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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籍男子涉恐判 27 年,伊朗否认主导暗杀,司法难证国家责任

文 |忆之

编辑 |忆之

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近日作出判决,巴基斯坦籍男子阿西夫·默钱特因企图实施跨国恐怖主义、买凶杀人两项罪名,被判处330个月监禁,折合超过27年。

这起案件的导火索,源自2020年美军在巴格达空袭击杀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检方叙事将案件定义为伊朗方面的报复行动。

但德黑兰方面始终否认参与针对美国政要的暗杀计划。在舆论传播当中,很容易出现一种简化逻辑:被告人被法庭定罪,就等同于证实这是伊朗国家主导的暗杀工程。

但把法庭证据、检方庭外政治表态、他国官方否认放在一起比对会发现,这中间存在一条清晰的信息鸿沟。

读懂这道鸿沟,也是理解这起案件真正价值所在:刑事法庭解决的是个人行为是否触犯美国法律,并不天然等同于完成对另一个主权国家国家层级策划行为的司法认定。

梳理已经公开的案卷信息,整个阴谋从头到尾都停留在未遂阶段,没有发生任何实际袭击。

2024年4月,默钱特抵达美国,同年6月初主动接触一名联络人寻求落实刺杀计划,这名联络人随即向美国执法部门报备,成为保密线人。

后续所有沟通、谋划都处在美方监控之下,默钱特于2024年7月12日被捕,就在被捕次日,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发生了针对特朗普的未遂刺杀案,检方在量刑阶段强调,默钱特听闻该案后表示,这正是他被派来美国要做的事。

今年2月下旬案件开庭,数日后美国与以色列联合发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地区冲突骤然升级;3月,联邦陪审团作出有罪裁定。

庭审现场本身已经呈现出叙事分裂,默钱特本人承认和伊朗革命卫队人员接触,据其当庭陈述,他于2022年前后即被革命卫队招募,一年半内在德黑兰与上线会面约十五次并接受反侦察训练,随后参与这套暗杀谋划。

但提出胁迫抗辩:他称自己之所以卷入事件,是身在德黑兰的家人受到革命卫队的胁迫,自己本身并不愿意实施犯罪,并且预判自己会在命案发生之前遭到抓捕。

同时他向法庭说明,自己并没有收到明确指令去杀死某一个特定人物,只是伊朗方面的联系人谈话时,口头点出了特朗普、拜登、妮基·黑利三个人名。

美国司法部的公开表态则是另一套叙事,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在宣判当天直接将默钱特定性为“来到美国协调针对特朗普暗杀企图的伊朗特工”,强调外国恐怖阴谋绝不被容忍。

检方采信的逻辑链条是:苏莱曼尼遇刺之后伊朗多次公开表态要复仇,默钱特和革命卫队人员往来,并且谋划刺杀美国政要,由此把个体行为和伊朗政权绑定。

这里需要区分两组完全不同性质的内容:一组是陪审团依据法庭呈交证据认定的被告人个人犯罪事实;另一组是美国行政部门、司法部对外发布的政治定性声明。

法庭能够看到的直接证据,除默钱特本人的联络记录、和线人的沟通内容、被告人当庭口供外,还包括他与所谓杀手(实为卧底执法人员)会面的视频录像、5000美元定金的支付记录、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特朗普斩首图及宣扬报复的帖文、对2024年竞选集会地点的搜索记录,以及以服装术语为暗语的接头内容。

这些证据足以证明,默钱特本人确实采取实质性步骤,招募人手策划跨国政治暗杀,满足美国国内反恐刑法当中的未遂犯罪要件。

其中社交媒体帖文等还直接印证了他本人的主动动机,量刑法官亦据此认定胁迫并非其唯一动机。

但是,现有法庭材料里,缺少能证明伊朗官方层面下达书面指令、拨付资金、进行加密指挥的客观物证。

能够指向“伊朗国家层面下达暗杀任务”的核心线索,很大程度依赖默钱特本人的供述口供。而口供本身同时附带了他自己提出的被胁迫的辩解。对于这份口供,伊朗政府直接全盘否认。

按照司法的基本原则,一份单方面口供,在没有客观物证交叉印证、当事主权国家公开否认的前提下,不能直接当作已经证实的国家行为证据。

很多读者会产生疑问:一项从头到尾没有造成人员伤害、全程被监控、完全没能落地的暗杀谋划,为什么会判处超过27年的重刑?这需要简单理解美国跨国反恐相关法条逻辑。

美国法典18U.S.C§2332b(跨国恐怖主义行为)与18U.S.C§1958(买凶杀人罪)是本案的两项定罪依据,前者并不以是否实际造成死伤作为定罪门槛。

法律评判的关键点,是行为人有没有采取“实质性步骤”去推动恐怖计划落地。

哪怕整个计划现实层面漏洞百出、从现实角度几乎不可能成功,“计划本身可行性很低”不能成为无罪或者轻判的抗辩理由。

简单来说,法律判断的是“人有没有动手推进犯罪”,而不是“这个犯罪到底能不能办成”。

哪怕默钱特的谋划在外界看来粗陋、极易败露,可他主动寻找杀手、讨论刺杀美国政治人物,已经属于法条定义下的实质性步骤。

这也是为什么,袭击并未发生,依然可以成立重罪,带来超长刑期。至于他的胁迫抗辩,陪审团没有采信,最终裁定罪名全部成立。

至于陪审团不采信的理由,陪审团本身不需要对外公布完整逻辑。这起案件发生的时间节点,进一步放大叙事分歧。案件开庭审理的时间点,刚好和美伊直接军事冲突的时间高度重叠。

国际现实当中,非国家个体、地方武装人员、机构下属人员,出于多种复杂动机展开行动,并不完全等同于该国中央政府的正式决策。

想要坐实一个主权国家政府主动下达暗杀指令,需要远高于个人刑事定罪等级的证据链条。口供可以作为线索,但不足以作为最终铁证。这起案件的后续还留有不少观察窗口。

默钱特方面是否会提起上诉,上诉法庭会不会重新审视证据以及量刑尺度;伊朗方面会不会拿出更多材料反驳美方指控;后续是否会出现资金流、通信记录等新物证来佐证或者推翻现有推论。

在更多客观证据出现之前,我们应当把已经确认的事实和仍存争议的推论划出清晰边界。布鲁克林法庭的判决,完成了对一名巴基斯坦男子个人犯罪行为的司法追责。

但关于“伊朗国家政权是否策划这起暗杀”,这件事并没有随着这份超过27年刑期的判决书一锤定音。法庭解决了个体罪责,地缘层面的真相争议,依旧悬置在司法判决书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