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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调查组寻秋收起义总指挥线索,一农民指照片:他是我幺爸

1977年春,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为纪念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五十周年正在重新布展。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秋收起义展区里,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在卢德铭的展板前停住脚步。展板上只有七个字:“秋收起义总指挥”,没有照片和籍贯,也没有生平。


张平化盯着那七个字看了一阵,转身对陪同的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莫循说,卢德铭是秋收起义的总指挥,展板上不能只有一个名字,要查清楚,尽量把照片和生平补上。张平化说完后,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把讲话内容记了下来。


1977年5月,萍乡市革命委员会政治部召开会议,传达张平化在井冈山博物馆的那次谈话。到会人员接到三项任务:找到卢德铭的照片,查明他的籍贯,找出遗骸和当时牺牲的经过。会议决定抽调人员开展前期调查,萍乡市革委会政治部宣传组组长黄建忠被指定为调查小组组长。


这时黄建忠面前摆着三个难题:没有照片可以比对,没有资料呢确定卢德铭的老家在四川哪里,更没有他的亲属的线索。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为纪念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五十周年正在重新布展。革命烈士展区的资料通常由牺牲地或籍贯地的党史部门、民政部门提供,跨省征集要经过省级宣传部门协调。前期调查启动之后,到9月,调查小组正式组成,除了组长黄建忠外,还有刘崇道、邹咸新、肖普纯、段家作、陈明训五名组员。


段家作和陈明训随后领了介绍信,在11月初来到北京。两人先找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人员翻查无果后告诉他们,民国时期的档案大多存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也许那边能找到线索。两人没有在北京多做停留,立即转车南下。


在南京的档案阅览室里,段家作和陈明训调出黄埔军校第二期、第三期的学员名册,逐页翻查。黄埔同学录按期别、部别排列,每一名学员或职员的名下记录姓名、别号、籍贯、部别和职级,有的版本附了合影照片,照片背面标注姓名和通信地址。


两人翻到第三期政治部工作人员合影时,陈明训在照片背面看到了钢笔写的一行字:“组织科员 卢德铭 继雄 二十 四川 宜宾双石铺邮局转。”


陈明训把段家作叫过来,两人把照片背面的字迹逐字核对,然后把合影翻拍放大。照片上有十余人,穿着军装站成两排。字迹标出了卢德铭的名字、别号、年龄和联络地址,现在可以确定卢德铭肯定在照片里,但合影里究竟哪一个是他,照片没有标注,两人也看不出来。


1977年12月12日,调查组带着在南京翻拍的合影又来到了北京,他们来到周士第家中见到周士第。周士第接过照片,在灯下端详了一阵,指向前排左起第一人说:“这个,可能是。”随即他又补了一句:“我不敢完全肯定。”


1927年周士第担任国民革命军第25师73团团长,卢德铭在这个团担任参谋长,两人在同一个团里共过事。隔了五十年,面对一张十余人并排站立的合影,周士第也只能给出“可能”两个字。


调查组又去找何长工。何长工参加过秋收起义的组织工作,在起义部队里担任过连党代表和团部参谋。何长工看过照片后答复也很含糊,没有找出确切的人,此时照片辨认工作遇到了问题。


调查组最后把照片直接送进了军委聂荣臻办公室。照片送到之前,调查组已经查清,黄埔军校政治部在1924年到1925年设有组织科,卢德铭于1925年毕业后留校,在政治部组织科担任科员,而聂荣臻同期在政治部担任秘书,两人在同一个单位里共事,也许在聂帅这里能够找到答案。


1977年12月14日,军委聂荣臻办公室的周秘书转达聂荣臻的回忆:照片前排右起第一人,立正姿势,腰间佩武装带的那一个,就是卢德铭。聂荣臻同时还说,照片里穿西装的那个人是他自己,把此前的误认也澄清。


12月30日,中央军委聂荣臻副主席办公室正式发函,确认了聂荣臻的辨认结果。调查组随后又到武汉找韩浚复核。


韩浚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参谋长,与团长卢德铭同团共事;秋收起义时,他又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是卢德铭军事上的直接副手。


韩浚看过照片后,辨认结果和聂荣臻一样。这样一来,照片认定工作多了一道来自卢德铭老战友的交叉印证。现在基本判定照片里前排右起第一人为卢德铭,可调查组还需要卢德铭的亲属来最终辨认。


1977年12月底,调查组循着照片背面写着的“双石铺”和“继雄”两条线索来到了四川自贡仲权公社。仲权公社属自贡市管辖,公社办公室设有喇叭广播,公社干部们随后打开了高音喇叭。


卢定义这时正在地里干活,大喇叭里喊他赶快到公社办公室去。卢定义放下手里的活,忐忑不安的赶到公社,只见屋里坐着几个外地来的调查人员,他们把翻拍的合影摊在他面前。


卢定义戴上老花镜,凑近照片看了好一阵,手指按在前排右起第一人上,说:“这个是我幺爸(小叔)。”卢定义说完,眼泪跟着掉了下来。卢定义告诉调查人员,自己的父亲卢德成是卢德铭的二哥,卢德铭离家时自己年纪还小,但小叔的样子一直记得。


照片经老同事战友和亲属辨认后最终确认。现在调查组要梳理卢德铭在1927年牺牲前后的经历和找到烈士遗骸。


随后调查组人员继续寻找当时的见证人和在当地村民的配合下,终于梳理出卢德铭牺牲前后的经历。


1927年9月19日晚,前敌委员会在文家市召开会议,主席提出放弃攻打长沙、把部队转向农村山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下辖三个团,前敌委员会是最高决策机构,卢德铭作为总指挥是前委委员,在会上有表决权。


师长余洒度坚持要“取浏阳直攻长沙”。卢德铭在会上发言,说“毛委员的意见,我完全赞成”,表示再攻长沙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前委多数委员随后同意转向。


六天之后,9月25日拂晓,部队从芦溪出发,经山口岩向莲花方向行进。山口岩在萍乡芦溪与莲花之间,是部队向罗霄山脉转移的必经隘口。主席随前卫行动,卢德铭和余洒度随师部居中,后卫是苏先骏的第3团。先头部队已经通过隘口,第3团还在山口岩和白泥岭之间的低洼地带。江西军阀朱培德部和省第4保安团从萍乡方向追上来,第3团中了埋伏,被压制在低洼处。


卢德铭听到后面枪声激烈,带领一个连折返,夺下白泥坳山头,用火力压制敌军,掩护后卫部队转移。卢德铭率部撤退时站在开阔地带的高处,被一颗流弹击中胸部,倒在山口岩猪百丘田岸下,牺牲时间大约是上午8时。


战斗结束后,当地农民周仁榜在自家后门口发现了卢德铭的遗体。周仁榜那年二十七岁,他找来家人把遗体抬到屋后的小土坎上,在茶树下挖坑匆匆掩埋了。


1978年春,工作人员根据周仁榜和他后人指认的位置进场挖掘。周仁榜当年掩埋时没有棺木,江南的土壤潮湿,酸性重,几十年下来,遗骸已经和泥土混在一起。工作人员挖掘之后没有发现可以辨认的骨殖,只能把包裹遗骸的泥土取出来,随后安放在新建烈士纪念碑的基座之下。


调查小组的报告在1978年4月全部完成,聂帅确认的那张合影被提取出来作为卢德铭的标准像。印进了党史战史书籍和报刊。1982年,当地政府在卢德铭牺牲地大约一公里处修建了卢德铭烈士墓。


在1987年秋收起义六十周年时,纪念碑落成,杨得志题写了“卢德铭烈士纪念碑”的碑名。


那张合影里,卢德铭立在前排右侧,腰间束着武装带。卢定义在仲权公社办公室里指认他时喊了一声“幺爸”。照片后来印进了书里,碑立在芦溪的山脚下,包裹遗骸的泥土安放在碑座之下,卢德铭的展板最终被填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