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23日，四川宜宾一处高速收费站发生了一场嚣张到近乎荒诞的抢劫，三名装扮怪异的劫匪仅用三分钟便将现金洗劫一空，对着监控挥手挑衅后遁入山林，而这场看似离奇的劫案，不过是主犯伍勇扭曲罪恶人生的冰山一角，其背后牵扯的命案与病态执念，远比抢劫本身更加骇人。
2009年2月23日，四川宜宾境内的一处高速收费站，白日里车流不息，收费亭内的工作人员正按流程处理过往车辆的缴费事宜，一切都处于平稳运转的常态中，没人能预料到一场嚣张到近乎荒诞的抢劫，会在接下来的短短三分钟内骤然上演。
就在半分钟前，收费站外的空地上，一个怪异的身影正不紧不慢地朝着收费亭走来，此人头戴墨绿色军用钢盔，一身款式老旧的警服松松垮垮地套在身上，胳膊上胡乱绑着一圈红布袖箍，手里端着一把双管猎枪，戴着白色手套的手随意抬着，整套装扮不伦不类，透着一股说不出的乖张。
随着他抬手一挥，身后立刻跟上来两个同伙，一人戴着制式大盖帽，脸上架着墨镜，一身保安制服外还套着件亮黄色的反光马甲，另一人则用红布蒙住了大半张脸，手里攥着凶器脚步急促地跟在后面。
三人没有丝毫遮掩，径直朝着收费亭冲了过去，走在最后的蒙面人率先发难，拿着手里的工具对着收费亭的钢化玻璃疯狂猛砸，碎裂的玻璃渣四散飞溅，亭内的工作人员强忍着极致的恐惧，趁乱悄悄按下了藏在桌下的紧急报警按钮。
玻璃很快被砸出缺口，几人强行撬开收费亭的门，头戴钢盔的男子率先闯入亭内，无视一旁瑟瑟发抖的工作人员，拉开存放现金的抽屉，将一捆一捆的现金麻利地往随身带来的包里塞，另外两名同伙则守在亭外，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的动静，负责望风。
整个抢劫过程干净利落，从闯入到撤离全程不到三分钟，三人将收费亭内的现金洗劫一空后没有丝毫慌乱，带头的男子甚至特意转向收费站的监控摄像头，对着镜头挥了挥手，仿佛在完成一场刻意编排的表演。
随后，三人迅速撤离现场，翻过收费站旁的铁丝网，一头扎进了后方的山林里，转眼就没了踪影，等到接到报警的武警支队与公安干警赶到现场时，山林里早已找不到三人的踪迹。
经事后清点，这起抢劫案中，劫匪一共劫走了49000元现金，光天化日之下持枪抢劫高速收费站，行为嚣张计划周密，这起案件很快就在当地引发了极大的震动，而随着警方的深入调查，这起看似荒诞的抢劫案背后，牵扯出的是主犯更加扭曲、更加骇人听闻的罪恶过往。
这场嚣张的抢劫并非这伙人的第一次作案，就在三个月前，2008年11月11日，宜宾境内的另一处高速收费站，就曾遭遇过一场几乎一模一样的抢劫。
彼时的劫匪，同样是身着混搭的军警类制服，同样是白日里闯入收费亭，同样是劫走现金后遁入山林，那次案件中收费站被劫走了16000元现金。
两起案件的作案手法、人员装扮、逃跑路线选择高度雷同，警方当即确定这是同一伙人所为，鉴于案件性质极其恶劣，社会影响极大，此案被正式列为宜宾公安一号案，专案组迅速成立，调集大量警力，全力展开侦破工作。
根据现场勘查与目击者的描述，警方首先梳理出了劫匪的核心特征：三人对收费站周边的山林地形极其熟悉，逃跑速度极快，撤离路线规划周密，显然具备过硬的野外生存能力与行动能力，大概率有过从军或者相关野外训练的经历。
而他们用来伪装身份的服装，看似是军警制式服装，实则东拼西凑，款式老旧杂乱并且磨损严重，完全不成体系，更像是从废品堆里翻找出来的旧货。
结合这两个核心特征，警方立刻在本地的前科人员与重点排查对象中展开筛查，很快一个名叫伍勇的宜宾本地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伍勇出生于1978年，1999年应征入伍，可仅仅入伍一年，他就从部队逃离，成了一名逃兵，从部队出来后伍勇曾短暂做过保安，但绝大多数时间他都居无定所，靠着拾荒捡破烂为生。
更让警方高度警惕的是，伍勇在此之前就已经牵扯进了多起恶性案件，其中包括袭击观测站哨兵、保安的暴力案件，甚至还有两起悬而未破的杀人命案，一直被警方列为重点排查对象。
身份锁定之后，警方立刻制定了抓捕方案，考虑到伍勇常年混迹山林，野外生存能力极强，且持有枪支，贸然进山搜捕风险极高，警方在加大山林搜捕力度的同时，也在宜宾境内的各个高速收费站布下了暗哨，守株待兔等待吴勇再次现身。
果不其然，2009年3月28日，伍勇再次出现在宜宾境内的另一处高速收费站附近，鬼鬼祟祟地观察着收费站的布局与人员动向，显然是在为下一次作案踩点。
早已布控多时的警方立刻行动，当场将伍勇抓获归案，没过多久他的两名同伙也相继落网，这起震动宜宾的高速收费站连环抢劫案，至此宣布告破。
被抓获的伍勇，丝毫没有落网罪犯该有的慌乱与愧疚，反而全程一脸傲娇，甚至在警方带他指认现场时，特意对着镜头歪头摆姿势，那副神态不像是一个身负多起恶性案件的罪犯，反倒像是一个享受着聚光灯的“主角”。
随后，警方根据伍勇的供述，在山林里找到了他的三个藏身窝点，在这些隐蔽的窝点里，警方不仅搜出了涉案的枪支弹药、抢劫所得的赃款，以及大量生活用品，还有一个让所有人都倍感意外的发现——窝点里藏着数量不少的书籍，其中不仅有历史、政治类读物，还有大量《犯罪心理学》《刑事侦查学》这类专业书籍，甚至还有伍勇本人写下的日记。
很难想象，一个常年以拾荒为生、躲在深山里的逃犯，居然会潜心研究刑侦与犯罪心理知识，试图用这些专业内容，为自己的犯罪行为铺路。
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伍勇身上背负的两起杀人命案，也逐渐水落石出，而这两起案件的恶劣程度，远比高速收费站抢劫案更加骇人听闻。
2009年11月24日，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伍勇一案开庭审理，庭审现场的伍勇，再次做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举动——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当庭求死，声称自己认罪伏法，只求法院判处自己死刑。
可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坦然认罪的时候，伍勇的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面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两起抢劫案，伍勇全部承认却始终坚称自己“罪不至死”。
他甚至振振有词地辩解，自己抢劫的时候“非常有礼貌”，全程都没有把猎枪对准收费员，就是怕给对方造成心理伤害，仅仅是劫走了钱财，没有伤害任何一个人，根本不该被判处死刑。
可伍勇自己心里清楚，法院最终可能判处他死刑的核心依据，从来都不是那两起抢劫案，而是他身上背负的两起故意杀人命案，面对这两起铁证如山的命案，伍勇当庭翻供全盘推翻了自己此前的供述。
第一起命案，受害者是伍勇曾经的战友小郭，伍勇在落网初期，就已经主动供述了自己杀害战友的犯罪事实，警方在他的窝点里找到的日记中，也清清楚楚地记录了他杀害小郭的全过程，甚至连藏匿作案工具的地点都写得明明白白，警方也根据日记里的记录，找到了对应的物证。
可到了庭审现场，伍勇却改口称小郭根本不是自己杀的，凶手是一个他不认识的云南人，自己只是案发的目击者，至于为什么要承认杀人，甚至在日记里写下相关内容，伍勇给出的理由荒诞到了极致——他只是想通过承认杀人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日记里的内容全都是他故意写给警方看的。
这番漏洞百出的辩解，很快就被公诉机关当庭驳斥，公诉机关出具的现场勘查报告、尸检鉴定结论，与伍勇日记里记录的作案细节、作案过程完全吻合，诸多铁证都足以证明，杀害小郭的凶手就是伍勇本人。
而第二起命案，受害者是一名年仅12岁的男孩，作案过程更是令人发指，面对这起命案伍勇再次翻供，声称人不是自己杀的，动手的是自己的好友唐正方。
唐正方是一名精神病人，而伍勇对这个精神病人有着一种近乎病态的崇拜与向往，在伍勇的日记里，他曾写下过这样的话：“我对疯人错乱的精神有一种莫名的憧憬和向往，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发疯，我以为长时间的胡思乱想就可以发狂，于是我就想象自己丧失人性，疯狂杀人。”
在旁人眼里疯疯癫癫、胡言乱语的唐正方，在伍勇这里却被奉若精神偶像，唐正方声称自己能预知未来，旁人都嗤之以鼻，只有伍勇对此深信不疑，对他百般讨好。
2002年，伍勇从一个铁匠那里定制了一把枪支，随后便和唐正方一起开始寻找作案目标，而伍勇作案的理由更是荒诞到了极点——他听说想要治好唐正方的精神病，就必须让他亲手杀一个人。
这个逻辑本身就充满了矛盾，他一边向往着精神病人的错乱世界，一边又想要治好唐正方的精神病，可彼时的伍勇早已沉浸在自己扭曲的世界里，根本不在意这些逻辑上的漏洞。
两人在路边看到了正在玩耍的12岁男孩，当着男孩爷爷的面，伍勇率先用棍棒将男孩打倒在地，唐正方随即举枪当场将男孩射杀。
光天化日之下，两人当着受害者家属的面，残忍杀害了一个无辜的孩童，其嚣张与冷血可见一斑。
可到了庭审现场，伍勇却再次为自己辩解，称自己只是用棍棒打了男孩一下，这一下根本不足以致命，真正开枪打死男孩的是唐正方，所以自己不该为男孩的死亡承担主要责任，更不该被判处死刑。
公诉机关当即反驳，伍勇与唐正方属于共同犯罪，从提前定制枪支、寻找作案目标，到率先动手打倒男孩，伍勇全程参与其中，主观上积极追求被害人死亡的结果，理应承担故意杀人罪的全部刑事责任。
最终，法院一审宣判，伍勇犯故意杀人罪、抢劫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等多项罪名，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审宣判后，伍勇的家人哭成一片，坚持要为他提起上诉，而此前当庭求死的伍勇，也在2009年12月正式提起了上诉，一改此前“求死”的态度，明确表示不想死了。
而伍勇的反悔除了对死亡的恐惧，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他还有一份早已制定好的、更加疯狂的犯罪计划没有实施。
警方在他的窝点里，找到了一份被伍勇命名为“星球计划”的清单，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他计划要实施的犯罪行为：纵火、爆炸、砍杀、扫射、制造车祸、投毒、绑架、抢劫，清单的最后一项是自杀。
这份疯狂的计划，也彻底揭开了伍勇所有犯罪行为的真实动机——他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劫财。
从部队逃离之后，他先后实施了多起暴力犯罪，袭击观测站的哨兵、保安，可这些案件都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他想要的“影响力”始终没有到来。
他渐渐意识到，这些地方要么地处偏僻，要么监控覆盖不足，他的所作所为根本没人知道，于是他开始为自己的犯罪“设计包装”。
在拾荒的过程中，他翻找来了大量废弃的军装、警服、钢盔、大盖帽，把自己打扮成不伦不类的军警模样，找来了两个同伙，专门选择有监控覆盖、人流量大的高速收费站，在光天化日之下实施抢劫。
他对着监控挥手，在指认现场时对着镜头摆姿势，在庭审现场刻意制造戏剧化的言行，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获得关注，为了让自己“出名”，沉浸在自己塑造的、潇洒不羁的犯罪者形象里无法自拔。
2010年，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伍勇上诉一案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伍勇的上诉，维持一审原判，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
2011年10月21日，遵照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署的死刑执行命令，伍勇被依法执行死刑，他那场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荒诞又罪恶的“表演”，终于落下了帷幕。
伍勇被执行死刑后，他的母亲始终沉浸在懊悔与痛苦之中，她不止一次地说：伍勇小时候学习成绩很好，只是因为高中时家里没钱供他继续读书，才让他去当了兵，要是当初能供他上大学，他绝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可事实真的如此吗？伍勇的人生悲剧从来都不是因为“没读过书”，相反他读过的书并不少，从犯罪心理学、刑事侦查学，到历史、政治，甚至是精神疾病相关的专业书籍，他都有所涉猎，只是他把所有的知识都用在了歪路上。
他的悲剧，根源在于早已扭曲的性格，在于深入骨髓的表演型人格，在于对暴力与犯罪的病态向往，在于他始终沉浸在自己编织的、中二又疯狂的英雄梦里不愿醒来。
他以为靠着极端的犯罪，就能获得自己想要的关注与“名气”，可最终他只留下了一连串的罪恶，毁掉了多个无辜的家庭，也亲手把自己送上了绝路。
这场持续十余年的罪恶，最终以死刑画上了句点，也给所有人留下了一个沉重的警示：永远不要为了虚无的执念践踏法律的底线，更不要为了所谓的“存在感”，夺走他人无辜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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