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子有一个特性，凡是大人打压的东西，往往都会去偷偷尝试。

大观园里的薛宝钗和林黛玉也是如此，虽然两人面上端得紧，一副大家闺秀，贤淑女子的样子，但实质上也是胆大妄为之人，甚至跟贾宝玉一样偷读禁书。

贾宝玉进入大观园后，小厮茗烟偷偷买来当时的禁书给他看。

为了避人耳目，春天进节，贾宝玉在桃花树下细读。林黛玉前来葬花，意外发现宝玉所读的《西厢记》。

事情败露，宝玉只好将《西厢记》借给林黛玉细读。

林黛玉才思敏捷，只用简短时间就将其中的内容、人物和事件以及表达的感情记得清清楚楚。

刘姥姥二进荣国府，贾母设宴款待她时，大家说酒令取笑，林黛玉当众说出了《牡丹亭》和《西厢记》里的“良辰美景奈何天和纱窗也没有红娘报”的词话。

薛宝钗听后当时就有所警觉。事后，薛宝钗找到林黛玉，追问她所说从何而来。林黛玉见遮掩不住，只好承认自己读过禁书。为了缓和两人关系，薛宝钗也透露自己从小就看过禁书。原文是这样写的：

弟兄们也有爱诗的，也有爱词的，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他们是偷背着我们看，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红楼梦》第四十二回）

薛宝钗在教育林黛玉的同时，透露出她从小读过禁书被大人打骂。

林黛玉和薛宝钗读禁书都受“教育”，那么薛宝琴读过之后，为何还受到肯定和支持呢？

薛宝琴阅读禁书的事情是从她所做的怀古诗推测出来的。薛宝琴结合自己的旅行，围绕重要景点，写了十首怀古诗，其中的《蒲东寺怀古》直接指向《西厢记》，“小红骨贱最身轻”暗指红娘角色；《梅花观怀古》与《牡丹亭》的呼应。这两首诗透露出薛宝琴也私下读过禁书。

薛宝琴写完诗后，薛宝钗说前八首都是有据可查的，后二首不好，让她另作两首，林黛玉马上出面支持薛宝琴，贾探春也是如此，李纨甚至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她原是到过这个地方的。这两件事虽无考，古往今来，以讹传讹，……如今这两首虽无考，凡说书唱戏，甚至于求的签上皆有注批，老小男女，俗语口头，人人皆知皆说的。况且又并不是看了《西厢》《牡丹》的词曲，怕看了邪书。这竟无妨，只管留着。”（《红楼梦》第五十一回）

林黛玉和李纨所说是什么，其实是欲盖弥彰，正话反说，越描越说明薛宝琴读过禁书。

那么，为什么林黛玉和薛宝钗读禁书被人制止，薛宝琴读过之后会受到大家的肯定呢？

根本原因在于：

林黛玉读禁书，侧重于情。

红学者刘再复在《红楼梦悟》中分析：“黛玉之读《西厢》，非为猎奇，乃是 寻找灵魂的印证。她将从书中汲取的‘至情’理念，与自身‘还泪’的神话宿命相结合，从而将个人际遇升华为对生命短暂、美好易逝的普遍性悲悯。《葬花吟》便是这种由‘小我之情’向‘生命之思’转化的艺术结晶。”

确实如此，林黛玉听《牡丹亭》里的词，会想到个人的生活现状，入了神、伤了心、流了泪。禁书读的越多，她的感情越丰富，带来的烦恼也更多。

所以，读禁书对她是一种伤害。

薛宝钗读禁书，注重于礼，读的是遵守礼法、处世智慧。

王昆仑在《红楼梦人物论·薛宝钗论》中说过：“宝钗是‘看懂了，然后放下了’。她深知《西厢》《牡丹》这类书所载的‘情’，在现实礼法社会中具有的危险能量。她的‘警觉’与‘劝诫’，并非虚伪，而是基于深刻利害计算后的理性选择。她向黛玉坦白幼时读过，是一种高超的交际策略——既拉近距离，又树立了‘改邪归正’的典范形象，将‘禁书’经历转化为 彰显自身德行与智慧的资本。”

在薛宝钗的眼里，反对读禁书是一种策略，是彰显个人品行的一种方式。

但是这种方式并不被大家认可，所以，她读禁书本质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伤害。

薛宝琴读禁书，既不像林黛玉那样完全陷进个人情绪，也不像宝钗那样只关心它冲不冲撞规矩。她从小跟着父亲天南地北地跑，读禁书对于她来说，是提高认识的一种方式。

蔡义江在《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中分析薛宝琴怀古诗时写道：“《蒲东寺》《梅花观》二首， 确是从《西厢》《牡丹》故事中取材。然而宝琴的旨趣不在言情，而在‘怀古’。她是将戏曲故事当作历史典故或人文传说来运用，与其广博的旅行见闻融为一体，服务于其‘纵览古今，足迹四方’的宏大叙事。这与黛玉、宝钗的阅读取向有本质不同。”

所以， 薛宝琴借对禁书咏叹，其实是彰显对社会的认知。

林黛玉和薛宝钗与相比，格局小了，所以，薛宝琴读禁书，没有人反对，反而有人维护。

三个人，三种阅读方式，无论是什么样的书，若是始终囿于个人，终究还是没格局，只有如薛宝琴一样，才会受到众人的追捧，也是正确打开阅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