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2年，汉五年二月初三，刘邦称帝，建立大汉王朝。

严格来说，汉朝建立时并非一个高度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原因很简单，刘邦的汉朝廷之外，西汉境内还有七个诸侯国，这些王国总面积加起来已经超过大汉朝廷，诸侯王表面上顺从中央，听命刘邦。实际上，他们拥有独立的军队，可以自己征收赋税，除了丞相，王国官僚系统也完全独立于中央。

怎么回事？都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难道刘邦就不担心皇权受到威胁？

刘邦不傻，他当然知道这些半独立的王国对朝廷来说不是什么好事，但大汉立国时，这种局面就已形成，他也无可奈何。

而这种局面正是刘邦为夺取天下一手促成的，换句话说，这是刘邦为击败项羽用的权宜之计。

项羽灭亡秦国后，也论功行赏，也分封诸侯王。但是项羽本人并没有做大一统帝国皇帝的打算，所以他自封西楚霸王，搞了个“十八王之封”，自己做天下共主。

听起来挺美好，对吧？但问题来了——项羽的分封方式太霸道了，直接把各路诸侯得罪了个遍。结果呢？分封刚完没多久，义军的号角又吹响了，这次是冲着项羽来的。

为啥诸侯们要反他？原因很简单：项羽的分封太不公平，根本不像是分封，反而更像“削藩”。咱们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刘邦。按照“先入关中者王之”的约定，刘邦应该被封为汉中王，但项羽把他封在汉中，关中这块战略要地他完全没份，这已经是赤裸裸地违约了。

又比如燕王韩广，人家本来就是燕王，项羽却把他封到辽东，改叫“辽东王”。说白了，就是逼他交出燕地，换了个偏远的地方。

项羽这么一通折腾直接再次打乱天下，诸侯王们很快就炸了。辽东王韩广和燕王臧荼因为封地问题打了起来，刘邦也不装了，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又从汉中杀回来关中。

为了打败项羽，刘邦拉拢各路义军首领，封王封侯，要什么给什么。这招反其道而行收获奇效，几年后，项羽兵败垓下，自刎乌江。

这下听明白了吧，刘邦封异姓王不是当上皇帝后头脑发热，而是为了拉拢人心。他当然也知道，这些异姓诸侯王都是定时炸弹，但说出去的话如同泼出去的水，如果不论功行赏，谁会拥护他做皇帝？

所以，汉朝建立后，一边是仿效秦朝，实行郡县制；一边又跟西周差不多，大行分封制。两套制度加起来，就是历史书上常说的“郡国并行制 ”。

刘邦并不排斥分封，他觉得秦朝之所以二世而亡，就是没有皇室子弟拱卫中央。但是，刘邦的构想是分封刘姓皇族，而不是这些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异姓王。

正因如此，刘邦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削藩，说得残酷点，就是要干掉这些异姓王，并用刘氏子弟来取代他们。

汉朝的异姓王即将面临兔死狗烹的下场。

1.刘邦的削藩阳谋

面对随时可能爆雷的异姓诸侯王，刘邦没有一丝侥幸。这边皇位还没坐热，他就开始磨刀霍霍，动手削藩。

第一个倒霉的是燕王臧荼。

史书记载臧荼是因起兵谋反而被刘邦诛杀。公元前202年7月，刘邦登基后仅五个月，臧荼举兵反汉，刘邦亲自率兵征讨，臧荼完全不是对手，随即被杀。

这个时间线耐人寻味。谋反是多大的事儿，要准备粮草、兵器吧，要制定计划吧，要收买人心吧，怎么臧荼在刘邦登基五个月后就迫不及待地反了？

更吊诡的是，在臧荼起兵之前，已经有人向刘邦举报他谋反，可皇帝此时却不动声色，非要等臧荼起兵才动手。

了解前因后果，我们就能看出其中的帝王的权谋。

臧荼为什么造反？说白了，还不是被刘邦逼的。他称帝后，对对项羽的旧部进行了大规模拍大清洗，连曾经放过他一马的丁公都被杀了，还公开说丁公不忠。臧荼一听，心里能不慌吗？他自己可是先背叛韩广，又背叛项羽，履历上全是黑历史。与其坐等被清算，不如先下手为强。结果呢？刘邦早有准备，臧荼刚一起兵，刘邦就亲率大军平叛，不到三个月就把他收拾了。

诛杀臧荼其实就是一场阳谋。我就是要给你压力，让你心慌，逼你造反。反正你实力在朝廷之下，真打起鹿死谁手一眼可知。臧荼当然也知道刘邦的用心，但他没有办法，与其交出封地封号，任人宰割，不如鱼死网破，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刘邦还用这一招收拾了韩王。

公元前201年春天，刘邦突然下旨要韩王离开河南一带的封地，到太原以北去为国戍边，也就是让韩广去跟匈奴人死磕。要知道，匈奴当时人强马壮，韩广根本不是对手，屡吃败仗。韩广拗不过刘邦，又打不过匈奴，直接逃亡了。

对那些不上当的诸侯王，刘邦也有办法。比如梁王彭越，他对朝廷也算忠心耿耿，没露出什么破绽，只是因为有人诬告他谋反，刘邦也不听他辩解，二话不说派人把他抓了，先是将彭越贬为平民，不久后又杀了他。

杀了彭越后，淮南王英布又成了刘邦阳谋手段的背景板。为了震慑英布，朝廷派人将彭越的尸体剁成肉酱，还单独给英布送去一份。英布收到这份礼物时，差点没吓晕过去。他知道，自己迟早也是这个下场，干脆起兵造反。最后也落个身死国除的下场。

都说推恩令是千古第一阳谋，但阳谋也不只有推恩令，刘邦的这些削藩手段也称得上阳谋，反正就是跟你明牌，逼你就范或者造反。

刘邦的魄力当然来自实力。从账面来看，他完全有资本干掉任何一个诸侯王。你看，汉朝的郡县数量虽然只占全国的三成不到，但地盘大、人口多，尤其是富庶的关中地区，牢牢掌握在刘邦手里。人才方面，他手下有樊哙、周勃这样的猛将，还有张良、陈平、萧何这些顶级谋士，简直是群星闪耀。更关键的是，刚刚从楚汉战争中磨炼出来的南军、北军，战斗力爆表，而且对刘邦忠心耿耿。

有了这些底牌，刘邦当然敢用阳谋削藩。但他也不是莽夫，动手之前总得找个理由，避免被人说闲话。所以，他经常用政治手段逼诸侯王先造反，然后再以“平叛”的名义迅速镇压。这样一来，既师出有名，又能得偿所愿。

2.异姓王的末日

汉初七大异姓王，有臧荼、彭越这样的软柿子，也有韩信这样的硬骨头。

硬骨头不好啃，但又不得不下嘴，刘邦不是没想过动武，但是手下的谋士总提醒他，韩信兵多将广，而且本身也是武德充沛，武力削藩风险太大。

谋士们说的没错。作为汉初三杰之一，韩信被后世誉为“兵仙”，要说用权用谋，韩信可能比不上刘邦，但要说排兵布阵，韩信样样拿手，就算汉朝中央账面实力远超韩信，但武力削藩的风险还是太大了。

这样的对手，刘邦当然不能正大光明地解决，阳谋不行，那就来阴的。

公元前201年，韩信当上楚王的第二年，刘邦的谋士给他出了个主意：让刘邦假装去云梦泽巡游，韩信作为楚王，肯定得亲自来迎接。只要韩信一露面，安排个武士就能轻松把他拿下。刘邦一听，觉得这主意不错，就照办了。

结果，韩信还真上当了，乖乖出来迎接，直接被刘邦的人控制住了。这次刘邦没再手软，先是把韩信从楚王贬成了淮阴侯，几年后，韩信又被吕后诛杀。

与韩信的遭遇类似，赵王张敖也是被刘邦设计，被剥夺赵王头衔，改封宣平侯，如果他不是刘邦的女婿，必定难逃一死。

就这样，七大异姓王中，燕王、梁王、韩王、淮南王、楚王身死国灭，赵王也被降爵为侯，只剩下一个弱小的长沙王吴芮，长沙国地处偏远，而且对刘邦从无二心，刘邦也就象征性地保留了这么个吉祥物。

在剪除异姓王的同时，刘邦又大封刘姓子弟，他希望这些刘姓诸侯王能拱卫中央，避免重蹈秦朝孤立无援的覆辙。他将原属韩信的楚国一分为二，其中一部分由他的弟弟刘交接管，刘交成为新的楚王，封地包括彭城、东海和薛郡等地。这些地区不仅经济富庶，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原本属于楚地的淮东五十二座城邑，则被刘邦封给了他的堂兄荆王刘贾。

刘邦在打击异姓诸侯王的同时，对自家亲属却十分慷慨。他的庶长子刘肥虽然没有什么军功，也缺乏野心，但仍被刘邦封为齐王，齐国以临淄为都城，管辖七十三座城邑，成为西汉时期最大的诸侯国。此外，刘邦的二哥刘喜出身农民，并无军事才能，却被封为代王，代国控制着今河北、山西一带的广阔区域，扼守汉朝的北部边境，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为了防止异姓诸侯王死灰复燃，刘邦还跟手下衬料订下白马之盟，约定只有刘氏皇族才能封王，“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

此消彼长之下，汉初同姓诸侯王遍布天下，异姓王只剩下长沙王一枝独秀。

但刘姓王就真的能跟朝廷一条心吗？西周以分封立国，封的人大部分也都是王室子弟，可结果呢，几百年下来血缘关系淡薄，谁还跟你攀亲戚，该打仗打仗，该作乱的作乱，导致整个东周都不太平，天子也成了仅供摆设的花瓶。

所以，没了异姓王，汉朝的藩镇割据仍是难题，仍然需要刮骨去毒。

3.同姓王也不是善茬

刘邦驾崩仅仅18年，汉朝就祸起萧墙。

公元前177年，汉文帝即位不久，济北王刘兴居起兵作乱。尽管这场叛乱很快得以平息，但刘兴居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他成为刘姓王爷中造反第一人。

三年后，淮南王刘长公开称帝，大汉版图再次出现裂痕。到汉景帝时，七国之乱更是让大汉朝廷地动山摇。

为什么同姓王也不服管了？

根子就出在刘邦设计的这套制度上。

清除异姓王之后，刘邦对刘姓诸侯王作的限制并不多。这就导致这些王国名义上归朝廷管，实际上权力跟朝廷差不多，形成事实上的国中之国。

诸侯王的独立性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政治上，诸侯国可以自己任命官员。刘邦在位时，朝廷派去的丞相还能靠皇帝的威严管点事，但时间一长，法律越来越松，诸侯王们就不把丞相当回事了，有的把丞相赶走，有的甚至直接杀掉。比如淮南王刘长，他不仅赶走了朝廷派的丞相，还让汉文帝给他开后门，意图自己任命亡国内的所有官员。

汉初朝廷还规定，诸侯国两千石以上的高官都得由中央派遣，但这规定也没啥用。像胶西王刘端，对朝廷派来的官员各种陷害，能抓到把柄的就治罪，抓不到的就直接下毒。

朝廷无法将触角伸向诸侯国，自然就没办法控制这些王国。

其次，军事上朝廷也没有过多的限制。当时朝廷为了防止诸侯王拥兵自重，设定了虎符制度，也就是诸侯王要发兵，必须有朝廷的虎符，不能随便调兵。但问题是，汉代交通不便，通信困难，虎符调兵的制度根本没法适应实际需求。再加上刘邦分封同姓王本来就是为了“保护中央”，不可能完全剥夺诸侯王的军事自主权，所以这个调兵制度也就形同虚设了。

而且朝廷对诸侯王的武装规模也没有限制。史书记载，齐国曾经出动过十二万车骑帮朝廷平定英布叛乱。七国之乱时，吴王刘濞吹嘘说吴国虽然小，但也能凑五十万兵。诸侯国兵力之盛可见一斑。

最后是经济上。诸侯王如果个个穷嗖嗖的，就算有心造反也无力起兵，毕竟打仗打的就是钱粮。可汉初朝廷对往国内的经济完全是放任不管，诸侯王可以在自己的地盘上征收各种赋税，还能开矿、铸造钱币。许多先天条件好的诸侯王那是富得流油。比如说吴王刘濞，他靠着境内的铜矿、盐矿发了大财，钱多到用不完。又比如汉文帝的儿子梁王刘武，史书记载他有一处方圆三百多里的园林，出门打猎还带千军万马，比皇帝都威风。

就这样，不少刘姓诸侯王靠着封侯的财政供养，一个个变得膘肥体壮，招兵买马自然不在话下。拳头硬了就有底气，一代代传承下来，他们开始胆大妄为，有的不用皇帝年号，有的不尊皇帝，甚至甚至擅用天子礼仪。

大汉朝廷头疼不已，所以，在推恩令出现之前，汉文帝、汉景帝就有削藩的动作，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诸侯王变得老老实实，都听皇帝的话。

3.汉武帝面临的烂摊子

《汉武大帝》这部剧二十年前就火了，很多人就算没看过这部剧，可能也会熟悉剧中汉武帝说出的那句霸气台词：朕此战，就是要明明白白地告诉世人跟匈奴人，从此以后，攻守易形了，寇可往，我亦可往。

推崇汉武帝的人说他雄才大略、气盖山河，所以总在文艺作品中让武帝霸气外露，这句“寇可往，我亦可往”正是后人的创作想象。

其实啊，汉武帝刚当皇帝那会儿，根本没有这种霸气，甚至还有点委曲求全，治国理政也像个小媳妇一样蹑手蹑脚，生怕得罪不该得罪的人。

就拿跟匈奴和亲的事来说吧。公元前140年，刘彻即位称帝的第二年，匈奴人就给他送来一封勒索信，要汉朝送个公主过来和亲，皇帝要是不答应，那就战场上见。

汉武帝这年才16岁，初为人君，汉王朝也有主少国疑的担忧，所以干脆就答应了匈奴的条件，派出公主和亲。

没成想，仅仅六年后，匈奴又要和亲。这时武帝已经22岁，正是血气方刚，裘马轻狂的年纪，给匈奴送媳妇儿的事儿他不想再干。

但是，人总有身不由己的时候，皇帝也不例外。一帮主和大臣都反对跟匈奴开战，武帝胳膊拗不过大腿，还是答应了和亲。

汉武帝对外服软也就算了，对内他的日子也不好过，可以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外有匈奴，内有什么呢？那就是豪强以及诸侯王，其中诸侯王问题尤其让人头大。

汉武帝登基之前，汉朝因七国之乱地动山摇。客观来说，七国之乱对汉朝中央来说就是塞翁失马，有得有失。平息这次叛乱后，诸侯王的实力肉眼可见地衰退，中央政府总算占有压倒性优势。但七国之乱也带来了另一个难题：它让汉朝中央政府意识到，蛮力削藩风险太大了。这也直接导致汉武帝在削藩上极其被动。

原因很简单，所有人都看到蛮力削藩的风险，汉武帝必然也担心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留给他的削藩选项并不多。

对汉武帝来说，削藩上必须的，最大的难点在于——怎么削？

仿效汉高祖刘邦武力剪除异姓王？都是自家骨肉，而且人家也没造反，这么干师出无名。仿效父亲刘启去削地？那更不行了，匈奴外患还没摆平，内部再来一次七国之乱那还了得？

汉武帝一定会着急，但急是急不出结果的。他只能尽人事听天命。对皇帝来说，当务之急是人才空缺，所以亲自发出求贤令，希望能找到那个帮他解决难题的人。求贤诏书中，汉武帝说了这么一句话，“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言下之意，我要等一个非常之人助我成就非常之功！

4.变局：汉匈战争迫在眉睫

与文帝、景帝相比，汉武帝明显是更喜欢折腾的皇帝。后世对他的评价也呈现两极分化，有人说他雄才大略，打出了汉民族的威风；也有人说他好大喜功，是个穷兵黩武的暴君。

不管怎么说，汉武帝的开创性是毋庸置疑的。

个人选择看似主观，实际上却由时代主导。就好比高考后填志愿，看起来是学生自己做主，但那些热门专业总跟时代挂钩，IT产业火的时候计算机专业热门，基建火了土木专业热门。

从这点上来说，汉武帝的开创性也是由时代造就的。说得更明白一些，是时代的变局迫使汉武帝做出开创之举。

汉武帝时代最大的变局就是汉匈战争。

自匈奴将汉高祖刘邦围困在白登山后，汉朝对匈奴是又怕又恨，此后60多年，对匈政策也是以防御为主，和亲为辅。这期间，双方也算好商好量，维持总体和平。

都说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但汉朝初年国家穷得掉渣，连皇帝出行都找不到四匹颜色一样的，兜里没钱，哪有跟匈奴开战的底气。

汉武帝即位后，情况完全不一样了，经过文景两代的猥琐发育，汉朝肉眼可见地富了。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这时候朝廷仓库里的钱多到用不完，以至于连穿钱的绳子都烂了。

钱既是面子，也是里子，心里有底，汉武帝不想再委曲求全。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决定采用大行令王恢的诱敌之计，将匈奴主力骗进汉朝边境的马邑一带，然后一举全歼。

这便是开启大变局的“马邑之谋”，也叫“马邑之战”。

说是战争，其实双方主力根本没有打起来。匈奴行军至半道发现这是诱敌之计，大呼上当，随即全军后撤。

这场战争让双方的契约精神荡然无存，正式结束了汉匈之间六十余年的和平。汉武帝的如意算盘落空，最不想见到的拉锯战随之而来。

战争需要集权，需要调动一切可用的人力物力，因此，汉武帝急需解决西汉内部的诸侯国分权难题。

汉武帝左右为难。打仗需要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如果要诸侯王对朝廷重臣，好像只能继续采取宽容政策。如此一来，王国难题根本无法彻底解决，保不准还会掣肘朝廷的军事行动，而且未来诸侯王可能会继续坐大，再次成为汉朝的心腹大患。

那用蛮力削藩呢？攘外必先安内，先把内部矛盾解决掉再说。

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条路太过凶险。七国之乱摆在那儿，大敌当前，再来一次内乱那还了得。

变局之下，汉武帝陷入死局。

要么说历史充满戏剧性呢。就在皇帝一筹莫展的时候，曾经埋下的那颗种子终于发芽了。

上一节我们讲到过，为了应对内忧外患，汉武帝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征召人才，为此，他还开辟了一条绿色通道，哪怕你是平民百姓，只要有才华傍身，也可以直接上达天听。

公元前128年冬天，汉武帝收到了一份署名为主父偃的奏章，他心心念念的那个“非常之人”终于来了。