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看的是国史，准确地说，是他自己的《实录》，这件事发生在贞观十七年，距离玄武门那场血，已经过去十七年了，按理说，一切早已尘埃落定。 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挂了像，突厥打跑了，魏徵那个倔老头也死了两年，四海归心，万国来朝，史官手里的那支笔，还能翻出什么浪来，可他偏要看。 劝不住，拦不住，褚遂良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回了一句硬话：史官记录，本来就不给君主本人看，他没吭声，过了些日子又问，这回换房玄龄顶上去，说到底还是不给。
最后他看了，怎么拿到的，史书上说得含糊，许敬宗把《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呈上来的时候，这个四十六岁的皇帝，把自己关在殿里，从头翻到尾，翻到武德九年六月四日那一天，停住了，那上面写了什么，没人知道，我们只知道一件事——他下令删改，而且他改完之后，给后人留下了一句话。 这句话被如实记在了后来的史书里，像一个不小心留下的指纹，他说：史官执笔，何须有隐。这句话太奇怪了，一个刚刚强行翻看了自己档案、又亲自动手删改了关键段落的人，转过头来告诉史官：你们写东西，不必隐瞒，他到底怎么想的。
问题出在武德九年六月初四那天的记录上，玄武门之变的原始记载，我们今天一个字也看不见了，被他删了，现在留下来的，是修改之后的版本，这个版本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一个被逼到墙角的好人，迫不得已，出手自卫。 两个兄弟如何步步紧逼——下毒的马奶酒，昆明池的伏兵计划，在父亲面前没完没了的谗言，他自己呢，一退再退，退无可退。 直到六月四日凌晨，领兵经过玄武门，遭遇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兄弟，于是挽弓，于是射箭，于是天下太平，读起来合情合理，而且几乎有点委屈了。
但有一笔账，改来改去始终对不上，东宫旧部冯立、谢叔方，在李世民已经控制了宫城之后，仍然带着两千精兵猛攻玄武门，这两个人不是傻子。 他们的主子、太子李建成，当天凌晨已经死在了临湖殿前，这消息用不了半个时辰就会传遍整个宫城。 两千人，面对一个已经死了的主公，面对一个已经接管了宫禁的新主宰，他们在打什么？ 再退一步说，如果真的是太子和齐王先埋伏、先动手，那他们的部下应该早有准备，应该从容。 可冯立听到消息后的反应，是"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说完这话，带着人就往上冲。 这不是一场埋伏之后的清扫，这更像是一次被偷袭之后的仓促反扑。还有尉迟恭，这个人在整件事里的位置，怎么摆都别扭，按照现在的版本，六月四日凌晨他全程跟在李世民身边，射杀齐王，砍下首级，然后——注意这里——他披甲持槊，径直闯进了高祖李渊的寝宫，是闯，不是通报，不是求见，一个臣子，满身是血地出现在皇帝面前。 李渊当时在干什么？ 史书上写得很具体：泛舟海池。 清晨，泛舟。 尉迟恭告诉他，太子和齐王作乱，已经被秦王杀了。 李渊的反应是"甚愕"。 然后问左右怎么办。 左右说，只有立秦王为太子，这事才能平。 李渊说，好。
泛舟海池那一段，每次读到都让人心里发凉。 一个开国皇帝，在儿子们互相杀戮的清晨，在水中央。 他不在前殿，不在寝宫，不在任何一个他可以接到军报、可以调动禁军、可以做出反应的地方。 他在船上。 而那个披甲持槊的人，就那么站在岸边。 史书上说尉迟恭"入卫"，是来保护高祖的。 一个需要被保护的人，不会被人拿槊指着。 一个在保护别人的人，不会浑身是血，不等宣召。动手的人是李世民。 但他动手的方式、动手的时机、动手之后那一个时辰里发生的事，恐怕和他后来让史官写下来的，不是同一个版本。 玄武门之变不是一场遭遇战。 它是一次伏击。 目标明确，时间精确，路线精准。 太子建成从北门入宫，必经玄武门。 那条路，李世民比谁都熟。 凌晨的宫门守将常何，是他的人，已经布置了很久。 他把八百人埋伏在临湖殿附近的林子里，等着。 等一个每天都走这条路的人。 这不是被逼无奈，这是预谋已久。
他为什么要改史书。 这个问题我问了自己很久。 后来我觉得，他不是怕后人知道他杀了兄弟。 杀兄弟这件事，他改完的版本里也没瞒住，只是把责任推给了对方。 他怕的，是后人知道他怎么杀的。 设伏，偷袭，在父亲寝宫外面动手，然后派人披甲执槊去逼宫。 这一连串的动作，他改了大半辈子国史，也没能完全抹掉痕迹。 那些痕迹留在别人的列传里，留在边角料的记载中，留在改不干净的逻辑缝隙里，等着被人翻出来。贞观十七年他看完《实录》之后说的那句话——"史官执笔，何须有隐"——究竟是说给谁听的。 是说给已经死了的褚遂良，是说给正在写史的房玄龄，还是说给一个被删改过的自己。
也许这句话本身，就是最大的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