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崔桂忠

近日，南京博物院再度因文物流失疑云被推至舆论风口。

12月23日，江苏省委、省政府宣布成立由多部门组成的调查组，对南京博物院文物管理问题展开全面调查，承诺将依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并及时向社会公布。这回应了公众积压已久的追问，也折射出文物安全背后深层次的信任危机。

事件源于一名自称南博退休员工的男子长期实名举报，指原院长徐湖平涉嫌关联文物流失，尤其指出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曾以8800万元现身拍卖市场，而其最初被南博以“伪作”名义处置时仅作价6800元。自2010年起，举报人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却石沉大海，直至近日经媒体聚焦才重新引发广泛关注。南博方面此前回应称，该画作于1960年代经专家鉴定为“伪作”，并1990年代依规处置，看似程序完备，却在细节处疑点丛生，难以服众。

文物鉴定，从来不是一锤定音的“玄学”，而是需要与时俱进的科学。上世纪60年代依靠目鉴得出的 “伪作” 结论，放在科技检测手段日新月异的今天，本就该存一份“再审视”的审慎。书画的颜料成分、纸张年代、装裱工艺，如今皆可通过碳十四测年、高光谱成像等技术予以佐证，为何南博要将半个多世纪前的鉴定结论奉为圭臬？这背后，是对文物科学保护理念的漠视，还是对程序正义的轻慢？须知，博物馆馆藏文物，尤其是捐赠文物，承载的不仅是艺术价值，更是藏家对国家的托付。建立动态复核机制，让“旧鉴”经得起“新证”的检验，是文博机构的基本职责，更是对历史负责的应有态度。

程序合规，是文物处置不可逾越的红线。根据《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即便是确认赝品或重复品，处置时也需“谨慎处理”，履行报批程序，优先告知捐赠人或后人。然而，庞氏家族后人对《江南春》图卷的处置毫不知情，这种“绕过捐赠方”的操作，已然触碰了制度的底线。从封存库房封条被撕，到文物经关联商店低价外流高价拍卖的疑似链条，种种疑点指向的，或许不是简单的管理疏忽，而是系统性的权力寻租空间。当“鉴定”成为暗箱操作的幌子，当“程序”沦为掩盖猫腻的遮羞布，文物保护的堤坝，便会从内部被蛀空。

比文物流失更可怕的，是监督机制的失灵与体制的沉默。十七年举报路上，举报人遭遇的“纪委让找文旅厅，文旅厅电话无人接听”的踢皮球式应对，堪称对社会监督最沉重的打击。文物保护不是一家机构的“私事”，而是关乎民族记忆存续的“公事”。每一次对举报的漠视，都是对文化遗产的辜负；每一次“不了了之”的处理，都是在为下一场流失埋下伏笔。这种体制性的沉默，不仅挫伤了公民参与监督的热忱，更侵蚀了文博系统赖以生存的公信力。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动摇了文物捐赠制度的根基。翁万戈当年叹息“中国保护不了它们”的话语，在今天听来格外刺耳。藏家将世代珍藏捐给国家，凭的是一腔赤诚与一份信任。倘若捐赠文物可以被随意定性、悄然处置，未来谁还愿意将家族瑰宝托付给公共机构？当信任的桥梁坍塌，受损的将是整个文博事业的根基。文化自信，从来不是喊出来的口号，而是植根于每一件文物被妥善守护、每一份托付被郑重对待的实践之中。

如今，调查组的成立让公众看到了破局的希望。但公众期待的，从来不是“成立调查组”的姿态，而是一个彻底、透明、公正的调查过程，一个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江南春》图卷的命运，将成为一块标志性的试金石：检验我们守护文化遗产每个环节的决心，检验制度能否有效遏制文物领域的腐败，检验监督机制能否让正义不再迟到、让举报者不必再经历十七年煎熬。

对历史负责，就是对当下负责；守护文物，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南博事件必须水落石出，无论涉及何人、时隔多久——这不仅关乎一幅古画的市场价值，更关乎我们这代人能否肩负起历史责任，向祖先与后代交出合格答卷：我们真正守住了民族的文化根脉。

公众在等待，历史在见证。终极答案，必须用阳光来书写——让正义永不缺席，让信任得以重建。

☆ 本文作者简介：崔桂忠，曾任某部队政治委员，海军上校军衔。现任大连市旅顺口区委办公室一级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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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易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