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海南省纪委和省委组织部在海口办了一场“家庭式”廉政谈话会。到场的有279名新提拔和进一步使用的省管干部，还有223名干部家属。

干部带着配偶和成年子女坐在一起听课。这种做法，海南从2021年10月就开始了。熊应堂的家庭经历，也涉及干部子女教育与依法处理的问题。

他是1955年授衔的开国少将，两个儿子后来因严重刑事犯罪被审判。1979年，一个被判死刑，一个被判死缓。

熊应堂1911年9月生在湖北黄安，就是今天的红安。他6岁死了父亲，哥哥也早早没了。家里一分地都没有，他和妹妹只能跟着母亲讨饭。

9岁那年，族里有人把他母亲卖了。他只好把8岁的妹妹送到别人家当童养媳，自己去给人扛活。十几岁时，他学了剃头手艺。

1928年，邻村设了红军招兵处。他挑着剃头担子去报名，求了好几回才被收下。

第二年打大山寨，他缴了一支枪，从此放下剃头担子，正式扛枪打仗。后来他走完了长征。皖南事变时，他也没向敌人低头，带着部队冲出了包围。

解放战争时期，莱芜、孟良崮、济南、淮海、渡江、上海这些大仗，他都参加了。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

1965年起，他担任二十军军长兼浙江省军区司令员。一个讨过饭的穷孩子，靠一场场硬仗走到这一步，太不容易了。可家里的事，他没顾上。

熊应堂有七个子女，熊紫平和熊北平是一对双胞胎，1952年出生。他常年忙部队上的事，两个儿子基本交给夫人管，部分回忆将家庭管教不严视为问题之一。

兄弟俩上学时就偷东西、打架，老师管教他们，他们还冲老师动手。学校里的人知道他们的父亲是谁，大多不敢吭声。

家里把兄弟俩送去当兵，想让部队磨磨性子，部队里照样没人敢真管。有文章提到，熊紫平当兵时就犯过事，母亲瞒着丈夫托关系压了下去。

一次次有人兜底，两人的胆子越来越大。1973年，兄弟俩退伍回到杭州。1974年，两人进了杭州的工厂上班，又纠集了一帮人。

这几年熊应堂夫妇都在四川工作，对两个儿子在杭州干的事一无所知。没人看着，兄弟俩就找各种借口，把年轻姑娘往熊家骗。

两人在杭州实施了严重侵害女性的犯罪，后来受到法律追究。具体受害人数及不同犯罪类型，应以案件材料为准。

1979年11月7日，《浙江日报》刊登通讯《罪恶的“熊窝”》，把这件事公开了出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群众接连举报。

杭州市公安局掌握了犯罪证据，把兄弟俩抓了起来。消息传到四川，熊应堂受了很大打击。他一辈子讲纪律，没想到亲儿子成了祸害百姓的恶霸。

网上流传的说法是，他只回了“公事公办，不得求情”八个字。

他坚决要求家里人，不准托任何关系去求情。当年参与判案的浙江省高院审判员于世仁后来回忆，这个案子办下来没受到多少干扰，熊应堂没插手。

于世仁还提了一个细节。熊家亲属里找过办案人员的，他记得好像只有一位，就是“二熊”在上海的姑姑。她只求一件事，希望能判轻点。

于世仁说，这位姑姑好像也不是什么干部。她的请求，法院没有采纳。姑姑求情与获准探监是不同事实，不能相互代替。

“只允许姑姑探监”的说法主要见于网络转述，目前仍缺乏可靠记录佐证。

一边是当爹的咬着牙，没替儿子递一句话。亲情和国法摆在面前，熊应堂选了国法。

1979年11月14日下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公判大会，六千多人参加。熊紫平被判死刑，立即执行；熊北平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两人的判决不同，不能写成均被立即执行死刑。熊北平此后的具体遭遇仍需另据可靠材料核实。

他的战功也没被抹掉。1988年，他获得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6年2月10日，他在上海病逝，活了85岁。

2011年10月15日，上海市新四军研究会等单位在上海开了座谈会，纪念他诞辰一百周年。回头看这件事，熊应堂没拿自己的身份护儿子，这一条他做到了。

家庭教育失当和对干部身份的顾忌，可能妨碍问题被及时发现。但具体犯罪责任应由行为人承担，不能把全部原因归结于母亲。

这些年各地抓家风，堵的就是这个口子。9月11日，黑龙江部分省管干部和配偶600多人，在哈尔滨一起看了家风主题展演。

台上讲了王进喜公私分明、崔道植不给子女铺路的事。海南则规定每年都开家庭式廉政谈话会，请干部的配偶、成年子女及其配偶一起参加。

拿熊家对照一下，教训很直接。当官的再忙，孩子也得自己管；亲情再重，国法面前也不能开口子。熊应堂守住了后一条，没守住前一条。

这起案件留下的教训，既涉及干部家庭教育，也涉及防止身份和关系干扰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