡人民的感情。
四十年代末，毛主席虽然只在西柏坡生活了三百多天。但是他在那里指挥了三大战役，率领人民军队，彻底打垮了国民党，迎来了全中国的解放。
毛主席对西柏坡人民的情感，同时也是他对全国人民感情的一个真实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