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原因，我们已经听了太多太多。

这几年很多问题，我发现好多人都会归咎为人口太多。例如提到为什么工作难找，这时候就有人说了，这是因为人口太多导致的。

又比如，为什么当年要计生啊，还是因为人口太多了，不控制生育，社会负担太沉重，经济就很难发展。

再比如，今天工资不高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当然也是因为人口太多。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口多变成了万能神药，可以堵住任何问题。但就是这种万能神药，至今还有不少人深信不疑。

当我们深入分析国内工资形成机制的多维结构时，就会发现把工资低归为人口太多过于简单化，甚至反而掩盖了更为深层次的制度性、结构性问题。

人口数量固然是影响因素之一，但绝非决定性因素，更不是工资长期低迷的根本原因。

那国人工资不高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

首先就是劳动生产率低下。

工资水平从根本上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发达国家的工资之所以高，是因为其劳动生产率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我国长期不注重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这是导致工资低的根本原因。

1978年-2009年，我国劳动生产率提高了858.8%，年均增长7.6%，但整体水平仍然较低。许多产业和企业都集中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即“微笑曲线”的中间部分，主要从事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活动。

这种发展模式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低劳动生产率→低工资→低消费能力→依赖投资和出口→继续维持低端产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升。要打破这个循环，必须从提升劳动生产率入手，而这需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人力资本投资等多方面的系统性变革。

当然劳动生产率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毕竟和国人工资直接挂钩的，就是企业。

我们以上海为例，企业主付出6000块钱的成本，员工才有可能拿到2690元的工资，这背后当然也有社保的关系，但对企业来说，这就是硬性成本，同时员工实际到手收入也就不到3000元，所以这几年一些企业甚至敢明目张胆不给员工缴纳五险，本质上也是为了规避用人的高成本。

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员工本身的弱势。

在国内，员工的弱势其实超出我们的想象，尽管很多人可能已经习以为常了。就拿工价来说，2024年的时候有一个新闻，说的是17个工人在韩国锂电池厂遇难，后续报道说他们之所以去韩国工作，是因为那边工价一个小时有50元。

那么反观国内呢？我们就看宁德时代，这个全球最大的新能源电池一哥，可以说利润也是相当夸张的，但就是这么大的利润，宁德时代的工价有20元一个小时吗？

这意味着，即使我们的企业干到了全球第一，但我们的工价仍然很低，还不到韩国的一半。

工作待遇相比是这样，但如果是老板和老板相比，那就不是这样了，我国这些同类大厂的老板，其财富显然是秒杀韩国老板的。

换句话说，当劳动力市场被少数大企业主导的时候，这些企业拥有超强的工资设定权，就可以压低劳动者工资。

这种市场结构也导致了一个悖论，那就是大企业虽然在吸纳就业、稳定经济运行方面发挥着“就业稳定器”的作用，但当它们主导劳动力市场时，却并不利于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

更鲜明的例子是，这几年我们推动产业升级，国产新能源汽车、电池和无人机等新产业不断崛起，哪怕是放眼全球，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所有的这些成绩，有没有转化为工人收入的提高呢？

我看恐怕没有。

如果产业升级只是富了少数人的口袋，工人依然收入没有得到质的提高的话，那么这样的产业升级，其意义到底又在哪里？

对工人来说，只是换了一个工作环境，从电子厂转移到了汽车厂，仅此而已。

为什么大企业可以有这么大的议价权？究其根源，可能还是在于工会。

国外的工会，就拿日本来说吧，每年都会有一个工作和大企业之间的谈判机制，这个谈判就是看企业一年的利润有多少，以及愿意拿出多少来分给员工，以此来决定是否涨薪，经济好的时候，企业利润更多，工会就倾向于强硬索取更多薪资，当企业利润开始减少的时候，工会也愿意和企业一起度过难关。

而我们目前，还没有类似的机制，所以工人的薪资问题，几乎没有过“协商机制”。倒是欠薪问题，被“恶意”过不少。

最后我们还是要说到分配结构失衡。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呈持续下降态势。1995-2007年，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从51.4%持续降至39.7%，而资本所得占比则从36.3%持续升至46.1%。这种"利润侵蚀工资"的现象，反映了初次分配中资本与劳动力量对比的失衡。

一般来说，分配有三层机制，首先是企业赚到了钱，先交一部分税，然后自己留一部分，最后才是给员工的薪资。

而现在的问题是，企业越拿越多，员工越拿越少不说，劳动时间、无偿加班、35年职场门槛等问题还依然存在，这反而进一步导致了结构性的问题突出。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趋势至今仍未根本扭转。作为参照，主要国家包括美国的劳动报酬占比大约在70%左右，而我国最低时还不到40%。这种分配格局不仅压低了工资水平，还抑制了居民消费能力，使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形成了结构性失衡。

劳动立法不健全、社保体系不完善，进一步削弱了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在劳资博弈中，劳动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不得不接受较低的工资和收入报酬。虽然近年来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转移，劳动力市场上发生了有利于劳动者的变化，但制度性障碍仍然存在。

解决办法是什么呢？

其实已经呼之欲出了，那就是更健全的立法，以及真正具备可以和资方谈判的代表工人的工会出现。

如果没有这两点，我们能够指望企业主良心发现像胖东来那样主动涨薪吗？

坦白说，这太不切实际了。

在今天，我国灵活就业者群体已经越来越庞大，实事求是地说，这就更需要一个工会组织，去代表这些庞大的灵活就业者群体，去和平台型经济“博弈”，一份外卖订单到底需要多少配送费，一个网约车订单到底需要怎样的价格和抽成，这些不能够只让平台说了算，必须也要有劳方的充分参与才行。

如果人口数量真的是工资水平的决定性因素，那么我们应该观察到：随着人口增长率下降，工资水平必然上升。然而，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虽然我国人口增长率确实在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导致了劳动力供给从无限到有限的转变，但工资上涨并非自动发生，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

更重要的是，国际比较提供了反证。许多人口密度远高于我国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其工资水平却远高于我国。这也表明，人口数量与工资水平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

真正决定工资水平的是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制度环境等更为根本的因素。

总的来说，我国的工资问题根源在于深层次的结构性、制度性矛盾，而非单纯的人口数量。只有正视这些根本问题，采取系统性措施，才能真正提高劳动者收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end.

作者：罗sir，关心人、社会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