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江西一男老师因为伤害12名女生被判入狱，可受害的女孩却纷纷站出来替他喊冤，法院50多年都没能拿出一条他有罪的证据，可他却要用一生去证明自己无罪。

老人名叫汪康夫，江西吉安人，从小就喜欢文学，1959年初中毕业以后，分配到莲花县琴水小学教语文。

他绝对是每个孩子都梦寐以求的良事，不但讲课风趣幽默，而且从不打骂学生，班里的成绩也年年拔尖，深受学生爱戴，然而有时候太过出众并非一件好事，1966年5月的某天，这位德才兼备的老师一夜之间就成了遭人唾弃的“畜生”。

当天晚上10点左右，社教工作组突然带着警察找到汪康夫，声称接到学校举报他曾多次猥亵和强奸女学生。

听到这个消息，汪康夫不由得笑了，因为这种事情唯独不可能发生在他的身生，因为汪康夫的父亲身份特殊，以至于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从来不敢做任何出格的事情，所以汪康夫并不害怕，他相信只要明天找到学生对峙，真相就自然会水落石出，可惜这次汪康夫猜错了。

在他被带走的一周之后，一封调查材料摆在了他面前，莲花县人民法院拿到了三份由学校老师代笔的证词，声称多名女生指控汪康夫借着教游泳的名头对她们实施了侵害。

面对这份证词，公安和法院在意见上出现了分歧，公安机关认定汪康夫强奸女生12名，猥亵少女7名，但在法院报告中却改成了强奸女生2名，猥亵少女10名。

法院给出的理由是，老师在取证时存在威逼和引诱的现象，自己拟好内容交由女生抄写，并且法院还特意强调了汪康夫拒不认罪、顽固至极。

就这样，法院在没有经过对女生体检的情况下，仅凭这份口供便认定了汪康夫强奸2人、猥亵10人的犯罪事实，一审判处他10年有期徒刑。

汪康夫难以置信，还以为是法院出现了错判，于是又向吉安中院提起了上诉，可不料吉安中院的二审依然维持了原判，这下汪康夫彻底陷入了迷茫，他明明没有做过，为何要蒙受不白之冤？

这位文采飞扬的语文老师憋了一肚子的话，但在填写被告意见时，他最终只写下了寥寥几个字——“我没有强奸女同学。”

这一年，汪康夫刚刚24岁，正值最好的青春，可他就这样不明不白的劳改了9年，在减刑一年后于1975年结束服刑。

他出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为自己讨回公道，此时的汪康夫还始终坚信法律会还他一个清白，可连他自己都没想到，这一等又是48年。

1978年，莲花县法院组织对案件进行复查，最终却以“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为由驳回了他的申诉。

为了寻找新的证据，汪康夫写信给了两个最关键的人物，就是那两名被他“强奸”的女生，他本意是想弄清对方为何要陷害他，谁知对方竟然比他还要诧异。

受害人居然都不清楚自己是受害者，不知道应该感到可恨还是可笑，但这对于汪康夫来说却是个好消息，虽然不清楚谁要害他，却至少能够证明他无罪，于是汪康夫便将两人的回信提交到了法院，这也是清白距离他最近的一次。

1986年，吉安中院和检察院联合调查得出结论，认为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建议撤销原判。

但仅仅过了不到一年，吉安中院又推翻了自己的结论，再次驳回了汪康夫的申诉，理由是他与“受害人”串供不能当成证据。

不过，在驳回他的申诉之后，审判长张智曾经对他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这件事不是他能解决的，还需要上面下决定。

显然，审判长也明知这是一起冤案，可一桩只有一份口供，没有任何其他证据的冤案，竟然需要上级领导批准才能推翻，背后的复杂可想而知。

汪康夫一次次重新申诉，又一次次继续碰壁，光是邮寄的单据就多到数不清楚。

1999年，汪康夫向江西省高院申诉，他在申诉书中写道“自己的罪名没有被害人的控告笔录和陈述，如果有这些材料他就会停止申诉”，但得到的回复依然是自己与学生串供。

很多人都劝他就这样算了吧，毕竟他已经组建了家庭，也在别人的帮助下重新成为了老师，既然人生已经回到了正轨，又何必再去自讨苦吃？可他却表示一个人的清白怎能说算就算了，带着强奸犯的罪名，他入土都闭不上眼。

2016年，汪康夫的坚持终于得到了媒体的关注，此时他已经74岁，距离入狱整整过去了50年，人这一辈子能有几个50年？如今的他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却一直记得要替自己翻案。

为了帮助汪康夫，记者前往了吉安中院，希望找到当年那位名叫张智的检察官，然而他们却从工作人员口中得知了一个让人绝望的消息，原来那位名叫张智的法官已经过世了。

命运再次捉弄了这位可怜的老人，现在能够证明他清白的，恐怕只剩当年的那些“受害人”，尤其是两位被“强奸”的女生尹福贞和洪仔妹，于是在记者的陪同下，汪康夫踏上了寻找她们的旅程。

经过多方打听，记者找到了尹福贞，从她口中了解到了事情的真实经过。

当年，汪康夫被带走的时候，尹福贞甚至都不知道他做过什么，但后来却有学校的老师找到自己，希望她出面指认汪康夫，否则就禁止她毕业。

尹福贞坚决否认了汪康夫伤害过她，还一直强调汪康夫是正派的老师，但尹福贞由于当时年龄太小，最终只能在老师的威逼和诱导下按下了手印。

时隔多年，当她再次见到汪康夫，愧疚的泪水再也压抑不住，拉着汪康夫的手不停的道歉。

随后，记者又找到了洪仔妹，当被问到汪康夫是否伤害过她？洪仔妹也给出了相同的回答。

据洪仔妹回忆，当年学校的老师拿出了一份写好的供词，上面的字迹非常潦草，洪仔妹根本看不懂内容，就在老师的引导下糊里糊涂地按了手印。

“受害者”的陈述如此清楚，估计每一个拿到这些证据的人都一定会充满信心，汪康夫的律师们也是如此，先后有五六位律师在看过案卷之后，都自信能够帮他翻案，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最终他们竟然全部都无功而返。

2020年5月，江西省检察院受理了汪康夫的申诉，但两个月后又称无法调阅原案卷宗，决定终止审查，汪康夫不能接受这样的答复，于是继续收集证据。

2020年，他在记者的帮助下，相继联系了所有受害人，除了一位已经去世，一位没有找到，余下的10人在面对记者的询问时，全都否认汪康夫伤害过她们。

根据“受害人”提供的证词，当年所有的口供都是两名老师引导她们写下的，一个叫贺恩莲，一个叫曹静安，真相是否如学生们所说，只要找到她们，也许就能找到答案。

记者通过多方调查，找到了贺恩莲的联系方式，可对方在听说了采访意图后，就匆匆挂断了电话，好在记者又找到了曹静安的住处。

采访过程中，曹静安对过往的任何事都印象深刻，唯独提到汪康夫时，却显得有些支支吾吾，不愿提起往事。

2021年4月26日，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出具刑诉结果通知书，声称汪康夫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2022年1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送来了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又一次驳回了汪康夫的申诉。

几十年的语文教学经验，几十年对文学的热爱，可汪康夫却被一篇申诉书难住，因为他不知道究竟要怎么写？才能还自己一个清白。

2022年10月24日，80岁的汪康夫因为心脏病与多功能器官衰竭，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

临终前，他曾说过一段话——“除了出身，我没有任何愧对社会和学生的地方，十年徒刑，罪不在我。”

回顾汪康夫的经历，有太多的遗憾和不能理解，遗憾他活了80岁，却只做了24年的“人”，不能理解他既然被判入狱不需要证据，为什么讨回清白却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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