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最近我对老照片特别感兴趣，看着百年前的人物的图片，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想象着他们在旧社会的一生，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跌宕起伏？于是翻遍网络，不断检索与“老照片”相关的网址，最后在一个网页中，下载了一些“老照片”书刊杂志。
抱着极大的兴致，打开书页，翻阅那一张张泛黄的照片，通过后人为他们撰写的人物经历，了解在旧社会中那些通过个人努力与命运搏斗的励志故事。同时，不禁感叹光阴似箭，感慨人生也不过是百年一瞬间而已。
我本来只是随手翻阅，却被一张少女的照片吸引住了目光（下图）。书中介绍，这是 1913 年十三岁的董竹君，她梳着当时流行的发髻，穿着素净的长衫，眉眼间没有同龄人的娇憨，反倒透着股不属于年纪的沉静，像一汪深水，藏着韧劲儿。
我忍不住停下翻书的手，想知道这个姑娘后来到底活成了什么样。可刚读开头，心就揪了一下：这哪是什么富家小姐的老照片？13 岁的董竹君，竟然是被家里卖进青楼的。
董竹君1900年出生在上海，父亲是个洋车夫，家里穷得揭不开锅，13岁的时候父亲重病在床，母亲抹着眼泪把她送进了“清和坊”（做了个清倌人：卖艺不卖身）
老鸨盯着她的嗓子和模样，看这女孩子容貌清秀，觉得以后定是个能挣大钱的好料子。便教她唱曲、应酬，盼着她快点“出师”赚钱。别的姑娘要么哭哭啼啼认命，要么浑浑噩噩混日子，董竹君却不一样。她每天跟着学唱，可眼睛没闲着，耳朵也没闲着。她看那些来应酬的客人，听他们聊时局、聊革命，心里悄悄琢磨：这世上肯定不只有青楼这一方天地，我不能一辈子困在这儿。
那时候的她，才十三四岁，却已经懂了“觉悟”这两个字的分量。她知道光靠等没用，得自己找出路。每天练完唱，别的姑娘都去打牌闲聊，她却偷偷攒钱买识字课本，借着青楼里的油灯认字。有人笑话她：“一个歌女，认再多字还不是要陪客？”她不吭声，只是把课本藏得更紧，字认得多了，就找机会读报纸，慢慢知道了“革命”“平等”这些新鲜词，也知道了外面的世界正在变。
命运的转机，是在她十五岁那年。那天青楼来了个客人，穿着西装，说话掷地有声，跟那些油头粉面的公子哥完全不同——他是夏之时，当时正秘密从事反清革命工作。夏之时见惯了逢迎的女子，却被董竹君的与众不同吸引：她给客人倒茶时不卑不亢，聊起时局时还有自己的见解，不像个被困在青楼里的姑娘。而董竹君也从夏之时的话里，看到了走出青楼的希望——这个男人，或许能帮她挣脱命运的枷锁。
可董竹君没像别的姑娘那样，哭着求夏之时赎她。她跟夏之时提了三个条件：第一，要带她离开青楼，不是做妾，是明媒正娶的妻子；第二，婚后要送她去日本留学；第三，将来如果两人感情不好，夏之时不能限制她的自由，要让她自己做主。
这三个条件，在当时简直是天方夜谭。一个青楼歌女，竟敢跟革命党人谈条件？可夏之时偏偏答应了。他佩服这个姑娘的勇气和远见，没过多久就帮她赎了身，两人在上海办了简单的婚礼，随后董竹君就跟着夏之时去了日本。
到了日本的董竹君，像饿极了的人扑到面包上。她进了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从基础的数理化开始学，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背单词，晚上在灯下写作业，常常熬到深夜。夏之时有时候会劝她：“你一个女人，不用这么拼，将来在家相夫教子就好。”可董竹君不这么想，她知道，只有自己有文化、有本事，才能真正站得住脚，才能不依赖别人。她不仅学课本上的知识，还去听演讲、看展览，接触新思想，慢慢从一个只懂唱曲的歌女，变成了有眼界、有见识的新女性。
可命运从来不会一帆风顺。几年后，夏之时因为革命工作回到四川，董竹君也跟着回去了。原以为是新生活的开始，没想到却是一段波折的起点。夏之时在四川担任军政要职，家里的生活富裕了，可他的思想却慢慢变了——他开始像传统的大家长一样，要求董竹君在家伺候他、照顾孩子，不许她外出工作，甚至因为猜忌和控制欲，跟董竹君的矛盾越来越深。
董竹君试着跟他沟通，可夏之时根本听不进去，还说：“我当初救你出青楼，给你钱花，你还不知足？”这话像一把刀子扎进董竹君心里，她知道，这个曾经让她看到希望的男人，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支持她求学的夏之时了。但她没哭没闹，更没像当时的很多女人那样忍气吞声——她想起了当年跟夏之时提的第三个条件，也想起了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她不能再回到那个依附别人的日子。
1929年，董竹君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跟夏之时离婚，带着四个女儿离开四川，独自回上海。这个决定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所有人都劝她：“你一个女人，带着四个孩子，在上海怎么活？跟夏之时好好过，至少不愁吃穿。”可董竹君铁了心：“我就算饿死，也不能活在别人的控制里。我自己有手有脚，能养活孩子，也能养活自己。”
回到上海的董竹君，口袋里只有几毛钱，带着四个孩子租了个小亭子间，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她白天出去找工作，晚上回来给孩子缝衣服、做饭，有时候累得倒头就睡，可第二天醒来，还是咬着牙继续奔波。她做过纱厂女工，摆过地摊，甚至去别人家做过保姆，可不管多苦，她都没放弃过——她知道，自己不仅要活下去，还要让孩子们有学上，有好的未来。
转机是在1935年。董竹君发现，上海的有钱人越来越多，但是像样的川菜馆却很少。她想起自己在四川待过几年，会做川菜，也懂川菜的门道，心里冒出一个念头：开一家川菜馆。
可开餐馆哪有那么容易？没钱、没人脉、没经验，身边的人都觉得她异想天开。但董竹君不怕，她找亲戚朋友借钱，凑了几千块钱，在上海法租界的华格臬路（现在的宁海西路）租了个小门面，取名“锦江小餐”。
为了把餐馆做好，董竹君几乎把命都扑了进去。她亲自去菜市场挑菜，每天天不亮就去，只为了选最新鲜的食材；她跟厨师一起研究菜谱，把四川的家常菜改良得更符合上海人的口味，比如把麻辣的回锅肉做得稍微清淡一点，把鱼香肉丝的酸甜度调得更适中；她还特别注重餐馆的卫生，每天亲自检查桌椅、餐具，甚至连厨房的灶台都要擦得一尘不染。
刚开始的时候，餐馆生意并不好，有时候一天都没几个客人。董竹君没灰心，她想了个办法：让服务员给附近的商铺、洋行送试吃的小菜，只要觉得好吃，就欢迎来店里光顾。慢慢地，来的客人越来越多，大家都说：“锦江小餐的菜好吃，卫生也好，老板人也实在。”
后来，董竹君又把餐馆扩大，改名叫“锦江饭店”。她不仅把川菜做得越来越有名，还特别注重服务——客人来了，服务员热情招待，不管是有钱人还是普通百姓，都一视同仁；遇到客人有特殊需求，比如不吃辣、要少油，厨师都会尽量满足。就这样，锦江饭店的名气越来越大，成了上海有名的餐馆，很多名人都来这里吃饭，比如郭沫若、茅盾，甚至连外国使节都专程来品尝川菜。
可董竹君的人生，从来都不是只有“开店赚钱”这一件事。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日本人想让董竹君跟他们合作，给她好处，让锦江饭店成为他们的“定点餐馆”。董竹君坚决不同意，她知道，跟日本人合作，就是汉奸，她宁肯关掉饭店，也不能做对不起国家的事。她偷偷把饭店的资金转移出去，支援抗日，还利用饭店的便利，帮助地下党员传递消息——那时候的锦江饭店，成了抗日志士的秘密联络点。
抗战胜利后，董竹君又重新把锦江饭店办了起来，而且办得比以前更红火。新中国成立后，她响应国家号召，把锦江饭店交给了国家，成了国营饭店，而她自己则继续为餐饮事业做贡献，后来还担任了上海市政协委员。
董竹君的一生，真的像一部跌宕起伏的电影。从十三岁被卖进青楼，到十五岁靠自己的勇气和智慧走出火坑，再到留学日本、离婚独立，最后创办锦江饭店，成为旧中国少有的独立女性企业家——她的每一步，都走得那么不容易，可每一步，都透着“不服输”的韧劲儿。
有人说，董竹君运气好，遇到了夏之时，遇到了好机会。可只有她自己知道，运气从来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如果她在青楼里只知道抱怨、认命，就不会有机会遇到夏之时；如果她留学日本时只顾着享受，就不会有后来的眼界和见识；如果她离婚后选择放弃，就不会有后来的锦江饭店。
在她跌宕起伏的人生中，最打动人的不是“从歌女到老板”的逆袭，而是她无论身处多么糟糕的境遇，都不放弃“觉悟”和“拼搏”。十三岁在青楼里认字的时候，她觉悟到“不能困在这儿”；留学日本的时候，她觉悟到“只有自己强大才是真的强大”；离婚后带着孩子挣扎求生的时候，她觉悟到“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而每一次觉悟之后，她都用行动去拼搏——认字、读书、开店、抗日，每一件事都做得踏踏实实，从不半途而废。
1997 年，董竹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撰写了自己的自传回忆录《我的一个世纪》，虽然已至高龄，但对生活的热情并未降低，在完成了记者对她的专访后，她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走完了自己跌宕传奇的一生。
这样的故事，比任何鸡汤都有力量，读完她的故事，不禁让人敬佩，她让我们知道，所谓的“传奇”，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在每一次命运的十字路口，都选择了最难却最正确的路，然后一步一步，把泥泞走成了坦途。
值得一提的是，那个曾经改变了他命运的男人——夏之时，根据史料记载，他于 1950 年被误杀，1987 年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