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六，广州火车站挤疯了。
我排了两天队才买到的硬座票，是回家过年的唯一指望。
可检票口旁边，我看到个脸色惨白的孕妇，牵着个小男孩。
她拿的是无座票，要站十几个小时回湖南。
“预产期下个月，孩子他爸回不来。”她眼泪直打转。
我脑袋一热，把座位票换给了她。
她愣了半天，最后塞给我一封信和一个地址。
“过了年要是还在广州，遇上难处就来找我。”
我压根没当回事。
可它却直接改变了我的人生......
01
广州火车站的人潮像煮沸的饺子锅，每个人都裹着厚厚的冬衣，脸上刻着归心似箭的焦灼。
2008年农历腊月二十六，我攥着那张排了整整两天队才买到的硬座票，手心都渗出了汗。
我叫孙永强，三十一岁，从河南驻马店来广州打工已经三年零四个月了。
背包里塞着给爹妈买的羊毛护膝，给媳妇王秀芝带的一条碎花裙子，还有给五岁女儿妞妞的会唱歌的洋娃娃——那是我在上下九步行街跟摊主磨了半个钟头才砍下二十块钱的。
三年没回家了。
上次见妞妞，她还只会摇摇晃晃走几步，现在电话里都能背《静夜思》了。
“永强啊，今年……能回来不？”十天前爹在电话里问，那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土墙那头飘过来的，带着小心翼翼的期盼。
我盯着手里刚发的两千八百块工资——老板说剩下的过年后再结——咬咬牙说：“回！票买好了！”
可现在，我站在检票口不远处，看着那个坐在行李包上捂着肚子的女人，脚步像是被水泥浇住了。
她看上去三十出头，脸色苍白得像糊窗户的纸，额头上沁着细密的汗珠，左手撑着腰，右手紧紧牵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
孩子怯生生地靠着妈妈，眼睛盯着周围拥挤的人腿，小手把妈妈的衣角攥得发皱。
“大姐，你……没事吧？”我挪过去问。
她抬起头，勉强挤出个笑容：“没事，就是……有点挤。”
声音虚得像是随时会断。
我看了看她手里捏着的车票——是无座票，到湖南衡阳的，要站十四个小时。
“你这身子……站着不行啊。”我说。
她眼圈突然就红了，赶紧别过脸去，手指在肚子上轻轻摩挲：“没办法，孩子他爸在工地赶工期，回不来，我得带着大宝回娘家生……预产期就下个月了。”
那个叫大宝的男孩抬头看我，眼睛黑亮亮的，忽然小声说：“妈妈昨晚疼了一夜。”
女人的手轻轻捂住了孩子的嘴，但眼泪已经滚下来了。
我心里某个地方被狠狠揪了一下。
我想起秀芝生妞妞的时候，我也是在赶工期，没能在她身边，后来听岳母说秀芝疼得把嘴唇都咬破了。
“大姐，”我把手里的票递过去，“我跟你换。”
她愣住了，像是没听懂。
“我这有座，你拿去坐。”我把票塞到她手里，“我是到驻马店的，比你远，但我年轻，站站没事。”
“这怎么行！”她像被烫到一样要把票推回来，“这票多难买啊，我……我给你钱，差价我补，再加一百行不行？”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旧手帕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叠得整整齐齐的零钱，最大面额是五十。
“不用钱。”我把她的手推回去，“就当……就当给我家妞妞积福。”
旁边一个拖着行李箱的中年男人瞥了我们一眼，嗤笑一声：“装什么好人，这年头。”
我没理他。
女人哭了，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她想说什么，但嗓子像是被什么堵住了，只是不停地说“谢谢”，大宝也跟着小声说“谢谢叔叔”。
我帮她拎起那个沉重的行李包——里面全是给小宝宝准备的尿布和小衣服——送她们到了硬座车厢门口。
离开车前还有十分钟，她突然拉住我，从随身的布包里翻出个小本子，撕下一页，又找出一支圆珠笔。
她的手在发抖，字却写得很快。
“大兄弟，我叫许春梅，你叫我许姐就行。”她把写好的纸条和一张封好的、普通白色信封塞到我手里，“这是我在广州的地址，我娘家就在铁路局家属院，过了年你要是还在广州，遇上什么难处，就拿着这封信来找我。”
她顿了顿，特别认真地盯着我的眼睛：“我弟弟在铁路局上班，虽然不是什么大官，但姓许的在那儿还能说上几句话，兴许……兴许能帮你一把。”
我下意识想推辞。
我一个工地搬砖的，跟铁路局能扯上什么关系？
但看着她那双真诚得发亮的眼睛，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谢谢许姐，我叫孙永强。”我把纸条和信小心地夹进钱包的夹层里。
02
火车鸣笛了。
她牵着大宝上了车，从车窗里向我用力挥手，嘴巴在说着什么，隔着玻璃我听不见，但看口型像是“一定来找我”。
我点点头，背着包退到站台上。
看着绿皮火车缓缓驶出站台，我长长吐了口气，心里空落落的。
那张来之不易的坐票没了，这意味着我要在拥挤不堪的车厢连接处站二十二个小时，腿肯定会肿。
但不知为什么，心里反而踏实了点。
好像做了件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
走出火车站时，我摸了摸钱包里那薄薄的信封，摇头笑了笑。
萍水相逢的好意，收下就是收下了，但我压根没想过真会去找她。
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过的坎，哪能指望陌生人帮你扛？
可我万万没想到，生活很快就用最冷酷的方式告诉我：有些坎，一个人真迈不过去。
年关的广州冷清了许多。
外地务工的人像退潮一样散去，这座平时喧闹的城市忽然显出了它的骨架——空旷的街道，早早关门的店铺，还有工地里那些孤零零的塔吊。
我没走成。
因为老板跑了。
腊月二十八那天，我去工地领剩下的三千二百块工钱——那是说好过年回家的路费和给家里置办年货的钱。
工棚锁着门，包工头老陈的手机变成了空号。
和我一起等着的还有二十几个工友，大家蹲在寒风里，从中午等到天黑，最后等来了房东骂骂咧咧来收房——老陈连这个月的房租都没交。
“狗日的！挨千刀的！”
“我老婆在医院等着钱做手术啊！”
咒骂声，哭喊声，还有人用头撞墙的闷响。
我蹲在角落，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肺里火辣辣的，但比不上心里那团火。
三年。
我在这个工地干了三年，钢筋水泥里泡着，太阳晒脱了几层皮，冬天手裂得都是血口子，就为了每个月往家里寄的那一千五百块钱。
现在全没了。
不仅没拿到最后的工钱，连前几个月的工资也被拖着一部分。
我摸了摸背包，里面给家人买的东西还在，可我已经没有脸回去了。
那天晚上，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
“永强啊，上车了没？妞妞非要等你电话才肯睡。”秀芝的声音从千里外传来，温柔得让我想哭。
我掐灭烟头，清了清嗓子：“秀芝……今年，我回不去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
过了很久，我听见她轻轻吸鼻子的声音：“咋……咋回事？”
“工地……还有点活儿，赶工期，老板说双倍工资。”我撒了我这辈子最难受的谎，“过了年，我多带点钱回去。”
“人没事就行。”秀芝的声音低了下去，“爹妈那边……我来说吧。”
挂了电话，我蹲在城中村的出租屋门口——下个月的房租还没着落——把脸埋在手掌里，肩膀抖得停不下来。
三十一岁的男人，哭得像条被遗弃的狗。
那个年，是我这辈子过得最凄惶的一个年。
除夕夜，我用最后十块钱买了一袋速冻饺子、一瓶最便宜的白酒，就着房东那台雪花飘飘的旧电视看春晚。
小品里的人在笑，观众在笑，我也跟着笑，笑着笑着眼泪就掉进饺子里。
窗外偶尔有烟花炸开，照亮我这间不到八平米的小屋。
墙上贴着妞妞三岁时的照片，笑得眼睛弯成月牙。
“妞妞，爸对不起你。”我对着照片说，仰头灌了一口酒，辣得嗓子生疼。
初七，人才市场开门。
我挤在乌泱泱的人群里，像牲口一样被各个招工摊位的人打量。
“哪个工地干过？有技术员证吗？”
“砌墙一天能砌多少？抹灰呢？”
“年纪有点大了啊，我们要三十五岁以下的。”
我递上身份证，说我在建筑工地干了三年，钢筋模板混凝土都熟，能吃苦，工资可以商量。
大多数人都只是摆摆手。
金融危机像一场寒流，冻僵了广州的工地，项目停了，楼盘烂尾了，到处都是讨薪的工人和找活干的人。
03
一天，两天，三天。
我走遍了白云、天河、海珠的劳务市场，鞋底都快磨穿了。
钱包里最后五十块钱，买了十个馒头，一天啃两个，就着出租屋水龙头里的凉水。
第七天晚上，我躺在硬板床上，盯着天花板上漏雨留下的黄渍，忽然想起了许春梅。
想起了那张纸条，那封信。
“过了年你要是还在广州，遇上什么难处，就拿着这封信来找我。”
当时觉得是客套话，现在却成了黑暗里唯一的光。
我从床上爬起来，翻出钱包，找到那张已经有些发皱的纸条。
“越秀区，铁路局家属院，三栋二单元502室。许春梅。”
还有那封信。
信封是最普通的那种白色信封，封口用胶水粘得严严实实，上面一个字都没写。
我捏着信封对着灯看，里面就一张纸，影影绰绰能看到字迹，但看不清内容。
去，还是不去？
一个声音说：孙永强，你要脸吗？人家一个孕妇，随口说句客气话，你还真去讨人情？
另一个声音说：脸面能当饭吃吗？妞妞下学期的学费怎么办？爹妈的药钱怎么办？房租怎么办？
我在屋里踱步，从门口到窗户只有五步，我走了几十个来回。
最后，我把信封小心地装进贴身口袋，穿上那件最体面的灰色夹克——袖口已经磨得起毛了，但洗得很干净。
天亮就去。
就算被赶出来，也死心了。
二月的广州清晨还有寒意。
我坐着最便宜的公交车，一路晃到越秀区。
铁路局家属院比我想象的还要气派，大铁门，门卫室，里面是一栋栋红砖楼，虽然有些年头了，但收拾得整整齐齐，楼间距很宽，还有个小花园。
这和我住的城中村完全是两个世界。
我在大门口踌躇了十分钟，才鼓起勇气走向门卫室。
值班的是个五十多岁的老伯，穿着铁路制服，正在看报纸。
“同志，我……我找个人。”我的声音干巴巴的。
老伯从老花镜上方抬起眼皮：“找谁？登记。”
“三栋二单元502，许春梅许姐。”
老伯的手顿了一下，他放下报纸，仔细打量我：“你是她什么人？”
“我……我是她朋友。”我撒了个谎，“她让我来找她的。”
“朋友？”老伯的眼神变得有些奇怪，他又看了我几眼——看我洗得发白的牛仔裤，看我又旧又脏的运动鞋，“许春梅上个月回衡阳生孩子去了，还没回来。”
我的心沉了下去。
最后一点希望，灭了。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往哪去。
老伯忽然问：“你叫什么名字？”
“孙永强。”
他点点头，像是确认了什么，然后说：“你等等。”
他走进里间，拿起电话拨了个号码，背对着我低声说了几句什么。
我站在门外，寒风吹得我打了个哆嗦。
几分钟后，老伯出来了，他的表情完全变了，之前那种公事公办的冷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说不清的复杂神色，像是惊讶，又像是慎重。
“小孙同志，”他居然用了“同志”这个称呼，“你把许春梅给你的东西，拿出来我看看。”
我一愣，下意识捂住口袋：“什么东西？”
“信。”老伯盯着我的眼睛，“她是不是给了你一封信？”
我的后背突然冒出一层冷汗。
他怎么知道？
我犹豫了几秒钟，还是从贴身口袋里掏出那个白色信封，递了过去。
老伯接过信封，并没有拆开——封口还是完好的——他只是仔细看了看信封的样式，摸了摸封口的胶痕，又对着光看了看里面的信纸轮廓。
然后，他抬起头看我，眼神里有一种我完全读不懂的东西。
震惊？
敬畏？
还是别的什么？
“这封信……”他缓缓开口，声音压得很低，“是谁让你送来的？”
“不是谁让我送来，是许姐给我的。”我连忙解释，“去年腊月，在火车站，我把我的坐票让给了她，她临走时给我的，说过年后来找她……”
老伯摆摆手，示意我不用说了。
他深吸一口气，像是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然后说：“你在这儿等着，哪儿也别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