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确权在手：19.88亩农田的合法根基

在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张易镇某洼村，柏某昌一家自1994年起合法承包经营19.88亩土地，依赖耕种维持生计。2020年1月，原州区人民政府向其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认承包期至2024年底，其中包含7.05亩基本农田。

这7.05亩土地由两块地块组成，四至清晰无争议：1.17亩（东至潘某、南至柏某贤、西至柏某贤、北至宋某）和5.88亩（东至张某、南至谢某、西至荒坡、北至宋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作为农民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定凭证，不仅是柏某昌一家的生计依靠，更是法律赋予的权利铁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受特殊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占用、毁坏，该证书本应是其安心开展农业生产经营的坚实保障，可这一切在2019年因一场未经许可的项目建设戛然而止。

二、风波骤起：未获同意的土地占用与农作物毁坏

2019年7月，原某洼村村支书郭某找到柏某昌，提出流转其7.05亩基本农田，用于建设某洼村游客休闲中心。彼时地里的大豆、胡麻已临近收获期，这是一家人全年的重要收入来源，面对突如其来的流转要求，柏某昌一家基于土地对家庭的重要性，明确拒绝了这一要求——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流转必须建立在自愿有偿的基础上，未经同意任何个人或单位无权强行处置。

此后，发生了以下情况。2019年7月14日，柏某昌的大儿子柏某贤返乡时，发现自家农田里有推土机正在作业，即将成熟的大豆和胡麻已被毁坏。他报警后，张易派出所民警出警了解情况，告知此事涉及张易镇政府工程项目，会由镇政府协调处理，随后未再介入此事。柏某昌随即联系村支书郭某询问，郭某回应称此举系根据张易镇政府安排进行，表示此事将按镇政府安排进行。

让柏某昌一家难以接受的是，整个过程从未收到合法征收文件，也无部门就土地占用事宜进行正式协商，更未获任何补偿。此后，他们多次向村委会及镇政府反映问题，但未能得到实质解决。镇政府工作人员未能有效接待，甚至有工作人员表示“相关问题镇政府无法解决，建议其通过其他途径反映”。最终，柏某昌家庭承包的7.05亩土地被用于文旅项目并种植树木，导致土地无法耕种，家庭主要经济来源中断，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到损害。

从法律层面看，涉事土地为基本农田。依据《土地管理法》，其用途不得擅自改变，镇政府等部门未经法定征收程序即占用施工，涉嫌违反该规定。其在农作物收获前毁坏作物的行为，亦可能违反《民法典》关于财产权保护的规定。柏某昌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受《农村土地承包法》保护，相关方在未达成协议情况下占用土地，违背“自愿有偿”原则，涉嫌侵犯其土地承包经营权。

三、维权之路：历经多场诉讼的曲折前行

自2019年土地权益受损后，柏某昌一家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维权。他们首先向固原市城郊法庭提起诉讼，但过程并不顺利。据当事人陈述，法庭曾告知其无需缴纳诉讼费，最终却以未在规定期限内缴费为由，裁定按撤诉处理。无奈之下，当事人重新缴纳诉讼费再次提起诉讼，可法院经审理后，又认定该案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裁定驳回起诉。

2022年，柏某昌等三人向原州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提交了承包经营权证、现场照片、报警记录等证据，柏某昌一家的基本诉求恢复耕地面积，赔偿农田毁坏经济损失。政府方未能提供有效反证，但法院未支持其经济损失赔偿请求，土地问题未解决。2023年，他们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镇政府征地行为违法、恢复土地并赔偿损失。2024年5月，原州区法院以不属行政案件受案范围为由驳回起诉。三人上诉后，固原中院于同年8月裁定一审事实不清，指令重审。2024年11月，原州区法院重新立案，追加区文旅部门为共同被告，并于2025年1月开庭。柏某昌方提交了系列证据，镇政府否认征收毁地，文旅部门称仅负责建设、与案无关，村委会也表示土地未被征收。2025年3月，原州区法院作出一审行政判决，确认镇政府行为违法，判决其支付1.17亩土地补偿费14040元，并责令两被告对5.88亩土地采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2940元（按每亩年流转费100元计五年）。

双方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柏某昌方认为判决对土地性质认定不清、未支持青苗补偿且标准过低；张易镇政府则否认占用土地事实。2025年，固原中院终审认定涉案土地在项目施工范围内，镇政府无法提供合法征收依据，遂撤销原判，改判支付土地补偿款84600元，但对其余诉求未予支持。诉讼过程复杂漫长，历经多类诉讼程序，当事人诉累较重。一审判决按每年每亩100元计算损失，被指未充分体现土地实际价值。终审虽提高补偿，仍未支持青苗补偿、误工损失等直接损害，亦未判令恢复土地原状。

截至目前，柏某昌一家未获任何实际补偿，包括已判决的款项。维权过程漫长，历经民事、行政诉讼一审、二审，程序复杂，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和财力，诉讼成本较高。一审按每年每亩100元计算土地损失，当事人认为该标准过低，未能体现基本农田实际价值；终审虽提高补偿，但未支持青苗补偿、误工损失等直接损害，亦未判决恢复土地原状，其认为自身权利救济仍不完整。

然而，在终审判决后，又出现了新的情况。2025年10月，当地开展土地重新确权工作时，柏某昌一家前往办理7.05亩土地的权益登记，被告知因政府未予确权，村里无法办理，导致登记工作至今未能完成，土地权益的归属尚未明确，相关问题仍有待解决。

四、权益之思：农田保护与公平正义的坚守

柏某昌一家的遭遇，反映了农村土地权益保护在实践中的落实仍面临挑战。他们持有合法有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却遭遇土地被占用、作物被毁的困境，历经数年多场诉讼，不仅未获得实际补偿，土地原状未能恢复，后续的确权登记也未能顺利进行。这反映出，如何将法律规定的农民权益有效落实，仍是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事件折射出基层治理中的突出问题：部分基层单位法治意识不强，在推进工作时未能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司法救济渠道的畅通性与判决执行机制有待完善；土地管理政策在基层执行中存在偏差，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未能完全落地，确权登记与司法判决衔接不畅。这要求必须着力优化权益保护机制：强化基层法治意识，明晰责任边界；简化维权程序，降低农民成本；加强司法对行政行为的监督，确保判决执行；健全土地管理制度落地机制，使农田保护和确权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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