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天宝六年（747年），一代理财能臣杨慎矜被赐自尽，其兄弟杨慎名、杨慎馀一同遇难，家族被抄没，亲友牵连者达十余族，一场震动朝野的冤案就此落幕。史载此案主谋为奸相李林甫与御史中丞王鉷，杨国忠仅以侍御史身份参与审讯，似乎只是被动卷入。但细究二人早年履历、权力轨迹的交集，以及杨国忠后来的崛起逻辑，一个耐人寻味的推测逐渐浮现：杨慎矜与杨国忠早年或许存在不为外人知的密谋，而杨国忠为自保避祸、独揽权柄，最终选择提前下手陷害杨慎矜，以绝后患。

要探究二人是否可能存在密谋，首先需梳理他们早年的交集与共同的利益诉求。杨慎矜出身显赫，为隋炀帝杨广玄孙，其父杨崇礼曾任太府卿二十年，清廉干练，深得玄宗信任，“每岁勾剥省便出钱数百万贯”，将太府财货打理得井井有条，最终加银青光禄大夫、封弘农郡公，九十余岁才致仕离世，这份恩宠也为杨慎矜的仕途奠定了坚实基础（据《旧唐书·杨慎矜传》记载：“崇礼在太府二十年，每岁勾剥省便出钱数百万贯，以资国用，人亦不以为欺，累迁至户部尚书、太子少保，封弘农郡公，年老致仕”）。杨慎矜承袭父风，初仕汝阳令便颇有政声，其父卸任后，玄宗命宰臣在其兄弟中遴选继任太府相关职务者，宰臣力荐杨慎矜，他因此被拜为监察御史，知太府出纳，彻底承袭父业。凭借严谨干练的作风，他对诸州输纳物资验核极严，“稍有水清伤破及色下者，皆令本州征折估钱，转市轻货”上输，虽加重了百姓负担，却极大充盈了国库，也因此“以勾剥财物争行进奉而致恩顾”（出自《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一》）。天宝二年，他晋升谏议大夫兼侍御史，依旧执掌太府出纳，后投靠李林甫，被擢升为御史中丞、充诸道铸钱使，还奉命监视韦坚并参与构陷，天宝五年又迁户部侍郎，权位日渐鼎盛（《旧唐书·杨慎矜传》载：“天宝二年，迁谏议大夫，兼侍御史，知太府出纳。五年，迁户部侍郎，仍兼御史中丞，专知度支事”）。此时的他已是朝堂上炙手可热的财政重臣，却也与李林甫、王鉷等权贵形成复杂的制衡关系，既有合作，亦有难以调和的潜在隔阂，这也成为他寻求盟友的重要诱因。

再看杨国忠，其早年落魄潦倒，在杨玉环得宠前始终郁郁不得志，直至天宝四年（745年）八月，杨玉环受封贵妃，杨家一跃成为朝中最显赫的外戚，杨国忠才借这层远亲关系获得转机。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渴望攀附杨家以谋求升迁，经鲜于仲通举荐，结识了伶牙俐齿的杨国忠，委任其为推官，赠予重金厚礼，派他以进献蜀地春绨为名前往长安疏通关系（《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一》记载：“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与李林甫相结，恨杨慎矜，遣人遗其故人长安尉崔圆金数百两，使求其过失，圆辞不受。兼琼怒，谓所亲曰：‘我有一故人，姓杨，名国忠，今在蜀，可使召之，令其入长安，必能报我仇。’遂召国忠至成都，以为推官，使献春绨于京师”）。抵达长安后，杨国忠先拜会虢国夫人，再经其引见见到杨贵妃，凭借同宗之谊获得杨贵妃在玄宗面前的美言，不久便被任命为金吾兵曹参军，虽为低阶官职，却拥有皇宫出入权，为其积累人脉提供了便利（《旧唐书·杨国忠传》载：“贵妃姊虢国夫人，国忠与之私，于禁中呼为‘阿舅’。由是骤迁金吾兵曹参军、闲厩判官”）。相较于根基深厚、才华出众且已执掌财政大权的杨慎矜，杨国忠早年在朝堂上毫无优势，想要快速崛起，必须依附权贵、寻找盟友。而杨慎矜此时虽受玄宗宠信，但处境实则极为微妙：他虽投靠李林甫得以晋升，却并非李林甫心腹，且随着权位渐盛已遭李林甫忌惮，李林甫甚至特意引荐王鉷为御史中丞以牵制他；他与表侄王鉷的矛盾更是由来已久，二人少年时交好，杨慎矜曾举荐王鉷进入御史台，对其有知遇之恩，但王鉷升官后，杨慎矜仍以长辈自居、直呼其名，还曾泄露王鉷母亲出身低贱的隐私，加之杨慎矜秉公处理王鉷职田犯错之事，二人嫌隙日益加深，王鉷早已心怀报复之心（《旧唐书·王鉷传》载：“鉷与杨慎矜亲表兄弟，慎矜与鉷父瑨中外合亲，故与鉷狎近。及慎矜迁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鉷为御史中丞，同列，慎矜犹以长辈呼之，鉷颇衔之”）；更致命的是，他身为隋朝皇室后裔，这一身份始终是悬在头顶的利剑，玄宗晚年多疑，最忌惮前朝皇室后裔图谋不轨，一旦被人抓住把柄，便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这种处境下，杨慎矜也需要寻找潜在的助力，而杨国忠的出现恰好提供了一种可能。杨国忠虽出身低微，但背后有杨贵妃这一坚实靠山，且其为人狡黠、野心勃勃，擅长钻营算计，与杨慎矜形成了鲜明的互补：杨慎矜有才华、有权势根基但缺乏稳固的后宫支撑，且身份敏感；杨国忠有后宫靠山但缺乏朝堂资历与实权，亟需借助杨慎矜的资源提升地位。二人早年或许曾在私下达成默契，形成隐秘的密谋同盟——杨慎矜利用自己的职权与影响力，为杨国忠铺路搭桥，帮助其快速晋升、积累实力；杨国忠则凭借杨贵妃的关系，为杨慎矜周旋于后宫与玄宗之间，庇护其敏感身份，同时充当他的“眼线”，留意李林甫、王鉷等人的动向，共同应对朝堂上的权力倾轧。

这种密谋并非无迹可寻，结合《旧唐书》《资治通鉴》及相关地方志史料记载，杨慎矜案发的导火索，有着更为详实的细节支撑，也间接印证了他与杨国忠的隐秘牵扯。杨慎矜素来迷信谶纬之术，常与还俗僧人史敬忠交往，二人频繁私下推演星象、谈论谶书，史敬忠甚至曾劝他“天下将乱，宜早作打算”（《旧唐书·杨慎矜传》载：“慎矜与还俗僧史敬忠善，敬忠有秘术，慎矜引以为谋主，言于慎矜曰：‘天下将乱，公为隋室后裔，当早图之’”）。案发前夕，杨慎矜因宠爱侍妾明珠，见史敬忠对其有意，便将明珠赠予史敬忠，不料二人路过杨贵妃姐姐府邸时，明珠被杨贵妃姐姐看中强留，后又被送入宫中，得到玄宗宠幸。一次闲谈中，玄宗问及明珠来历，明珠无意间泄露了史敬忠与杨慎矜私下谈论谶纬、推演星象之事，玄宗震怒却未立即发作，而这一消息率先传到了杨国忠耳中（《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二》记载：“慎矜有侍妾明珠，色美，敬忠屡目之，慎矜即以遗敬忠。敬忠与明珠狎昵，路过贵妃姊虢国夫人宅，为夫人所留，宴饮竟日，明珠窃以慎矜与敬忠所言告夫人，夫人告于玄宗”）。诡异的是，杨国忠得知后，并未选择置身事外，反而第一时间将此事暗中告知了与杨慎矜有深仇大恨的王鉷，成为王鉷与李林甫构陷杨慎矜的关键突破口。若二人毫无交集、毫无隐秘牵扯，杨国忠为何会如此积极地推动此事发酵？要知道，谈论谶纬在当时属于大忌，一旦牵连过广，他自身也可能引火烧身。合理的推测是，杨国忠早已知晓杨慎矜的诸多隐秘，甚至可能参与过其中部分谋划——包括杨慎矜与史敬忠谈论谶书、担忧自身安危而谋划避居临汝等事，而这些谋划一旦暴露，不仅杨慎矜会身败名裂，与之结盟的杨国忠也会被牵连其中，落得同样的下场。毕竟，杨国忠此时虽已崭露头角，但根基未稳，绝不敢冒被贴上“谋逆同党”标签的风险，提前出卖杨慎矜，实则是他自保的第一步。

杨国忠陷害杨慎矜，本质上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自保与夺权之举，而“怕密谋被发现”正是其核心动机，再叠加权力野心的驱使，最终促使他下定决心提前下手。彼时，杨国忠已借助杨贵妃的势力与杨慎矜的暗中扶持，逐步站稳脚跟，且与李林甫、王鉷的关系日益微妙：他既依附李林甫，又暗中积蓄力量，觊觎更高的权力；与王鉷虽表面友善，实则互相提防，都想借助李林甫的势力打压对方。而杨慎矜的存在，对杨国忠而言早已不是盟友，而是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

一方面，杨慎矜的身份敏感且手握重权，与他的密谋一旦泄露，杨国忠将难以脱身。杨慎矜身为隋朝后裔，私下谈论谶书、推演星象，本身就触犯了玄宗的大忌——玄宗晚年多疑，最忌惮有人觊觎皇权，尤其忌惮前朝皇室后裔图谋复辟，而杨慎矜的这些行为，一旦被揭发，必然会被定为“谋逆”重罪。更关键的是，史料明确记载，杨慎矜与史敬忠的交往极为隐秘，除了亲近之人外极少有人知晓，明珠泄露的消息之所以能率先传到杨国忠耳中，绝非偶然，这进一步佐证了杨国忠早已介入杨慎矜的隐秘圈子，甚至可能参与其中（据《新唐书·杨慎矜传》补充：“国忠素与慎矜有隙，闻之，喜，遂告王鉷，欲共构之”，此处“有隙”或为掩人耳目之说，实则暗含早年隐秘牵扯）。杨国忠深知，自己与杨慎矜的早年密谋，无论是暗中勾结、互相扶持，还是参与过相关谋划，只要被人揭发，即便他有杨贵妃撑腰，也难以挽回局面，轻则被罢官流放，重则身首异处。更让他担忧的是，王鉷与杨慎矜矛盾极深，且在李林甫的授意下一直暗中监视杨慎矜，早已掌握了不少把柄，若王鉷先一步发现他与杨慎矜的密谋，必然会借机将他一同构陷，届时他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此外，杨国忠此时正处于仕途上升期，天宝五年至六年期间，他从监察御史一路晋升至度支员外郎兼侍御史，不到一年便身兼十五余职（《旧唐书·杨国忠传》载：“天宝五年，迁度支员外郎，兼侍御史，监水陆运及司农、出纳钱物，仍领剑南节度支度营田等使，俄又兼山南西道采访处置使，所领使职凡十五余，宠幸日甚”），亟需摆脱“依附杨慎矜”的标签，更需避免被杨慎矜的敏感身份拖累，除掉杨慎矜，便是他斩断隐患、自保求进的最佳选择。

另一方面，陷害杨慎矜，也是杨国忠清除障碍、讨好李林甫、独揽相关权力的绝佳机会，这一动机在史料细节中有着明确体现。杨慎矜擅长理财，长期执掌太府、诸道铸钱使、水陆转运使等职，掌控着朝廷的财政大权，而杨国忠早已觊觎这一领域——他深知，掌控财政是积累实力、获得玄宗宠信的关键，这一点从他后来极力谋求太府卿一职、专司钱粮管理便能看出（《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二》载：“杨慎矜死，杨国忠权愈盛，求兼领太府卿，玄宗许之”）。而李林甫早已嫉妒杨慎矜的才华与玄宗的宠信，想要除掉杨慎矜却一直缺乏合适的契机，杨国忠主动将杨慎矜的隐秘告知王鉷，推动李林甫、王鉷构陷杨慎矜，既能讨好李林甫，获得李林甫的进一步信任与扶持，又能借李林甫之手除掉杨慎矜这一竞争对手，一举两得。此外，史料记载，杨慎矜死后，其掌控的财政职权逐渐被王鉷与杨国忠瓜分，杨国忠借此机会逐步渗透到财政领域，积累了雄厚的实力，为后来取代李林甫、身兼四十余职、独揽大权奠定了基础（《旧唐书·杨国忠传》载：“慎矜伏诛，国忠权愈盛，领十五使，恩幸莫比”）。更值得注意的是，杨国忠此时与王鉷虽表面友善，实则互相提防，二人都想借助李林甫的势力打压对方，除掉杨慎矜后，王鉷虽暂时获得部分职权，却也因失去共同的“敌人”而逐渐暴露破绽，这也为杨国忠后来除掉王鉷、独吞权力埋下了伏笔（天宝十一年，杨国忠构陷王鉷谋反，王鉷被杀，其职权尽归杨国忠，据《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三》记载），可见杨国忠陷害杨慎矜，早已是其长远夺权计划中的重要一步。

从案发过程来看，杨国忠的参与绝非被动，而是全程主动推动，尽显其狠辣与狡诈，史料中记载的审讯细节更是直接印证了他的动机。在李林甫令人揭发杨慎矜后，玄宗震怒，下令刑部尚书萧隐之、大理卿、杨国忠等人共同审讯，还特意派酷吏吉温前往洛阳收捕杨慎矜兄弟、前往汝州收捕史敬忠回京作证（《旧唐书·杨慎矜传》载：“玄宗震怒，下敕令刑部尚书萧隐之、大理卿李道邃、侍御史杨国忠、殿中侍御史卢铉同鞫之，又使吉温往洛阳收捕慎矜兄弟”）。杨国忠在审讯中极为积极，主动与吉温、卢铉等酷吏勾结，罗织罪名、严刑逼供，即便搜查杨慎矜家宅时未找到确凿的谶书证据，也不惜伪造谶书，将其藏在杨家嫁祸，逼迫杨慎矜认罪伏法（《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二》记载：“铉收慎矜家，得谶书，云‘杨氏当王’，遂诬慎矜谋反。慎矜自诬服，上怒，赐慎矜自尽，慎名、慎馀并杖死”）。他深知，只有让杨慎矜尽快被定罪处死，才能彻底掩盖二人早年的密谋，断绝一切后患——毕竟，史敬忠被抓捕后若严刑拷打，很可能会供出更多与杨慎矜相关的隐秘，甚至牵扯出自己。最终，在杨国忠等人的极力构陷下，天宝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玄宗下诏令杨慎矜兄弟三人自尽，家族被抄没，相关亲友牵连者达五六人，皆被流配远郡，一场千古冤案尘埃落定（《旧唐书·玄宗纪下》载：“天宝六年十一月，户部侍郎杨慎矜及兄少府少监慎名、弟洛阳令慎馀，并以谋反伏诛”）。而杨国忠则因“揭发有功”“审讯得力”，进一步获得玄宗与李林甫的信任，官职一路攀升，很快便跻身朝堂重臣之列，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其夺权自保的目的也彻底达成。

当然，由于史料中并未明确记载二人早年存在密谋，以上推测均基于二人的履历、权力轨迹与案发细节的合理推演。史载杨慎矜之死，主流观点认为是李林甫嫉妒其才华、王鉷怨恨其傲慢而联手构陷的结果，杨国忠只是参与者而非主谋。但结合杨国忠后来的崛起逻辑与为人处世的风格——他一生野心勃勃、心狠手辣，为了权力不惜出卖盟友、构陷忠良，早年为了自保与夺权，提前陷害曾有密谋的杨慎矜，并非没有可能。

综上，杨慎矜与杨国忠早年虽无明确的密谋记载，但二人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与隐秘的交集，存在形成密谋同盟的客观条件。而杨国忠出于自保避祸（害怕密谋泄露被牵连）与独揽权柄的双重目的，提前下手，主动推动杨慎矜被构陷致死，既除掉了潜在的隐患，又为自己的崛起扫清了障碍，这一推测虽缺乏直接史料佐证，却与二人的人物性格、权力轨迹高度契合，也为这场千古冤案增添了一层更为复杂的权力博弈色彩。杨慎矜的悲剧，既是李林甫专权、官场倾轧的产物，或许也是他与杨国忠早年密谋埋下的恶果，最终沦为了杨国忠夺权之路的垫脚石，令人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