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史当中有关春秋五霸一共有四个有版本：
一：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宋襄公和秦穆公（《春秋》）
二：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荀子》）
三：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和越王勾践（西汉《四子讲德论》）
四：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和吴王阖闾（班固《白虎通》）
这里要说明一下 “霸主”的概念：现代人提到“霸主”，自然而然想到的就是超级大国，是美国，是俄罗斯，我是老大，我说的算，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一切都是我说的算。而春秋时代对“霸主”并不是这么回事。
班固在《白虎通》载：“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职，会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义，故圣人与之。”意思就是，当霸主的要履行责任有：会合诸侯，定期朝见周天子，恪守臣子的本分。简单说就四个字：尊崇周礼。
在五霸力齐桓公、晋文公和楚庄王，这三位是雷打不动的，公认的超级大国，即便是到了战国时代依旧是强国，晋国虽然是分裂成赵魏韩三国，可赵魏都曾经是战国早期时期第一大国。
而吴、越与秦国则是地区强国，其超级大国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而且后来吴、越两国都覆灭了，至于秦国一直处于非主流，“国际地位”没有得到列国的承认，秦穆公的“并国十二，拓土千里，称霸西戎”， 更倾向于地区性“偏霸”。和美国入侵印地安差不多。
实际上，这里非议最大，最不应该位列五霸的就是宋襄公，因此四个版本里只有《春秋》里有所记载，其他史籍里都没有记载。问题在于，宋襄公凭啥能与齐桓公并驾齐驱。
宋国与当时诸侯国最大不同在于，宋国是商朝王族后裔，周朝建立之后，商朝虽然覆亡，但不能让以前的贵族宗祀灭绝，因此武王分封诸侯时，仍然封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另封纣王的兄长微子启于商朝旧都商丘，国号宋，以奉商朝宗祀。
但是宋毕竟是“前朝战犯”，原先的商王畿更是被拆得七零八落，主体部分给了卫国，北边一部分给了燕国，东边由邢国与齐国共管。所以宋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特别安分，直到齐桓公时期。
关于宋襄公正史记载并不多，姓子，名兹甫，宋氏。春秋时期宋国君主宋桓公次子，宋成公之父。最初兹甫的父亲宋桓公病重。兹甫本应是继位之人，可是兹甫要把太子之位让贤于庶兄目夷，还说：“目夷年龄比我大，而且忠义仁义，请立目夷为国君吧。”目夷也不肯接受太子之位，说："废嫡立庶，也不合制度啊。"为此目夷逃到了卫国，兹甫的太子之位没有让出去。
周襄王二年，宋桓公去世，太子兹甫即位，是为宋襄公。宋襄公封庶兄目夷为相，主管军政大权，辅佐自己处理朝政。
宋襄公因为让位使得他名声不错，可在当时光有好名声没有任何作用，“国际局势”动荡，一切都靠实力讲话，要想不被欺负，要么自己强大，如晋国，齐国，要么“榜大款”，认超级大国当大哥，郑国就认秦国当大哥，给人当小弟，而对于宋国来说，他似乎没有选择，宋国只能能跟当世第一霸主齐国混。
宋襄公继位当年，连孝服都没脱，便去参加了重要的“国际会议”葵丘会盟。此后宋襄公还参加了三次齐国组织的“国际会议”会盟。《左传·僖公九年》载：“夏，公会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葵丘。”
当时的齐国由于过于偏离中原地区，导致他如果想掌控中原，只能寻找代理人。在齐桓公眼里，宋国的拥护和紧跟，自然然让他颇为满意。因此在齐国的支持下，不管宋国的真实国力如何，宋襄公在会盟中，都无一例外处于“联盟老二”的位置。
前643年，齐桓公被活活饿死，死后67天才被人发现，身上早已爬满蛆虫，直接导致齐国霸业中衰。薨逝后，齐国发生内乱，诸子争位。“超级大国”发生的内乱，引发列国高度关注，面对这种情况，中原各国开始各自站队。最滑头的是郑国人，立马就倒向楚国。而宋襄公则发挥监护人作用，纠集曹、卫、邾三国军队，护着公子昭回国继位，是为齐孝公。
这时候，宋襄公就有了当诸侯霸主的意思，站在他的的角度上来看，齐桓公死后的格局，简直就是为他当霸主而量身打造的：
一、齐国的衰落已是避让，其势力退回山东境内，齐孝公又是自己立的，首先要稳定内部，不会抢位置。
二、关键是宋国不属于周朝臣子，但有一等公爵的天然身份。
三、楚国虽然强大，但此时对于郑国改换门庭表示怀疑，毕竟郑国朝秦暮楚，反复无常可是有名的，但由于楚国的犹豫，使得楚郑导致没能结盟成功，楚国的手一时插不进来。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宋襄公举办了三次列国会盟：
一、十有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二、二十有一年春，宋人、齐人、楚人盟于鹿上。
三、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盂。
三次会盟，宋襄公都当上了老大。尤其是第二次，含金量十足。“国际会议”排名都是以宋国为第一，齐楚两国都得往后排。宋襄公这里的真实意图就是，由齐孝公背书，向各国宣告中原霸主的“易主”。齐孝公对此虽然不满，但现在他自己地位并不稳定，也只能替宋国撑场子，承认其超级大国地位。这也是宋襄公力挺你当齐国国君的价格。
这里的问题在于，第三次会盟齐孝公就没去，第一是地位已经稳固，头二次参加是为了还人情，第三次就没有必要了，但这细小的举动被楚成王察觉了，在楚国看看，既然齐国跟宋国关系已经破裂，那楚国就要重新洗牌，自己当回老大，因此在盂地会盟还没结束，宋襄公就被楚人给抓了。幸亏目夷在国内有所准备，楚成王突击伐宋没能成功，宋襄公才捡回一条命。
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宋襄公的霸业，只存在了一年不到的时间。
公元前638年十一月初一，一场极为精彩的战役就此爆发，这是一场可笑的战役，而结果将决定谁是真一任列国霸主，当时楚宋两国对阵于泓水两岸。当时楚军开始渡河，目夷急谏：“敌众我寡，半渡可击！”
可宋襄公却抚着战车摇头：“君子不乘人之危…”
楚军全数登岸后阵型散乱，目夷再谏：“开始攻击吧！等下就没机会了！”
宋襄公仍然拒绝：“不鼓不成列，此乃周礼”。
待到楚军战鼓震天响，方阵如铁壁般压来，宋襄公无论再怎么高叫“为仁义而战”都已经无济于事。混战中，他的战车被掀翻，大腿中了一箭，大败而归。
这个时候，我们不仅要有疑问，宋襄公为何会会死死抱住周礼不放，他昏庸吗，显然不是，毕竟当时宋国国力不弱，而且宋襄公既然想当老大，就不会是个迂腐的国君。
至于军事能力，宋襄公也是有实战经验，战场形势也是在他眼前，目夷明明提醒过两次。可宋襄公的种种奇葩作为，都是他在算清楚政治帐以后的自然反应。因为他认为自己是“霸主”。既然是霸主，就必须尊崇周礼，做列国的表率。而宋襄公的反应，就是践行霸主周礼的具象化体现。
但令人遗憾的是，只不过时代早就变了。“国际社会”早就是武力至上，况且楚国是要当霸主的，自然不会把周礼奉为规矩，我的规矩才是规矩。春秋初期的“尊王攘夷”礼制秩序，到此时已经逐渐瓦解，列国争霸早已转向武力至上、强权为王，楚国更是从不拘泥于周礼，只以实力定高下。
宋襄公的悲剧，不在于迂腐，而在于他的理念与时代彻底错位，想用过时的礼制准则，应对已经礼崩乐坏的争霸格局，最终只能沦为历史的笑柄。
我是清水空流，历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关注和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