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分权制衡体系与政治极化交织的独特产物，美国政府停摆已从偶发性程序事件演变为常态化治理危机。自1976年现代预算程序运行以来，美国政府停摆22次，明显呈现时间延长、范围扩大、博弈升级的趋势。而此轮自2025年10月以来的美国政府停摆，首次击穿了“军事豁免”的安全共识，将国家安全的最后堡垒拖入党争漩涡，标志着美国政治内耗开始深度侵蚀军事根基。本文在梳理美国政府停摆历史、剖析此次停摆的动因的基础上，为您深扒一下美国政府停摆对军事领域的影响。

美国政府停摆，直接原因在于国会未通过或及时批准下一财年的预算案或短期“持续决议”（Continuing Resolution，简称CR），导致联邦政府部分机构因缺乏资金授权而被迫关闭。其演变历经四个阶段。

奥巴马医改补贴再引争议

一是制度初创阶段的技术性停摆（1976至1979年）。1974年的《国会预算与截留控制法》明确限制总统截留资金，要求政府开支严格遵循国会预算，其虽确立了美国现代预算制度，但复杂的立法程序也为日后分歧埋下隐患。1976年，福特总统否决关键拨款法案，引发美国政府首次12天停摆，成为预算博弈的标志性事件。此阶段共发生6次局部停摆，持续8至18天不等，争议多聚焦于医疗补助等社会福利资金分配。因制度尚在磨合，停摆多通过临时妥协化解，共和、民主两党分歧未升级为意识形态对抗，国防拨款均顺利通过，军事领域未受实质影响。

二是政策博弈阶段的常态化停摆（1980至1994年）。1980年，时任司法部长希弗莱蒂的相关法律意见确认了《反超支法》的刚性约束，美国政府“全面停摆”自此出现。里根任期，美国政府创8次停摆纪录，停摆进入常态化。此时期的停摆多为1至3天的短期拉锯，主要原因是里根的减税政策与国防开支扩张计划，与国会民主党人社会福利主张尖锐对立。1990年，老布什政府的5天停摆具有特殊意义-总统与国会民主党人达成增税减赤协议，却遭党内保守派议员反对，预算分歧首次显现党内分裂苗头。总体而言，此阶段停摆持续时间短、达成妥协快，对公共服务与军事领域均未造成系统性冲击。

三是政治极化阶段的规模化停摆（1995至2017年）。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加剧，政府停摆从“政策工具”升级为“政治武器”。1995至1996年，克林顿政府与共和党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对峙，引发两次累计26天停摆，标志着停摆成为党争重要手段。双方围绕“七年平衡预算计划”博弈，致超过28万联邦雇员停工。2013年，共和党极端保守派以“推迟或废除《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奥巴马医改）”为预算通过条件，开创“政策勒索”先例，16天停摆致约80万联邦雇员无薪休假，直接经济损失约240亿美元。此阶段军事仍获“安全豁免”，成为少数未受严重冲击的核心部门。

四是深度撕裂阶段的极端化停摆（2018年至今）。因美国政治极化日趋严重，2018年以来，政府停摆愈发凸显极端化特征：持续时间更长、经济损失更大、社会影响更深。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因美墨边境墙57亿美元拨款争议，政府持续停摆35天，创史上最长纪录，造成约110亿美元经济损失，9个联邦部门部分或全部关闭，仅五角大楼因提前获国防拨款正常运作。特朗普大胆利用政府停摆施压，开创总统主动引发政府停摆的先例。2023至2024年，拜登政府多次面临停摆危机。以“自由核心小组”为代表的极端保守派议员与以时任议长麦卡锡为代表的党内主流派严重对立，反复阻挠议事，导致麦卡锡被历史性罢免。双方虽借短期CR得以规避政府实际停摆，但政治矛盾已从“两党对决”转为“共和党内战”，从“政策勒索”转向“破坏性程序政治”，为2025年出现冲击军事领域的全面停摆埋下伏笔。

2025年10月的美国政府停摆，表面上是关于奥巴马医改补贴的争议，实则是特朗普政府将其作为推动“边境墙建设、裁撤联邦机构”等核心议程的工具。此次政府停摆首次将军事领域全面卷入，标志着美国政治博弈对国家核心安全能力的侵蚀达到新深度。

2025年10月美国政府停摆

从核心共性看，此次停摆的核心机制与博弈逻辑，深植于美国政治的结构性矛盾中，与历史停摆一脉相承。其一，制度根源一致。政府停摆均源于预算分权审批框架，国会掌控“钱袋子”、总统掌握行政权，双方的对等否决权为博弈提供空间。当双方政治目标严重对立时，预算案便成为“否决政治”的牺牲品。2025年的僵局是这一缺陷在极化政治环境下的必然产物，并未因领导人更替改变底层逻辑。其二，博弈本质相同。

自1995年以预算博弈→政府关门→临时妥协为核心的政府停摆模式确立以来，核心博弈机制变成以预算审批作为“政策勒索工具”。无论是1995年“七年平衡预算”、2013年“废除奥巴马医改”，还是2025年“全额建墙、裁撤机构”的博弈，本质都是以政府关门为威胁，换取常规立法程序难以实现的目标。其三，应对路径单一。绝大多数政府停摆最终都依赖短期CR收场，而非全年预算案。这种方案的本质是推迟根本矛盾，制造新的“停摆悬崖”，导致停摆风险周期性复发，形成“停摆-临时妥协-再停摆”的恶性循环。其四，社会影响相似。每次大规模政府停摆，都导致数十万联邦雇员无薪休假，直接影响贷款审批、食品安全检查等公共服务，这是历次停摆的“标准配菜”，2025年亦没有避免。

从显著差异看，此次政府停摆是特朗普政府主动选择的强制性政策推进策略，破坏性远超以往。其一，博弈性质更具斗争性。以往总统多避免政府停摆，而特朗普借鉴2018年经验，将政府停摆视为“主动施压工具”。他试图通过反对医改补贴延期间接动摇医改资金基础，实现全额资助边境墙建设、大幅裁撤“深层国家”机构（如环保署、教育部）等核心议程。这不再是简单的预算分歧，而是带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清算”。其二，军事影响更带直接性。在既往政府停摆中，国防拨款因“安全共识”单独通过。而2025年国会至今未能通过任何国防拨款法案，迫使国防部启动全面应急计划，两次挪用133亿美元专项资金垫付军饷，这成为本次停摆最突出的新特征。其三，博弈手段更显极端性。此次政府停摆首次出现“永久性裁员”与“针对性削减对立州项目”（民主党主导的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环保补贴），寻求将临时政府停摆转化为对行政体系和政治对手的结构性打击，破坏性进一步升级。其四，外溢效应更趋传导性。既往政府停摆的经济损失多集中于消费领域，停摆结束后可部分反弹弥补，而2025年政府停摆导致的科研中断、武器交付延迟、企业倒闭等损失带有不可逆性。尤其是此次政府停摆叠加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延宕等国际背景，其引发的美国国家战略不确定性，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更趋深层。

美国政府停摆频发，是财政制度缺陷、政治极化与政府领导风格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

美国政府停摆引发“No king”大规模示威游行

其一，预算制度的结构化缺陷是政府停摆频发的制度基础。美国联邦财政制度要求，国会必须在9月30日前，通过12项常规联邦拨款法案。但自1976年以来，仅4个财年（1977年、1989年、1995年、1997年）按时完成。这一刚性要求催生两大顽疾：一是依赖短期CR。1998至2021年的24个财年里，国会共通过120次CR，年均5次。这类决议只能延续上一财年开支，无法支持新政策，反而固化财政僵局。2025年政府停摆前，国会虽两次通过CR，两党仍因医改与移民政策陷入僵持。二是“圣诞树形”立法乱象。议员常将争议议题捆绑进拨款法案，如2018年共和党在CR中附加50亿美元边境墙拨款。这种操作让单一法案承载过多政治诉求，既加剧谈判复杂性，也给党派斗争提供可乘之机。预算制度的分权设计，本是为防止权力集中，却在实践中演变为国会与总统、党派间的多方拉锯战。

其二，选举政治的周期压力是政府停摆对抗加剧的核心诱因。美国“两年中期选举、四年总统选举”的周期压力，让政党更倾向于用强硬立场取悦核心选民，而非国家长期利益。面对临近的2026年中期选举，特朗普及其团队不断煽动社会情绪，将民众对精英政治的不满转化为对“边境墙”“削减联邦官僚机构”等特定政策的支持，进而强化党内凝聚力，民主党则通过维护奥巴马医改补贴争取中低收入选民，双方均把政府停摆转化为选举动员工具。这种“选举优先”逻辑，使政府停摆从单纯的“财政治理危机”演变为“政党生存博弈”，进一步加剧预算制度失灵和政府停摆激烈斗争。

其三，政治极化的尖锐化趋势是政府停摆危机升级的内在动力。近年来，美国两党在意识形态与政策取向上的分歧，持续扩大、日益对立。从国会投票数据看，20世纪60年代，约25％的议员会在关键议题上与对方政党保持跨党派一致投票，而目前90％的议员都会与本党投票立场高度一致，跨党共识近乎消失。“三权分立与制衡”在极化环境下彻底演变为“否决政治”。激进派议员利用预算程序阻挠拨款法案，倒逼政党领导层让步，将预算审批直接转化为“勒索工具”。这种极化趋势推动政党精英进一步走向极端，而精英的极端立场又反过来固化民众的认知对立，最终形成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

其四，政府领导的个性化风格是政府停摆冲突的引爆器。与以往建制派总统遵循传统执政逻辑不同，特朗普信奉“交易艺术”与“极限施压”。对他而言，政府停摆不是危机，而是一场谈判，应尽可能利用其争取最大筹码。利用媒体网络，特朗普及其团队持续塑造“为保卫国家而战”的叙事，将复杂的预算分歧简化为“我们（普通民众）”与“他们（精英政客）”的对立性身份叙事，把政府停摆责任完全归咎于民主党。正是这种激进的行事风格，进一步放大了两党、行政部门与民众间的矛盾，最终引爆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的政府停摆冲突。2025年10月18日，全美多城联动爆发以“不要国王”为主题的大规模抗议，打破了政府停摆通常不会直接引发示威游行的历史惯例。正是特朗普及其团队的“特立独行”，让民众的不满集中爆发。

今年的政府停摆，对美军的冲击远非“迟发工资”那么简单，它是一场从物质到精神、从当下到未来、从内部凝聚力到外部威慑力的多维度、系统性侵蚀。

一是军队陷入欠薪危机，冲击美军家庭，重挫美军士气。此次政府停摆打破了“现役军人薪资不受政治博弈影响”的长期惯例，造成130万名现役军人“无薪坚守”，直接冲击军人家庭生计。政府停摆仅4天，陆军紧急救援组织就收到1.5万份紧急援助申请，申请总额超1000万美元，较平时激增3倍。各军种被迫采取应急措施：海军在官网发布财务指导文件，建议军人联系银行申请贷款以预支生活开支；陆军、空军则通过内部渠道公示补助项目清单，引导困难人员对接红十字会等慈善组织。五角大楼甚至罕见接受1.3亿美元的私人捐赠，以解燃眉之急。五角大楼内部简报显示，政府停摆期间，军人心理咨询预约量显著上升。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调研指出，68％的基层士兵表示“薪资不确定性让我重新考虑军旅生涯”，52％的尉官提及“职业前景焦虑感较停摆前明显上升”，军队士气与凝聚力遭受严重损害。

二是军事训练缩减与装备运维梗阻，削弱美军战备水平。政府停摆期间，国防部33.4万名文职人员（占总数45％）被强制休假，包括装备验收团队、合同审批官员和技术文档管理人员。这些岗位的缺失严重影响美军的保障体系。一方面，美军不得不大幅缩减非核心任务。欧洲战区F-35轮换部署的“架次”从每月4至6架降至2至3架，印太司令部海上巡逻频次从每日3次降至1次，空军B-1B轰炸机训练小时数从月度5小时骤降至3.4小时，B-52H实弹投射训练暂停。另一方面，装备维护体系陷入半瘫痪，装备交付出现延迟。希尔空军基地作为F-35大修核心枢纽，月均大修产能从12架次降至8架次。F-35A的生产因缺乏政府人员签署最终验收文件，导致战机无法按计划交付。美国政府问责局10月报告揭示，F/A-18、F-35、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等5种主力装备维修积压本就比较严重，而停摆预计使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平均待修时间从8个月飙升至11个月，战备水平受到实质性削弱。

三是技术研发停滞与人才流失，侵蚀美军未来战略能力。2020年以来，美国国防拨款相关法案平均延迟通过112天，远超2010至2019年间年均45天的水平，周期性预算危机迫使军方挤压研发投入。此次政府停摆，五角大楼累计从研发账户挪用94亿美元填补薪资缺口，致使关键研发项目停滞。2025财年“下一代空中优势”六代机原型机、高超声速武器研发等项目，难以按计划推进。高度依赖技术的太空军更是倍受冲击。6.8万名文职人员，58％被强制休假，涵盖GPSIII卫星星座管理、太空态势感知系统运维等关键岗位。施里弗基地声明，在其监控的2.3万个太空目标中，“非威胁性目标”轨道预测更新周期从4小时延长至12小时，碰撞预警响应效率下降60％。更严重的是，人才流失风险激增。太空军协会评估，若政府停摆持续，关键岗位人员流失率可能由目前的14％升至20％，缺口填补需3至5年，对创新能力的破坏将是不可逆的。

四是军队被迫卷入党争旋涡，动摇自身非政治化根基。特朗普阵营利用福克斯新闻等保守派媒体，建构“挺总统即挺军队”叙事，将预算谈判中的不妥协包装为“维护军人利益”，甚至把政府停摆归咎于“民主党蓄意损害国防”。更危险的是，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竞选集会上宣称，“不支持我的预算方案，就是不支持正在受苦的军人”，公开给民主党议员贴“不爱国”“敌视军队”标签。这种政治捆绑策略让军方领导人陷人两难：既要安抚因欠薪而士气低落的部队，又要在公开表态中精准拿捏分寸-驻欧洲陆军司令因提及“停摆影响战备”，遭保守派舆论攻击是“配合民主党抹黑政府”。种种迹象表明，秉持“非政治化”传统的美军已被拖入政治旋涡，其“中立性”根基显现动摇迹象。

此次政府停摆对美军造成的深层影响不可估量

综上所述，2025年的政府停摆对美军的影响，是一场“静默却致命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从军人家庭稳定到一线部队战备，从装备维护保养到技术研发创新，从官兵个体的职业信念到军队整体的非政治化传统，每个环节都在政治内耗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这已超越简单的预算危机，而是对美军整体健康与长期竞争能力的系统性侵蚀。历史或将证明，此次政府停摆不仅是美国国内政治的一段注脚，更可能是其全球领导地位与军事优势加速蜕变的一个关键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