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有首流传甚广的“十字令”，道尽小学教师的窘况：“一身平价布，两袖粉笔灰，三餐吃不饱，四季常皱眉，五更就起床，六堂要你吹，七天一星期，八方逛一回，九天不发饷，十家皆断炊。”

当时小学教师收入低，尤其是乡村小学教员，其收入不仅远低于大学教授（收入约为后者的三十分之一），也低于大中城市的教员。

即使薪酬如此之低，还时常被拖欠，许多财务状况不佳的地区，欠薪已呈现常态化，尤其是抗战后期及解放战争时期，欠工资经常达半年之久，教师们"啼饥号寒，情同嗷嗷待哺之难民"。

于是出现了民国教育界一大奇观，有些教师下课后学着拉人力车，补贴家用。

在国军的著名将领中，有多位从军前做过小学教员：陈诚、胡宗南、黄维、郑洞国、桂永清。

他们基本都毕业于师范学校或中学，传统教育背景的痕迹明显，自律、重名节，轻财利。

其中又以“书呆子”黄维为最，他还有个绰号，叫“军中苦行僧”。

他任十八军军长时，不仅不“喝兵血”，还倒贴，把个人工资都拿出来补贴军需。

家属随军住普通营房，没有个人公馆。

据部下回忆，他任12兵团司令官时，吃饭与士兵同灶，仅仅多一碗青菜。

因为无法与其他高级将领“打成一片”，黄维的人缘不好，但没人敢说他贪污。

郑洞国仅有半年的小学教员经历，但也是国军将领中公认的“廉洁楷模”。

他将在昆仑关战役中得到的个人战功奖赏金5万法币（约折合当时的2000银元，是一个中中将军长两年的工资），全部拿出来用于抚恤阵亡官兵家属，自身无任何私人财产。

蒋介石在日记里称他“廉而能战，黄埔之幸”。

以上两位不拉帮结派，基本没有派系利益纠葛。

陈诚和胡宗南分别为国军两大派系“土木系”和“西北系”的首领，在当时的环境下，不得不对其某些部属的贪腐行为持默许态度。

因为不如此，则不能维系派系的生存与发展。

胡宗南在孝丰县立小学当了9年老师，是干这行最久的一位。

他就是在带学生去杭州西湖写生时，初识戴笠，从此肝胆相照。

但他作风简朴，没有个人贪腐记录，无私产、无公馆，也多次拿出个人俸禄补贴旧部。

陈诚也是高级将领中著名的“廉员”，不贪不占，生活勤俭，绰号“陈老抠”。

唯一略有瑕疵的“小学教员”是桂永清，他早期无任何敛财行为，廉洁奉公。

在成了海军总司令之后，受海军物资倒卖风的裹胁，利用职权为自己购买少量私人房产。

这是“小学教员”将领中的唯一，不过与汤恩伯那种克扣军饷、强占民田的严重贪腐行为，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

总起来看，这个群体的廉洁性远高于国军将领的平均水准。

这也是儒家“重名节、轻私利”价值观的体现。

还有一位国军大员，曾统领70万大军，最后混不下去了，去当小学教师糊口。

他就是著名的“猪将”刘峙。

淮海战役后，刘峙被撤职，他辗转流落到印尼，在当地小学教国语和地理糊口。

月薪令170印尼盾，约合7美元。

据说他教地理时最爱讲“长江水系”。

1952年他的真实身份暴露，轰动了整个印尼。

气得在台湾的蒋介石破口大骂：太丢人了！二级上将在国外教小学生，让他回来吧！

回台湾后蒋给他一个闲职，算是有了个饭碗，直到1971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