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李鸿章面对美国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内心感慨万分，说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所谓“大变局”，就在于西方已经工业化，中国还处于农业时代，世道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因此中国面临三千年大变局，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显性丛林法则主导下的殖民时代，如果说在工业化中前期，农业国家还有一些反抗力量，那么在工业化成熟阶段，农业国家就很难反抗了，就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因此，近代以来的主题之一是“救亡图存”，这是一个极其卑微的要求，就仅仅希望种族存续下来。

那么，如何才能“救亡图存”呢？答案很简单，就是“工业化”。1931年，斯大林惊人地准确预言道：“我们比发达国家落后五十年到一百年。我们必须在十年内弥补差距，如果达不成目标，我们就会被淘汰。”此后，苏联与时间赛跑，强行推行工业化，最终取得了成功。

问题在于：既然答案如此明显，想要救亡图存就要工业化，那么蒋介石政府为何没有什么工业化成果？其中问题自然非常复杂，比如当时中国缺乏自主权、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外国商品倾销等，但税收才是真正的核心问题，因此蒋介石政府才被批为“买办政府”。

商朝西周，中国王室收入以井田制为主，几户共耕一块“公田”，而公田的收入归王室，同时辅以一些贡赋。但铁制农具出现后，拓荒和兴修水利能力上升，于是出现大量私自开垦的“私田”，不用交税，生产力的变化导致生产关系要跟着改变，否则王室就收不上税，所以战国列强纷纷变法，就是调整生产关系，其中关键之一是收取田税。

秦代之后，中国古代王朝一般以田税为主，盐税、茶税等为辅。到了近代之后，社会又发生了巨变，当然因为内外交困、割地赔款等原因，这种巨变是不健康的，于是晚清税收以关税、厘金为主，其中厘金是设卡征收商业税，但针对的是国内商品，从1853年一直延续到1931年。

民国之后，继续沿用清朝税收系统，税收主要收入还是关税、厘金等。其中，清朝厘金由地方征收，上缴中央的比例较低，有些地方只上缴20%，民国军阀割据之后上缴比例更低，经常不上缴。1928年，南京民国政府宣布厘金收归中央、田税划归地方，但没什么用，很多地方军阀并不上缴厘金和田税。

其实，地方军阀之所以是军阀，肯定要有相应财政来源，地方上的厘金、田税等是其重要收入，怎么可能上缴中央？因此，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只能靠“关税”。

1912-1927年，北洋政府时期，关税收入常年超过财政收入的50%，不过盐税收入一度上升，甚至1913年盐税曾短暂超过关税，但此后关税重新成为主导税源。

1927-1937年，南京民国政府时期，历史上的“黄金十年”，关税收入占比在中央财政收入的60%左右。这一时期，关税、盐税、统税三大间接税合计占比常超过90%，但其中关税独占约60%，是绝对的大头。抗战时期，因为东部沦丧，导致关税收入锐减，但战后再次成为核心税源。

因此，从晚清到民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核心来源，主要就是靠关税，辅以盐税等，地方上靠田税、厘金等。到了民国，因为军阀混战，地方截留就更为严重，乃至部分地区一文都不上缴中央，因此就更依赖关税了。

工业化对一个国家非常关键，否则面对工业化国家的侵略、往往就钢少气多的靠人命堆，抗日战争伤亡那么惨重也是因为如此，现代中东阿拉伯国家打不过以色列，其中一个核心就是以色列是工业国家，阿拉伯却不是，因此现代还没工业化的国家、其内心应该是悲凉的。

问题在于：既然工业化如此重要，且又面临日本侵略危机，那么蒋介石政府为何不大力工业化？不说像斯大林那样，即便只有苏联的10%也很可观，但事实却没有，背后原因何在呢？答案很简单，上述税收情况决定了蒋介石政府很难有动力发展工业化！

所谓关税是对进出口商品收税，其中从晚清到民国时期，相比其他国家的关税，中国关税税率一直较低。其实，中国想要提高关税，西方列强也不会答应的。

在进口关税上，就是对西方工业品进入中国的环节征税，背后事实非常残酷，即：西方工业品出口到中国越多，国府关税收入越高、财政就越宽裕，西方与国府一荣俱荣，两者利益一致。可见，对国府来说：进口西方工业品越多，财政收入越高。

因此，蒋介石政府的财政来源，导致其缺乏发展民族工业的动力，更倾向于维持作为外国商品代理人的角色。而蒋介石又纵容买办阶层通过垄断贸易、走私和操控市场的行为，进一步加深了经济上的依附性，也就更难工业化。

乃至，当时国府高官充当西方资本代言人，纷纷打压民族工业。因为孔祥熙等高官代理西方商品，那么是不是西方商品卖的越多、他们收入越高？所以，当国府资源委员会需要外汇购买设备时，孔祥熙却将大量外汇据为己有，导致工业现代化寸步难行；还有，宋子文的名言“发公债不如发钞票”道出了对实业发展的蔑视，以至时人痛骂国府“他们是中国工业化的最大敌人”。

总之，蒋介石政府的财政来源，决定了其很难有动力发展工业化（以及，政治上的依附西方，反过来更不可能发展工业化与西方竞争，从而得罪西方）；同时，因为关税税率较低，导致外国商品倾销，以及高官充当西方商品代言人，主动打压民族工业，于是民间资本也就更缺少发展工业的空间。

综上，民国时期的中国工业化的确面临很多困难，但不是没有破解之道，就是瞄准工业化的目标，像新中国那样克服一些困难，慢慢就有一些工业化成果。但蒋介石政府没有这么做，选择的是依赖关税，继续充当外国资本的代言人，放纵打压民族工业，这样如何能搞工业化，如何抵抗日本侵略！

最后，蒋介石的御用马屁之一蒋廷黻，有一个“蒋廷黻之问”，煞有介事的探讨中国能不能工业化的问题，指出中国一大堆劣根性，却在提问时看不到依赖关税对中国工业化打击的这一事实。当然，新中国后的工业化之路，以事实证明摒弃民国那一套，中国人可以工业化，而且可以做到比西方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